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英接舰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正在大力筹办海防、兴建新式海军的清朝作出决定，派遣自己的官兵赴英国接收订购的军舰。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佣洋人驾驶回华。此次为节省经费，也为增加海军官兵海外“游历涉练”起见，经李鸿章上奏，派出了由北洋水师督操提督丁汝昌所率领的224人的接舰部队，前往英国纽卡斯尔（书中称之为“纽克所”），将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接收回国。池仲祐作为一名“文案”，全程参与其事，后写成《西行日记》。此书是对近代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赴外国接收军舰最完整、最全面的记录，也是近代中国海军首次走向世界的历史见证。
接舰部队的行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接舰部队集结天津，到光绪七年四月初三“海琛”号驶达目的地纽卡斯尔，约五个月；二是在纽卡斯尔等待接舰，直到离开（七月十五日），约三个半月；三是“超勇”、“扬威”两舰启程回华，抵天津大沽，李鸿章验收（十月初一），大约三个半月（含闰七月）。
十一月初五，接舰部队在天津登上招商局“丰顺”轮船启行。初九抵达上海，定制军衣及旗帜。
光绪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接舰部队在上海换乘招商局“海琛”号轮船启行。淞江各兵船、炮台皆升旗发炮欢送。沿途经过厦门、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等地。三月二十四日，在雨雪交加中抵达伦敦港，遥望“岸边灯光燎亮，联络数里”，官兵兴奋心情可以想见。
三月二十六日午后，去参观定制的“超勇”、“扬威”舰，但两舰还未完成，只得仍驻“海琛”船上。次日，先期到达英国的丁汝昌到船。此后全体官兵“早晚站班点名”、“各执事按日办公，如兵船”，可见丁汝昌治军严明。
四月初三日接舰部队抵达目的地纽卡斯尔，至此赴英航程顺利结束。
友好交往
在纽卡斯尔等待接舰期间，接舰部队与当地民众、政府官员密切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中英友好的一段佳话。
中国海军官兵的到来，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到“海琛”船上参观的士女络绎不绝，“甚有不相识而以物及影相赠者”。
鉴于上船参观者太多，六月初三日起，规定每天只准许本地40人上船参观，凭票登船。十日因有“颠妇人到船”，以后连本地人也不准上船游览。
在纽卡斯尔，在当地友人的介绍下，作者下到了数百米深的煤矿进行开采，获得了极为难得的体验。他还参观了一处贵族私宅，对贵族的生活、居住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摹，这或许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历程中惟一可以见到的此类记录。
四月二十日，纽卡斯尔市政府邀请接舰部队官兵上岸观看马戏，当地民众“沿途观者，肩摩肘掣，拥挤不开，土人各以手挥帽作礼”，可谓盛况空前。
五月十三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文森（书中称之为“实提生顺”）百岁寿诞，纽卡斯尔市政府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等人受邀出席，市长致祝酒词，林泰曾用流利的英语致答谢词，感谢当地人民的热情款待，希望英中两国“永相和睦，无忘旧好”，并表示史蒂文森所发明的火车必将在中国“大获其利”。次日当地报纸作了报道，赞扬林泰曾“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
作为年轻的海军军官，作者与纽卡斯尔少女意腻、意楣等人交往颇深，双方互相写信，寄赠礼物，一起出游，彼此熟悉的程度，甚至连意腻家养的鹦鹉都能“屡呼余名矣”。这使得此番西行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次异国的浪漫之旅。
在纽卡斯尔，有两位中国水兵袁培福、顾世忠相继去世。葬礼简朴而隆重，“管驾官（舰长）及弁勇皆临穴送之”，并为之立碑，上书“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纪以时日。七月九日晚上，在离开英国前夕，作者特意登岸去凭吊亡友之墓。只见“土山一座，皆墓丛也。然山门以内，夹道芳草，联络不断。诸墓皆有碑，墓上多栽花，或置杯盘及玩物等，错落散布。袁、顾两墓相去盈尺，余周视良久，为之慨然。”英国风俗，坟墓上多栽花。作者的一个英国女友玛其梨（Marguerete，通译玛格丽特）承诺，在他离开英国以后，为袁、顾两墓栽花。一百多年过去，原有墓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的墓碑甚至已经倒塌并断裂，碑身也被泥土掩埋了大半，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故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修缮之举。
六月十九日，“扬威”试轮。次日“超勇”试轮。
七月八日，接舰部队分赴“超勇”、“扬威”舰。
初九日，驻英公使曾纪泽亲赴军舰进行试航。
十四日，两舰完成粮食、煤、水的补给工作，万事俱备，等待启航。纽卡斯尔市长前来送行。作者回顾到英国以来，与许多英国人“谊订友朋，情同兄弟”，自己来到异国他乡，得到了英国友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如今“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其依依不舍、珍重惜别之意，跃然纸上。
归途多舛
离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七月十五日两舰驶离纽卡斯尔，启程回国，沿着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太平洋航线航行，途经各国均鸣炮祝贺，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独立远航，也是首次走向世界的壮举。
但回国之途并不顺利，“扬威”舰接连出现故障，不是轮机损坏，就是水缸舱失火，或者船上煤水都已用尽，不能开到港口，需要“超勇”前往救援——幸而都是有惊无险。
闰七月初七日，航行到塞得港外港时，因从英国出发时“未领保安执照”，两舰被勒令悬挂黄旗，禁止船上、岸上人往来。连来到舰上的当地引水员也被扣留舰上歇宿。直到次日本地医生上船检疫，查明没有疫症，方才放行。
八月二十三日，驶近香港外海时，遇到狂风巨浪，两舰不畏风险，搭救遇难的香港船民，令香港同胞第一次感受到祖国海军的温暖。作者还特别提醒说：“按历年八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皆暴风之期，出行人当慎之。余前在福州艺新兵船，遇有风后必开舟出巡，多所拯救，此处竟无是例。有心民膜者，不可不察也。”这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何尝又不是他的为官境界！
日记的“殿幅”——也就是压轴之作是《七省海军议》，提出了海军建设的十大建议，长达三千余字，表明他不仅具有清醒的世界意识，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堪称大手笔。尤其是末尾“国无海军，几不成国”最有见地，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精辟分析，值得国人永远牢记！
池仲祐（1861——？），字滋铿，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接舰回国后供职于旅顺、威海，曾参加甲午战争。入民国后在海军部任职，曾任总务厅副官兼编纂科科长。除本书外，还辑有《海军实纪》，分为购舰篇、造舰篇、述战篇，民国十五年海军部印刷所出版。池仲祐可谓近代中国海军创建的亲身经历者和海军研究的先驱。
至于“超勇”、“扬威”舰，则在十几年后葬身于黄海中。《海军实纪》记载：在甲午战争中，“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不知道池仲祐写下这段泣血的文字时，是否想起了曲折、坎坷又浪漫的接舰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