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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日军耗费了50万的精锐兵力，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实现了其“1号作战”的计划。但在几乎同时，中印公路也全线贯通，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装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中印公路的贯通，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资上的援助，同时带来的更是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士气。
反观日本方面，当他们费尽心力终于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时候，却失望地发现，这条北起朝鲜釜山进入中国东北，再经过华北的平汉铁路、连接粤汉铁路，然后折入湘桂线进入广西，再接连上法国人修建的凭祥铁路进入越南的漫长铁路线，日本军队竟然根本无法确保铁路线两侧的安全，已经在豫湘桂大溃败中缓过神来的中国军队在得到了中印公路源源不断运输而来的物资的支持下，不断地向日军驻守在铁路沿线的部队发起攻击，铁路线被切断是经常的事。而且，B-29空中堡垒轰炸机也时不时地关顾，使得日军根本不防不胜防，也防不住。就这样，一条本来要为日军输血的大陆交通线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成为了日军背负的一个巨大的包袱。
诚然，日军发起的这次“1号”作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过足了大打国民党军的瘾。但战争绝对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要有其战略目的的，像日本这种为了实现其战术上的精巧，而不顾战略上的极大错误，悍然发动的所谓“1号”作战，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失败的很惨。
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评价过日军的这次“1号作战”，说日军没有大战略、大智慧，“1号作战”小聪明、大失误的结局日趋显露。
那么，日本究竟为何一定要发动这次“1号作战”呢？它的战略考虑究竟是什么？国民党方面有没有事先预知，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既然日军能够集结起50万大军发动战役，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精锐部队用于攻击重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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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一定要发动“1号作战”？它的战略考虑是什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初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连下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重地，实现了其战略目标。
但随着英美两国逐渐稳住阵脚，尤其是美国的发力，太平洋战事逐渐稳定下来。进入1943年后，二战的形势开始逆转。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凭借着海空军的优势，已经取得了在南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到了1943年中期，日本海军已经失去了主动对美海军发起攻击的能力了。虽然此时美海军离中国东海还有几千公里的距离，但以此时日美两军的战力对比，相信不用需要多少时间，整个太平洋的制海权都要落入美军之手。到那时，在东南亚地区的百万日军将要被切断与中国大陆与日本本土的联系成为孤军；在东南亚地区的石油、橡胶、粮食还有铁矿等战略物质将不能运往日本本土。美军则可以用一部兵力封锁海路，主力则可以直扑日本本土。
从日美双方的军力对比还是国力对比来看，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且，最令日本军方不能容忍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长沙、衡阳、桂林、零陵、柳州等地正在抢建能够起降B-29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的机场。一旦这些机场建成，B-29空中堡垒以其超长的作战半径，势必会把炸弹扔到日本人的头上。即便这些飞机是美国人开的，但只要是从中国大陆起飞的，那就不行，这会严重影响到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
为此，日本军方决定，对中国发起一场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为了显示这场战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命名为“1号作战”。
作战目标是：
其一、夺取将成为美B-29轰炸机基地的桂林和柳州；
其二、占领桂、柳地区以应付将来盟军由印度、缅甸和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
其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稳情况下，打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法属印支与南方军的联络；
其四、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
“1号作战”的命令已下，日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效率，而且，日本的海军和陆军这对冤家也破天荒的没有互相掣肘。可是，这个行动从开始就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日本军方为了实现这个幻想，把本就不充足的战争资源并没有用在抵抗美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上面，反而是用在已经处于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场上，他们幻想着要把在太平洋战场上大败亏输的扭曲心里报复在中国人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既然日本人得不到好，那中国人也别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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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号作战”，国民党方面是否事先预知，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对于日本即将要发起的“1号作战”，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在事先还是有所察觉的。负责侍从室情报工作的第6组组长唐纵就曾经为此发表过看法：
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在‘岁首献辞’中宣称‘当前最主要的工作，端在增强生产及消灭共军，共军不灭，则华北不能对大东亚共荣战争有所贡献’。
据此，唐纵认为，在1944年，日军作战的主要防线是确保华北，因此，日军与共军的决战应在1944年进行。
为了增强自己判断的说服力，唐纵又列举了日军把在上海、广州两地的水泥厂拆迁到山东的张店（今山东淄博的张店区）的事例，由此来证明日军在1944年的战略企图是要逐步放弃华南和华中，确保华北。再结合岗村宁次的讲话，唐纵认为，此时的国内与国际形势处于良好的状态，日军很有可能在一两年内席卷北上。
对于唐纵的判断，蒋介石未置可否。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他是不会相信日本人会这么容易放弃他们好不容易抢到的地盘的。
于是，蒋介石又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叫王芃生的研究员身上。
这位王芃生在蒋介石众多的战略顾问中属于奇才，他不同于其他部门需要大量的情报为分析做支撑，而是只靠一样东西，那就是报纸。他可以仅通过报纸就能够分析出日本的经济、资源、文化、军力的变化，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像日本偷袭珍珠港，其实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是由池步洲和姜毅英最早破译出来的，而是在1941年9月6日，就已经判断出日军要对美国动手，而且还把日期确定在1941年的11月~12月间日军会同时对珍珠港和新加坡动手。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也因此，王芃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日本通”似的人物。
这次唐纵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显然没有说服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了王芃生身上。
看到蒋介石的表情是希望自己说话，王芃生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
其一、1943年，南下的日军与本土联系所仰赖的海上运输出现了初步的紊乱；
其二、1943年下半年，日军海运能力降低了40%。日本是个忧患意识强烈的国家，像被切断海路这种威胁，日本一定会高度重视。
其三、1944年，美军会从中太平洋向西太平洋挺进，日军的海洋通道会被美军完全切断，南下占领东南亚的日军则会孤悬海外，和日本本土成为互不相连的两大板块；
其四、要维持海运交通，所需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此时的应对之策有两条，一是把资源投入到海战，二是投入到调整交通线联系的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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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芃生此时却并没有明说日本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调整交通线联系的战略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日本把有限的战争资源再次投入到中国战场。
王芃生最后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结论，蒋介石也没有问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而其他的那些战略顾问们同样也没有问。
因为大家都知道，王芃生的结论必定是：日本为了保持东南亚与本土的联系，很有可能会从中国大陆来寻找出路，而平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就是一条最好的途径。
但没有人敢于挑明这一点，因为在1943年末到1944年初，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局面一致大好，在国民党内部也弥漫着一股抗日战争即将要结束的一种非正常的盲目的乐观思想，如果谁要在此时说出在中国即将还要爆发一次大战的话来，是大煞风景的不合时宜之举。因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王芃生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判断，就这样，一次对重大敌情的预警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在失去了最高统帅部的预警指导下，中国战场各战区虽然也发现了日军的动态反常，但由于多年来受到日军都没有大动作的思想麻痹，在日军发动的“1号作战”的猛烈攻势下，大败亏输。先是河南，蒋鼎文和汤恩伯惨败；然后是守了三年，获得了三次长沙保卫战胜利的英雄城市长沙陷落；在接下来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率领1.7万余众苦守衡阳47天终于被攻破；再后桂林、柳州失守，百万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桂林一场大火烧的是鬼惊神怕，受损情况比文夕长沙大火也不遑多让，豫湘桂大溃败可谓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遭受到的最大惨败。
豫湘桂大溃败把国民党重庆政府在抗战爆发以来压制住的各种腐败情况暴露无遗，与其说是一场军事上的溃败，还不如说是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次总溃败，类似于一次并发症。此役过后，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彻底失去了民心。
既然日军能够集结起50万大军发动“1号作战”，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精锐部队用于攻击重庆呢？
如果单纯从战术上来分析，日军发动的“1号作战”是有其精巧性的。但要从战略上来分析，则是“取小扔大”，仅仅是看到了丧失交通线会给日军带来的危害，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占领交通线后，自己是否有能力保住这条交通线。
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后不久，由于北方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日军只得抽调用于“1号作战”的四个主力师团十余万兵力北上，这让本就因防守交通线而捉襟见肘的兵力更加不足，只得任由中国军队逐步恢复交通线，可谓是得不偿失的一次作战。
那么，日军既然能够在1944年集结起50余万的精锐兵力来打一场占领交通线的战役，那如果他们把这些兵力直接用于攻占重庆，那岂不是更好？
此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很多都抽调到远征军加入到缅北战事，留在各战区的部队也因为多时没有战事，开始逐步懈怠起来。此时集结50万兵力猛力一击，攻破重庆还是有可能的。即使最终没有占领重庆，但也会起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的作用，间接地起到支援日军在缅甸的战事。一旦中国军队战败，大量国土沦丧，那交通线自然就会落入日军手中，既歼灭了中国军队，又占领了交通线，而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之余，也没有力量来袭扰交通线，如此一来，则交通线可保。如此三全其美的战略，日军为何不采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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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号作战”发起之前，岗村宁次就有此疑问，在他看来，日本既然能够集结起这么多部队，那就直接攻取重庆好了，哪还需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这么麻烦呢？
可日本战时大本营给出的回复是，之所以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而不是消灭重庆军政府，是因为如果消灭了重庆军政府，那么空下来的土地就会被共产党占领，以日本多年来与共产党的交手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日军对他们是毫无办法的。
如果重庆军政府被消灭，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就是共产党了，那日军不等于变相帮了共产党的忙了？因此，只有保留腐败无能的重庆军政府与共产党抗衡，才是日军能够长期占领中国的首要因素。
由此可见，在抗战的最后时期，蒋介石以及他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名声丧尽，威望扫地了，不仅民间对其异常失望，就连敌人都对他们异常鄙视，之所以不消灭他们，是因为他们太腐败了。
对于此次“1号作战”，中国遭受的损失巨大是毫无疑问的，而发起者的日本更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此次战役消耗掉了他们唯一的战争储备。就像在战后日本将领们自己分析的那样：
虽然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呢？
1944年底，这一场“1号作战”终于拉上了帷幕。对于在此次战役中暴露出的问题，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予以解决。
可他又能解决什么呢？他不是看不到在他的统治下国人遭受的苦难，也不是不知道让国人遭受苦难的人是谁。可这些都是他的权力基础和政治基础，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自己又是个什么呢？
反观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准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分析道：
过去我们估计不足，总是以为国共之间，蒋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移到我们一边来，现在谁都看得见，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
对于毛泽东对国共力量形势的分析，既让蒋介石心生恨意，可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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