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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何中国北洋水师会有人埋葬在英国?

赴英接舰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正在大力筹办海防、兴建新式海军的清朝作出决定,派遣自己的官兵赴英国接收订购的军舰。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佣洋人驾驶回华。此次为节省经费,也为增加海军官兵海外“游历涉练”起见,经李鸿章上奏,派出了由北洋水师督操提督丁汝昌所率领的224人的接舰部队,前往英国纽卡斯尔(书中称之为“纽克所”),将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接收回国。池仲祐作为一名“文案”,全程参与其事,后写成《西行日记》。此书是对近代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赴外国接收军舰最完整、最全面的记录,也是近代中国海军首次走向世界的历史见证。

接舰部队的行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接舰部队集结天津,到光绪七年四月初三“海琛”号驶达目的地纽卡斯尔,约五个月;二是在纽卡斯尔等待接舰,直到离开(七月十五日),约三个半月;三是“超勇”、“扬威”两舰启程回华,抵天津大沽,李鸿章验收(十月初一),大约三个半月(含闰七月)。

十一月初五,接舰部队在天津登上招商局“丰顺”轮船启行。初九抵达上海,定制军衣及旗帜。

光绪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接舰部队在上海换乘招商局“海琛”号轮船启行。淞江各兵船、炮台皆升旗发炮欢送。沿途经过厦门、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等地。三月二十四日,在雨雪交加中抵达伦敦港,遥望“岸边灯光燎亮,联络数里”,官兵兴奋心情可以想见。

三月二十六日午后,去参观定制的“超勇”、“扬威”舰,但两舰还未完成,只得仍驻“海琛”船上。次日,先期到达英国的丁汝昌到船。此后全体官兵“早晚站班点名”、“各执事按日办公,如兵船”,可见丁汝昌治军严明。

四月初三日接舰部队抵达目的地纽卡斯尔,至此赴英航程顺利结束。

友好交往

在纽卡斯尔等待接舰期间,接舰部队与当地民众、政府官员密切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中英友好的一段佳话。

中国海军官兵的到来,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到“海琛”船上参观的士女络绎不绝,“甚有不相识而以物及影相赠者”。

鉴于上船参观者太多,六月初三日起,规定每天只准许本地40人上船参观,凭票登船。十日因有“颠妇人到船”,以后连本地人也不准上船游览。

在纽卡斯尔,在当地友人的介绍下,作者下到了数百米深的煤矿进行开采,获得了极为难得的体验。他还参观了一处贵族私宅,对贵族的生活、居住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摹,这或许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历程中惟一可以见到的此类记录。

四月二十日,纽卡斯尔市政府邀请接舰部队官兵上岸观看马戏,当地民众“沿途观者,肩摩肘掣,拥挤不开,土人各以手挥帽作礼”,可谓盛况空前。

五月十三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文森(书中称之为“实提生顺”)百岁寿诞,纽卡斯尔市政府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等人受邀出席,市长致祝酒词,林泰曾用流利的英语致答谢词,感谢当地人民的热情款待,希望英中两国“永相和睦,无忘旧好”,并表示史蒂文森所发明的火车必将在中国“大获其利”。次日当地报纸作了报道,赞扬林泰曾“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

作为年轻的海军军官,作者与纽卡斯尔少女意腻、意楣等人交往颇深,双方互相写信,寄赠礼物,一起出游,彼此熟悉的程度,甚至连意腻家养的鹦鹉都能“屡呼余名矣”。这使得此番西行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次异国的浪漫之旅。

在纽卡斯尔,有两位中国水兵袁培福、顾世忠相继去世。葬礼简朴而隆重,“管驾官(舰长)及弁勇皆临穴送之”,并为之立碑,上书“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纪以时日。七月九日晚上,在离开英国前夕,作者特意登岸去凭吊亡友之墓。只见“土山一座,皆墓丛也。然山门以内,夹道芳草,联络不断。诸墓皆有碑,墓上多栽花,或置杯盘及玩物等,错落散布。袁、顾两墓相去盈尺,余周视良久,为之慨然。”英国风俗,坟墓上多栽花。作者的一个英国女友玛其梨(Marguerete,通译玛格丽特)承诺,在他离开英国以后,为袁、顾两墓栽花。一百多年过去,原有墓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的墓碑甚至已经倒塌并断裂,碑身也被泥土掩埋了大半,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故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修缮之举。

六月十九日,“扬威”试轮。次日“超勇”试轮。

七月八日,接舰部队分赴“超勇”、“扬威”舰。

初九日,驻英公使曾纪泽亲赴军舰进行试航。

十四日,两舰完成粮食、煤、水的补给工作,万事俱备,等待启航。纽卡斯尔市长前来送行。作者回顾到英国以来,与许多英国人“谊订友朋,情同兄弟”,自己来到异国他乡,得到了英国友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如今“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其依依不舍、珍重惜别之意,跃然纸上。

归途多舛

离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七月十五日两舰驶离纽卡斯尔,启程回国,沿着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太平洋航线航行,途经各国均鸣炮祝贺,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独立远航,也是首次走向世界的壮举。

但回国之途并不顺利,“扬威”舰接连出现故障,不是轮机损坏,就是水缸舱失火,或者船上煤水都已用尽,不能开到港口,需要“超勇”前往救援——幸而都是有惊无险。

闰七月初七日,航行到塞得港外港时,因从英国出发时“未领保安执照”,两舰被勒令悬挂黄旗,禁止船上、岸上人往来。连来到舰上的当地引水员也被扣留舰上歇宿。直到次日本地医生上船检疫,查明没有疫症,方才放行。

八月二十三日,驶近香港外海时,遇到狂风巨浪,两舰不畏风险,搭救遇难的香港船民,令香港同胞第一次感受到祖国海军的温暖。作者还特别提醒说:“按历年八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皆暴风之期,出行人当慎之。余前在福州艺新兵船,遇有风后必开舟出巡,多所拯救,此处竟无是例。有心民膜者,不可不察也。”这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何尝又不是他的为官境界!

日记的“殿幅”——也就是压轴之作是《七省海军议》,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十大建议,长达三千余字,表明他不仅具有清醒的世界意识,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堪称大手笔。尤其是末尾“国无海军,几不成国”最有见地,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精辟分析,值得国人永远牢记!

池仲祐(1861——?),字滋铿,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接舰回国后供职于旅顺、威海,曾参加甲午战争。入民国后在海军部任职,曾任总务厅副官兼编纂科科长。除本书外,还辑有《海军实纪》,分为购舰篇、造舰篇、述战篇,民国十五年海军部印刷所出版。池仲祐可谓近代中国海军创建的亲身经历者和海军研究的先驱。

至于“超勇”、“扬威”舰,则在十几年后葬身于黄海中。《海军实纪》记载:在甲午战争中,“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不知道池仲祐写下这段泣血的文字时,是否想起了曲折、坎坷又浪漫的接舰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