在日本侵华的那段血泪史中，731部队，绝对是其中最为黑暗和恐怖的一页。
从1932年到1945年，这支仅有3607人的小部队，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手段，夺去了无数中国人民的生命，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731部队遗址
然而，亲手豢养出这个怪物的日本人，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它竟然也会有反噬自己的一天。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发生在1948年的一起离奇悬案。
看更多历史故事，请关注@衔笔书史
1948年1月26日，下午4点，在日本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今东京丰岛区）的大门里，突然爬出了一个身穿职员制服的男人。
路过的行人还以为他得了急病，纷纷围上去询问，然而，这个男人一边痉挛着抓挠着喉咙，一边死死地盯着银行的大门，眼神里全是恐惧。
几名胆大的行人，走过去推开大门，往里面一瞅，登时吓得屁滚尿流，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声：“死人啦！都是死人！”
这一事件，就是日本近代的著名悬案之一——“帝银毒杀事件”。
在案发现场围观的日本群众
接到报案后，东京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椎名町支行，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惨状，让见多识广的警察也不禁头皮发麻——
在椎名町银行的大厅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毒发身亡的尸体，其中有男有女，甚至还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中毒的共有16人，经过抢救，只有4个人幸运的活了下来。
在从死神手中侥幸逃脱的这4个人里，就有椎名町支行代理店长（行长）吉田武次郎。
正是从吉田的口中，日本警方才得知了这一案件的经过——
1月26日下午3点钟左右，一个男人走进了椎名町支行，非常威严地喊道：“支店长在哪里？马上请他出来！”
若换做平时，保安早就开始赶人了，但这个男人的身份却不一般——在他的手臂上，赫然戴着“东京都防疫班”的红色袖章。
当吉田毕恭毕敬地迎出来时，这个男人递给了他一张名片：“我是厚生省（日本负责医疗和社保的部门）预防局的职员松井蔚，我们接到通报，在这附近出现了几名痢疾患者，并且曾经到过你们支行。按照GHQ的指令，要对这里进行彻底消毒，我奉命前来发放预防药品。”
“松井蔚”这一番话，让吉田和银行职员们深信不疑——不仅因为附近的确出现了痢疾患者，更关键的是，这还是GHQ的“指令”。
麦克阿瑟堪称二战后日本实际的统治者
所谓的“GHQ”，全称为“General Headquarters”，指的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
自从日本战败以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就成为了日本实际上的统治机构，特别是它的领导人麦克阿瑟，更被日本人奉若神明，是如同“太上皇”一般的存在。
有GHQ的“金字招牌”背书，吉田马上将大厅里的人全部集合起来，从“松本蔚”的手中，挨个领取了一勺药水。
按照“松本蔚”的说法，这种药水是GHQ刚刚开发出来的新药，虽然效果很好，但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性，因此，在服药后，要等待1分钟的时间，再服用相应的中和剂。
然而，药水所腐蚀的，却绝不只是他们的牙齿——据吉田回忆，这种药水有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喝下去之后，就如同吞了一大杯烈酒，整条食道仿佛着了火。
没过多久，在场的人都纷纷痛苦地挣扎起来，吉田硬撑着跑到卫生间里漱了口，随后便晕厥了过去。
就在这16个人逐渐走向死亡时，“松本蔚”却好整以暇地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他不紧不慢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擦掉了所有指纹，并从银行里拿走了164450日元的现金，和一张17450日元的现金支票。
日本媒体还原的投毒经过
这笔钱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放在1948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日本警方从一开始，就把这一案件定性成了杀人抢劫案。
凶手虽然尽可能的毁灭了证据，但由于现场留下了幸存者，经过他们的描述，警方还是得到了几个关键的信息：
他身高在160左右，年龄大约50岁；
高鼻梁、细长眼、头发花白；
脸上有两处老年斑，左耳下方有一道伤疤；
......
根据这些信息，警方很快复原出了凶手的画像——
凶手画像
虽然手里有了画像，但要在8000余万人（1948年日本人口）中找出这么个人来，基本上等于大海捞针。
“按图索骥”行不通，日本警方经过一番思量，将侦破重点放在了凶手的作案方式上。
日本警方之所以这样做，理由很简单——抢银行的案子不稀罕，但用下毒的方式动手，可就稀罕得很了。
在凶手的整个作案过程中，他不仅要编出一套足以乱真的谎言，还要精确估计毒物剂量与发作时间，一旦中间出现纰漏，都有可能导致失手，风险相当大。
因此，日本警方认为，这名凶手能够这么从容淡定地展开行动，之前应当做过周密的策划，甚至可能进行过提前“演练”。
果然，当警方开始排查后，线索出现了——就在这一案件发生前的3个月内，东京都内已经发生了2起类似事件！
1947年10月14日，日本安田银行荏原支行里，也出现过一名自称“松井蔚”的男子，前来进行痢疾的预防工作。但这一次“松井蔚”所发放的并不是毒药，也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而就在案发的前一周，也就是1948年10月19日，这名男子又化名为“山口二郎”，以同样的借口，来到三菱银行中井支行里发放药物。
然而，当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要去核对他的身份时，这名男子明显地慌乱起来，在地面上撒了点药水后便匆匆离开了。
如今的日本三菱银行
通过分析这2起类似事件，警方断定，凶手在第1次事件中试验了下毒的整个流程，而第2次试验表面上虽然失败，但也让凶手测试了他的脱身借口，即使受到怀疑，也能够全身而退。
同时，这2起事件也为警察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凶手会重复使用“松井蔚”这一身份，就代表这个人的身份经得起查验，换言之，这个“松井蔚”一定真实存在！
警方立刻对厚生省的所有雇员进行了排查，果然找到了这个叫做松井蔚的人，但他并不住在东京，而是生活在仙台，他在案发时也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
到这里，线索似乎又断了。
就在这时，警方突然意识到，厚生省雇员上万，凶手为什么单单要冒用松本蔚的名字呢？
在日文姓名中，“蔚”字并不常见，一般的印刷社里不会准备这个字，想要印刷这样的名片，需要单独定制，也就非常容易留下相关线索。
也就是说，凶手之所以使用松本蔚的名字，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手里有现成的名片！
凶手遗留在现场的名片
为了查清凶手名片的来源，警方立即再次传讯了松井蔚。
幸运的是，松井蔚是个相当仔细的人——据他讲述，这组名片他一共印刷了100张，目前发出去了94张，而每一张交换回来的名片，松井蔚全部保留了下来。
这份名单让警方如获至宝，经过一番排查，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家住北海道小樽市的平泽贞通。
平泽贞通
平泽贞通，时年56岁，是小樽市的一名蹩脚画家，虽然有点小名气，但画的销路却很差，只能靠给人画些“春宫画”谋生。
虽然画技平平，但平泽贞通的“歪心眼”可不少——几年之前，他就曾经因为伪造支票诈骗，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
在“帝银毒杀事件”当天，平泽贞通就在东京，案发的第二天他便返回了小樽市，而在几天之后，他的银行账户上也多出了一笔13万余元的款项。
与此同时，警方将平泽贞通的照片交给见过凶手的银行职员进行了辨认，有18人表示，平泽“和凶手长得很像”。
综合这些情况，日本警方认定，平泽贞通就是这起大案的真凶！
1948年8月21日，警方在小樽市逮捕了平泽贞通，一个月之后，警方对外宣布，平泽贞通已经认罪，“帝银毒杀事件”告破。
宣布破案的新闻报道
按照正常流程，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在出庭接受审判时，平泽贞通突然当场翻供，声称自己受到了日本警方的暴力审讯，所谓的“认罪”，完全是屈打成招。
平泽贞通的这一手，搞得日本警方狼狈不堪，他们只得重新开始寻找证据，才能在无口供的情况下，给平泽贞通定罪。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项项疑点接连浮出水面，让日本警方也开始犯嘀咕——平泽贞通真的是凶手么？
首先，在犯罪现场里，除了消失的现金和支票外，在柜台桌面上还有41万日元，打开的保险柜里也放着35万日元，完全可以全部拿走，但这些钱凶手却丝毫未动；
其次，根据化验，被害的12个人都死于氰化物中毒，这种高致死性的毒药，即便在当时，也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作为普通人，平泽贞通基本不可能搞到；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据幸存者回忆，凶手给予的毒药剂量相当精准，受害者几乎是同时死亡，导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及时报警。
然而，受害者除了成年人之外，还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这些人所需的致死剂量完全不同，而平泽贞通毫无医学和化学背景，为什么能如此准确的把握药物剂量呢？
遗留在现场的证物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给这起案件笼罩上了重重迷雾，毫无头绪的日本警方，只得开始重新排查这个案件中牵涉到的所有人物。
一查之下，日本警方才突然发现，这个松井蔚的背景原来相当不简单——
在二战期间，松井蔚曾经应召入伍，被派驻到新加坡，加入了代号为“冈字9420”的“南方防疫给水部”。
而这支部队，正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分支机构之一。
不仅如此，凶手所使用的毒物被确定为丙酮氰醇，这种剧毒化合物的诞生地，正是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控制下的日本第9化学兵器研究所。
石井四郎
这一发现，让日本警方恍然大悟——731部队的成员既具备配制毒物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可能与松井蔚保持着联系，能够拿到他的名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这群人里也许就隐藏着一个杀人魔王！
因此，日本警方将侦查方向转向了与松井蔚有交集的前731部队成员，并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前731部队大佐、时年51岁的诹[zōu]坊敬三郎。
根据调查，在案发当天，只有这个诹坊没有不在场证据，而且他的外形条件，与画像上的特点也非常相似。
然而，就在日本警方准备深入调查诹坊敬三郎时，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突然横插一杠子——他们严令日本警方，不得对前731部队成员展开任何调查！
二战后的驻日美军 妥妥的特权阶层
美国人一插手，这案子自然也就查不下去了。于是，在1950年7月，日本东京法院只得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判平泽贞通死刑。
被判死刑后，平泽贞通一直不服判决，持续提出上诉，而日本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支持平泽贞通无罪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平泽贞通的死刑一直未能得到执行。
1987年，在被关押了整整39年后，平泽贞通死在了日本的监狱里。直到死去之前，平泽贞通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随着平泽贞通的死去，“帝银毒杀事件”，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永远的悬案。
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电影
这起案件虽然扑朔迷离，关于案件真凶的猜测也是众说纷纭，在这里，衔笔也想做出自己的一番推断——
纵观整个案件，完全不符合常理的最大疑点，就是手段与结果的极度不对等。
凶手费了这么大的工夫，不惜杀掉12个人，却只拿走了18万日元，却对现场的76万日元视而不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凶手压根不是为财而来。
既然凶手不是为财杀人，那么他的动机基本上就只剩下了3种可能——
1、为了复仇；
2、凶手是个报复社会的疯子；
3、这一事件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掉复仇这一项，因为在日本警方的调查报告中，所有的被害人身边，都没有这么不共戴天的仇人。
其次，我们也基本可以排除凶手脑子不正常的猜测，因为如果凶手是为了报复社会而来，在第一次试验时就完全可以动手杀人。
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动机，只剩下最后一项了，凶手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就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
所谓的利益交换，说白了就是一场买卖，如果凶手是卖家，那么自然要有买家。
在这场黑暗的交易中，最大的买家嫌疑人是谁呢？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判断，那就是阻挠警方追查真相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它背后的美国政府。
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逐步解密了一批二战后的机密资料，其中的两份文件，也许与“帝银毒杀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份文件，名为《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又名《诺伯特.费尔报告》，是美军德特里克堡植物实验室诺伯特.费尔博士，在1947年6月完成的。
在这份报告中，诺伯特.费尔提到，他与日本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等19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这些人为他提供了长达60页的细菌战情况报告、8000个病理切片，以及600多页的鼠疫细菌研究材料。
而在这份报告的结尾，诺伯特.费尔特别注明：“此次调查的全部信息均保留在情报渠道中......不得用于战争罪起诉。”
也就是说，石井四郎等人，用这些罪恶的证据，换来了一块“免死金牌”。
诺伯特.费尔的报告
第二份文件，名为《细菌战调查总结报告》，又名《艾德温.希尔和约瑟夫.维克多报告》，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基础科学部主任艾德温·希尔和约瑟夫.维克多完成的。
与上一份报告相比，这份报告的内容要详细得多，其中提到了有22名731部队高级军官，向美军移交了他们于1943年从哈尔滨带回的500份人体病例报告，囊括了日军主要研究的25种细菌战剂，“其中，400份有充足的材料可进行研究”。
为了换取这些报告，美国人也是下了血本，一共向这些高级军官支付了25万美金的巨款。
即便如此，这两个美国人依然洋洋得意地表示：“但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艾德温·希尔和约瑟夫.维克多的报告
从这两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与美国人的交易，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高级军官，不仅获得了免罪，而且还捞到了一大笔钱，足够他们在战后残破的日本过得既舒服又体面。
我们前文提到过，731部队总共有3607名成员，现在高级军官们都脚底抹油了，那么中下层军官和研究人员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帝银毒杀事件”所发生的微妙时间段——1948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已经接近尾声，而在横滨进行的乙、丙级战犯审判，则正在紧张的审理当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没有得到“保命承诺”的731部队的其他成员，在这段时间内必然是战战兢兢，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而这些高级军官的结局，无疑给这些中下层军官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最好的榜样——只要能够拿出实打实的数据，保命自然不在话下，而且还能发上一笔横财。
要取得可靠数据，就得进行人体实验，而对这些早已泯灭了人性的家伙而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群小白鼠而已。
何况，只要顺利完成投毒，像松井蔚这样已经混入厚生省的731余孽，自然能够顺利的拿到化验数据，为他们换来无忧无虑的后半生。
在衔笔看来，“帝银毒杀事件”，完全是731部队的余党们，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而策划实施的一起罪恶行动。
只不过，这次为他们买单的，从日本军国主义者换成了美军而已。
至于倒在帝国银行里的12条冤魂，和在监狱里呼号喊冤的平泽贞通，谁又会在乎他们的感受呢？
关于“帝银毒杀事件”，以上分析不过是衔笔的一家之言，各位朋友们有什么真知灼见，欢迎留言讨论，咱们评论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