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制定国际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据自身利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导致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上周已经发表声明，批驳了美方有关错误观点，指出美方有关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站不住脚。我想再问美方几个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贸易规则主要制定者，美元是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而中国是国际贸易后来者、WTO规则接受者。大家有谁相信，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是利人不利己的？
第二，过去40年间，中美贸易规模增长了230多倍，去年两国贸易总量已接近6000亿美元，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必然。大家都知道，生意人不做亏本买卖，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难道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和中国做亏本买卖吗？美方可不可以请那些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三，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96.6％。难道这么多国家都在并将继续与中国做亏本生意吗？
“我想指出，贸易不平衡不等于不公平。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制定国际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据自身利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利益。”她说。
华春莹表示，如果说，当年中国入世谈判时，WTO规则的“篮筐”不会为中国而降低，那么今天，经济全球化大潮也绝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美方有些人逆潮流而动而退回到一个个自我孤立的小河小湖。在今天这个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时代里，保护主义保护不了自己，单边主义只会损人害己。
美国“孤立主义”损害各方利益
对于美国单方面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舆论认为，美国“孤立主义”贸易政策不仅损害了相关贸易伙伴的利益，同时也导致了美国信誉丧失，其国内产业也将自食其果，受到重创。
《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开始了。预计这场纠纷将席卷全球供应链，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并扰乱全球股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丽·洛夫莉认为，贸易战将使美国企业在美国境内开展业务也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出口市场了。特朗普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削弱美国企业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从而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
美联社报道称，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爆发的这场贸易战将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公司、投资者和政界等产生广泛的影响。不断升级的关税不仅将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依赖进口零部件企业的成本，扰乱金融市场，减缓商业投资步伐，还会导致一些公司裁员。
曾经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的卡拉·希尔表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有任何帮助，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双方坐下来谈判。事实证明，中美两国政府以前通过谈判解决了许多问题，现在谈判同样可以解决双方共同的关切。
奥地利《维也纳日报》报道称，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不仅冲突双方无法获益，还将对欧洲等第三方造成附带伤害。奥地利工业家联合会国际关系部门主管迈克尔·洛批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奥地利和整个欧洲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他表示，许多奥地利公司都是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到美国，贸易冲突也将对奥地利企业造成伤害。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茱莉娅·格吕布勒表示，美国“孤立主义”贸易政策不仅损害了相关贸易伙伴利益，同时也导致了美国信誉的丧失，以及其内部的自我伤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刊文指出，中美贸易战开打将使美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局面，中国则有更多回旋余地。对美国而言，贸易战意味着美国向世界“开战”。特朗普上任后，先后与欧盟国家和印度等国发生经贸摩擦。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或许能让特朗普在政治上得分，但长期下去，美国产业很可能会自食其果，受到重创。
匈牙利mandiner网站批评了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争”，认为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独立商业金融门户网站Napi.hu评论说，全球贸易战争已经开始，这将是迄今为止史上最大的贸易战，为了保护中国国家和人民自身的利益，中国别无选择。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可能会对双方乃至其他经济体都产生严重损伤和后果。
来源：经济日报、新华社
延伸阅读：
《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当年做了啥？》
本文刊于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7月4日，作者陈昌盛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杨光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应对美国贸易大棒：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国贸易争端延续时间最长、交手次数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朋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街上的小朋友和老太太都知道“301调查”。
笔者近期梳理了日美贸易争端的全过程，并利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双边联合研究等渠道，先后同来自日本财务省、经产省、日本银行、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原通产省等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多为日美贸易争端当时参与谈判者或亲历者）开展了一系列座谈，总结了日本应对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并不完全相同，但对我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的教训更值得我们从中深刻吸取。
日美贸易争端的概况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恢复期，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期。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到了1960年代末，日本的GDP已经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日美双边贸易也开始快速增长，并且日本对美出口增速远超自美进口增速，日美双边贸易迅速由日美逆差转为日美顺差，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为遏制日本的快速崛起以及来自日本的产业竞争，同时也为了打开日本的国内市场，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以各种理由不断向日本挑起贸易争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就行业层面而言，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日美之间共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冲突（见上表），先后涉及到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电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
在早期的时候，日本以“自愿限制出口”的形式先后在纺织品行业、钢铁行业和家电行业向美国作出了妥协。但是到了后期，“自愿限制出口”已经无法满足美国的诉求，并且伴随着美国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日本不得不接受诸如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
除了行业层面的贸易冲突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数次宏观层面的贸易冲突，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
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
1989年，布什总统提议讨论直接影响日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并最终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
1993年，宫泽喜一首相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关于日美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的共同声明”，几乎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有什么经验
通过回顾日本应对日美贸易争端的历史，并结合几位亲历者的口述回顾，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一，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缓解并解决贸易争端。对话能够避免贸易争端升级，谈判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根本之道。纵观三十余年的历史，无论美国提出的条件多么无理，也无论美国制造的压力有多大，日本政府都坚持同美国的对话机制通畅，并且在对话中保持有礼有节，以不激怒对方为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2月，细川护熙首相与克林顿总统的会谈破裂，日美双方对话一度陷入了僵局。3月3日，美国政府就决定重启“超级301条款”，要在18个月之后对进口的日本商品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4月底，羽田孜首相上任后很快又重启了日美经贸对话。
第二，多渠道充分掌握各方面信息为谈判赢得议价能力。扎实的研究和信息搜集工作对日本开展围绕具体产品和行业的事务性谈判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美国指责日本的纺织品出口伤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就业时，日方利用多种渠道和多种力量在美国搜集有关美国本土企业受到日本出口产品影响的证据，以在谈判中证伪美方的证据。
第三，善于利用美国的规则、工具和力量与之进行谈判。在日美贸易争端时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规则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由于美国的纺织品行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尼克松为了获得美国南部的选票就对日本的纺织品出口进行发难，要求日本必须限制出口。根据GATT的精神，如果美国要求日本采取限制措施，就必须拿出其纺织品行业受害的证据。
时任日本通商大臣的大平正方的策略是，如果美国能够证明这一点，日本就会作出一些让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同时，日本还派调查团到美国进行实地调查，寻找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造成伤害的证据。不过当时美国纺织产业界并没有积极向日本调查团证明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最后日本只能得出美国纺织行业并没有受到伤害的结论。
第四，以贸易争端为契机淘汰落后产能并实现产业升级。客观来讲，日美之间行业层面的贸易争端声势浩大却并没有阻止日本相关产业的崛起。事后看，在贸易争端中萎缩的行业恰恰是符合日本产业升级需要被放弃、被淘汰的行业，而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如汽车行业和半导体行业）并没有因美日贸易争端而受到抑制。
日美贸易争端前后持续三十余年，同二战后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三个阶段基本吻合。事实上，当美国就日本纺织品出口挑起贸易争端时，恰恰是日本第一次产业升级之际，借助“自愿限制出口”的手段，日本实现了对纺织业“过剩产能”的淘汰；无独有偶，当美国针对日本的钢铁产品发难时，又恰恰是日本第二次产业升级，日本再次借助“自愿限制出口”的手段，实现了对钢铁业“过剩产能”的淘汰。
第五，借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和市场开放。除了美国的要求之外，日本政府自己也在推动一些改革，比如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开始以《前川报告书》为蓝本重点推动结构改革。中曾根内阁就巧妙地借助来自美国的压力，推动了国内的改革和市场的开放。
1985年，在里根总统和中曾根首相峰会上，美日共同启动了电信行业开放，最终消除了日本在电信行业的贸易壁垒，系统性地开放了日本的全国市场。
1990年以后，日本根据“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改善了包括通关在内的与进口相关的各种程序，改善商业惯例，促进商品进口。同时，日本政府也更加强化反垄断法的运用，在规制缓和、行政指导等方面改善政府行为，在民间企业的采购中强化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作用，实施有效的特许审查制度等。
有什么教训
不容忽视的是，在应对日美贸易争端中，尤其是当美国从个别领域转战到结构性问题和宏观层面之后，日本也出现了自乱阵脚的情形，犯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事后看，这些政策失误对日本经济的伤害，远大于日美贸易争端本身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一，以经济妥协换取政治资本导致日本在对美谈判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是一个善于利用政治借口搞经济制裁的国家。1972年，为了使美国尽快向日本归还琉球群岛（冲绳）的施政权，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向美国做了比较大的妥协，接受了数量巨大的“自愿限制出口”要求。后来为兑现这一承诺，日本政府甚至选择出巨资购买纺织企业的生产设备并销毁掉。
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捆绑在一起，表面上看日本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上的妥协换回冲绳的早日回归是一次划算的交易，但是这种妥协实质上变相承认了美国对日本挑起贸易争端的依据，为美国后来向日本接二连三挑起更多更大规模的贸易争端、不断提出新要求提供了合理性，将自身置于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无独有偶，1993年，日美贸易谈判接近破裂，而此时恰逢七国集团（G7）峰会在东京举行。为避免谈判破裂，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同克林顿总统临时举行了秘密会谈，在没有任何经济大臣陪同的情况下，几乎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第二，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和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正值鼎盛时期，整个国家都处在一股崛起情怀中，一大批描述日本崛起的书籍问世，如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和石原慎太郎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根据日本专家描述，当时美国是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日本政府内部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可以“教一教美国怎么做得更好”。这种不合时宜的骄傲情绪，对形势误判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第三，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弱化了日美谈判中日方的议价能力。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时，日本政府内部的这些问题被美方所利用。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对日本各职能部门逐一拜访，先是对所拜访部门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认可，然后请所拜访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进行评价。受部门利益驱使，加之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联络机制，相互之间信息不畅，每个部门都向美方提供了一长串其他部门的问题。最后美方列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有关日本政府各部门的问题清单，导致日本政府在谈判中非常被动。
第四，内外协调不力导致一连串政策失误并最终酿成经济危机。“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
与此同时，《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签署以后，日本政府开始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大量公共投资。这些低效率的公共投资挤占了大量的资源，极大地伤害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而快速上升的公共债务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加上伴随经济增速放缓的税收收入下降，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受到了极大伤害。直到今天，日本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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