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涉嫌虚假宣传的“毛坦厂中学上海高复班”为何引人热议
一周来，关于涉嫌虚假宣传的“毛坦厂中学上海高复班”的事件，剧情跌宕起伏。先是在7月22日晚间有新闻曝出，如石破天惊，引出哀鸿一片；继而于次日7月23日，从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到新闻事件真实性本身在方方面面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再于一日后的7月23日，由权威机构通报该事件涉嫌虚假宣传，相关项目取消；此后两天，亦陆续有国内媒体回顾相关事件，并评价其影响。
事件的前后很经过很简单，根据披露的背景可以了解到其内情也并不复杂，为什么如石击水，短时间里造成巨大回声？
教育、商业、高考，三个关键词在这同一起事件中，在三伏天共同编织出了一张晤热了我们的焦虑的被面。
据7月22日晚，最新曝出的消息称，该项目本拟招生300人组成“上海班”，去毛坦厂中学上课，2019年8月15日正式开学。最先出现的新闻中有标题为《“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首次在上海招生，学费一年6万“要做几千套试卷”》的。
对于高复班的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复班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需要关注的是复读现象回潮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考生选择复读是为了进更好的大学，支撑考生复读的是‘名校情结’。因此，如果不能在升学阶段给学生创造多元选择，那复读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这就需要办好各种类型、层次的高等学校，让每一类型、层次的高校，都值得学生选择。”
澎湃新闻对此亦发表“马上评”《毛坦厂中学对外扩张：“高分复读”愈演愈烈》，文中评说：“毛坦厂中学要‘向外扩散’，让人五味杂陈，一个饱受争议的应试教育训练基地，居然开始向代表着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大城市进军了——虽然，仅仅是学历教育体制之外的高复班。”文章最后针对“高考工厂”，认为：“高考工厂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而其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于它迎合了以分数为主要依据的录取制度，并且这种应考模式在一些地方有愈战愈强之势。毛坦厂中学的“对外扩张”在提醒我们加快破除唯分数论，深入推进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方向的招考改革。”
《中国青年报》试图厘清《“毛坦厂中学上海高复班”为什么掀起轩然大波》，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国高考制度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以省为单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和招生标准。一旦毛坦厂模式“入侵”上海，势必会对当地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带来影响，对此，相关教育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虽然，从更长远的利益来看，教育公平的指向，依然是打破区域间的壁垒，但在此之前，小范围内破坏规则的行为，只会制造新的不平等。”把问题引向高考与有关规则和平等的讨论。
《科技日报》则更加不客气，直指《毛坦厂中学教学模式 是种需要警惕的教育“技巧”》，文章写道：“当我们看到这所学校里军事化管理的作息表、看到用以疯狂‘刷题’的几千张试卷、看到毫无休息可言的学生生活，就必须指出，即便把毛坦厂中学视为一种‘成功’，这种‘成功’也是丝毫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复制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育人经验，只不过是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分布和发展水平还不够均衡、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方式还不够完善的现状，以及在这种亟待改变的状况下的某种生存‘技巧’罢了。”
不仅如此，文章还把这种现象引申到整个教育产业：“除了沦为‘高考工厂’的中学，这几年，小升初‘占坑班’屡见报道，‘考研工厂’式的大学也浮出水面，这些都可看作不同教育阶段里的‘毛坦厂中学’，其共同的错误是抽离教育的灵魂、把教育片面化为‘升学’。”
巧合的是，7月23日“界面新闻”刊发了对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的专访，话题由“美国司法部起诉最大规模的入学舞弊案”事件而引出。在访谈中，刘云杉针对教育公平与激励竞争这一对概念说：“原本我们期待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的机制，期待高等教育能充当社会安全阀，今天教育完全变成了一个赌场。本来我们希望能够教育能点石成金，但是它已经是一种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社会炼金术的要害在于：形式上是资本持有者即个人的成就性特征，实质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学业的成就与相应的文凭，成功地将先赋地位与后天获得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既用后者掩饰了前者，也为先赋地位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澎湃新闻于今年6月刊发的讲座整理纪要《刘云杉谈教育的“精约”与“博放”：有关龟兔同场竞技的喻言》同样也是对上述话题所进行的充分解释。试节录如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财富阶层，整体上来说教育成为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孩子也进入学校，教育的焦虑越发深重，整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于此。此时的教育已经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也是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实际上开始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在当下的中国，精约教育深植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博放教育则嵌入观念和民情结构中。可以说，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全球化裹挟之下，人民对教育的期待中不仅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阶层洗牌的策略，当然还包括精英教育对继承人的严格传承与庇护。从这一角度观察，“二代”们面对的其实是各种社会力量对‘素质教育’的定义和博弈的结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但如果试图以教育公平的微薄力量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进展，无异于螳臂当车，也会扰乱教育的内部秩序，当下的教育乱象正是这种结果的表现。
【国际】鲍里斯·约翰逊究竟是谁的化身？
当地时间7月23日下午，鲍里斯·约翰逊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近年来，这位前伦敦市长、前外交大臣作为“脱欧派”领军人物而为人熟知，鲍里斯曾坚称自己不可能当上首相（他曾表示自己转世成一颗橄榄树/被香槟软布塞射瞎/被锁在废弃的冰箱里/被一个飞盘斩首的可能性都要比当上首相更高）。当不可能成为现实，鲍里斯其人成为了舆论场上热议的话题。在众多形象中，究竟是“英国特朗普”，还是“当代丘吉尔”，抑或是他的偶像、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更接近真实的鲍里斯？
数字新闻网站Quartz日前刊登了一篇题为“不，鲍里斯·约翰逊不是英国的唐纳德·特朗普”的文章，从政治观点、职业经历、个人生活、民意基础、领导风格等五个方面将二人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两人的总体相似度为62%。
政治观点方面，该文援引欧洲政治分析人士Constantine Fraser的说法称，种种迹象都表明特朗普是一个笃信贸易保护主义的独裁者，而鲍里斯似乎是个奉行不干涉主义的保守自由主义者，问题在于，鲍里斯甚至比特朗普更乐于说任何需要但不切实际的话，比如声称脱欧可能让英国人更富有、更健康、更安全。特朗普是美国保守党中的局外人，而鲍里斯则是英国保守党内部的一头野兽，持有财政上保守、社会议题上有些自由化的政治观点，外交上则支持自由贸易、俄国怀疑论和开放的世界体系。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鲍里斯是否会延续其过往的政治立场，尤其是一旦无协议脱欧引发某种形式的贸易战，而他当选后在内阁成员的选择上已经体现出迎合脱欧党支持者的倾向，这可能威胁保守党的未来。
两人在职业生涯中的共同点则是“不称职”，如同特朗普被揭露从税收欺诈中获利数百万以及在生意上损失惨重，鲍里斯的媒体和从政生涯也充斥着混乱、谎言、不忠、笨拙和浮躁。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当选前的从政经验几乎为零，而鲍里斯则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扮演过伦敦市长、外交大臣等一系列的保守党职务。个人生活上，两人都以好色轻浮著称，都有至少五个孩子，现任伴侣都比他们小24岁。两人都出生在特权阶层，但特朗普的父亲是在纽约依靠房地产发家致富的德国移民后代，鲍里斯则来自传统的上流社会，他的曾祖父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政部长，前者的家庭较为本地化，后者则更具全球视野。当然，虽然都很富有，但特朗普的个人财富要比鲍里斯多出几百上千倍。
舆观（YouGov）调查网的数据显示，鲍里斯的粉丝倾向于同时喜欢奥迪车、英国低酒精啤酒和布莱克本足球俱乐部，大多是40岁以上的男性。特朗普的支持者除了喜欢中档的帝王牌混合苏格兰威士忌，还喜欢所有的美国本土品牌，大多也是40岁以上的男性，而且往往十分富有，而不是流行说法声称的被剥夺的的白人工人阶级。两人的支持者似乎都不太在意两人频繁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言论，尽管在言论的出格程度上鲍里斯远远不及特朗普。而在领导风格方面，两人都不在乎准确性，不喜欢读备忘录和了解细节，都始终和真相保持距离。但尽管两人的形象都十分卡通且高于生活，但鲍里斯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傻帽风格（silly style）”，而特朗普则讨厌被嘲笑。自诩莎士比亚专家和古典爱好者的鲍里斯的语言风格是华丽冗长的，而特朗普的笑话则往往是刻薄粗鄙的。然而鲍里斯似乎有意向特朗普学习，在成为首相后的一次会议上他许诺“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鲍里斯当选后，著名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纽约时报》“观点”栏目撰文，标题为“温斯顿·丘吉尔会鄙视鲍里斯·约翰逊”，批评这位新首相可悲地夸大了他的国家在退出欧盟后的重要性。
布鲁玛说，“温斯顿·丘吉尔的幽灵仍在华盛顿和伦敦上空徘徊。”美国总统们常常以这位英国战时领袖为榜样，小布什也是爱慕者之一，在伊拉克战争的酝酿阶段，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曾借给他一尊丘吉尔胸像，因为在白宫放了几十年的那尊送去维修了。而当奥巴马遵照他当选前就以定下的约定，在旧塑像修好后归还新塑像时，一名英国政治家指责他这么做是出于怨恨，出于他“祖传的对丘吉尔所热烈捍卫的大英帝国的厌恶”——这名英国政治家就是鲍里斯。
布鲁玛提到鲍里斯为丘吉尔写的充满恭维的传记，以及他身上处处体现出的对这位伟人的认同：上流社会的举止，笑话，对于宏大的热爱，以及以 “敦刻尔克精神”迎接后脱欧时代的呼吁。尽管丘吉尔确实是大英帝国的捍卫者，也的确持有一些种族偏见（尤其是对于他厌恶的印度人），但他也是一名国际主义者，因为不愿英国在1940年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孤军奋战，丘吉尔甚至认为英法应该合并成一个国家来对抗希特勒。
特朗普也是丘吉尔和鲍里斯的仰慕者，他把后者成为“英国特朗普”，鲍里斯的一些支持者从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英美关系的复苏。布鲁玛指出，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确实是丘吉尔的思想，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他笃信“说英语的人民”的伟大，但这种关系出于极端的需要，丘吉尔知道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无法打败纳粹德国。而罗斯福尽管不喜欢英国帝国主义，但他清楚第三帝国主导下的欧洲将给美国带来危险。在1940年，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想为了帮助美国而参战，反对最激烈的是右翼孤立主义者，其中诸如飞行员查尔斯·林登伯格不止暗中同情纳粹，而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复活了他们的口号“美国优先”。1941年末，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希特勒对美宣战让美国优先的拥护者沉默了，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展望希特勒被打败后的世界。《大西洋宪章》带有深刻的国际主义印记：国家间的合作、自由贸易和所有人的政治自由，从中还诞生了特朗普政府所鄙弃的联合国。
布鲁玛接着写道，二战胜利后，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著名演说，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他认为只有完全的欧洲一体化才能避免另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这项欧洲的宏伟设计中，英国的位置有些模糊。丘吉尔认为英国、美国、苏联至少是统一的欧洲的充满同情的赞助人。他那一代中很多人无法接受将英国视为仅仅是一个跟法国、意大利并列的欧洲国家，在52%投票支持退欧的人中很多也有同感。英国新首相鲍里斯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很怀念大英帝国的灿烂往昔，但即使是最激进的脱欧分子也知道今时不同往日。可能包括鲍里斯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英国的未来会是放大版的新加坡，一个低税收、低监管的自由港，其他人梦想着英国一旦挣脱布鲁塞尔的镣铐就会成为全球性力量，其他人认为英国可以凭借复兴和美国的特殊关系通向国家的伟大。而所有脱欧主义者的最大共同点在于对国家主权和排斥外国人，即对古老的英国理念“光荣孤立”的渴望。
文章总结说，当鲍里斯承诺英国会在万圣节前脱离欧盟，“做或死（do or die）”，他在模仿丘吉尔面对纳粹敌人时的斗牛犬般的蔑视。和特朗普一样，他对国家力量和本国优先的信念过分夸大了，他们想要摆脱的国际机构和合作安排很多都是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政府建立的。美国可以至少是暂时地猛击国际规范，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国内经济强大，有着无人能比的军事实力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以上条件英国都不具备。一旦脱离欧盟，英国会成为一个中等的、地方性的、受他人支配的国家。对此，特朗普大概不会在意，丘吉尔则会感到恐惧。
《卫报》近日刊发的一则评论则指出，鲍里斯在唐宁街十号的办公桌上放着的胸像不是丘吉尔，而是他真正的英雄伯里克利。作为雅典民主的拥护者，伯里克利在公元前四世纪通过战斗中的英勇和口才上的天赋掌权。他流放了他的敌人，大兴土木，与他同时代的雅典人见证了三十年的“黄金时代”——鲍里斯在宣布出任首相时使用了这一词汇。然而伯里克利的外交政策是个灾难，他傲慢地激怒了周围的城邦，导致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帮助斯巴达人，最终摧毁了雅典民主制度。伯里克利只听他的情妇Aspasia的建议。对于现代领袖而言，他是一个奇怪的导师。
该文作者认为，鲍里斯真正效仿的不是伯里克利，而是他的养子、曾短暂成为雅典领袖的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一个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花花公子，永远无法去除年轻人的恶习承担起交给他的任务。他的政治忠诚和性欲一样无法预测，当雅典人厌倦了他，他叛逃到了雅典的敌国斯巴达，之后又叛逃斯巴达的敌国波斯。当他凭借魅力、诡计和巧舌如簧回到雅典，暴民们欢迎了他不节制的乐观，他的座右铭是“先出手以避免被攻击”，他最终带领雅典人走向了军事失败和最终的毁灭，在流放中很快被政敌或他刚刚引诱的一个女孩的亲戚谋杀了。尽管伯里克利又种种缺点，但他尊重雅典民主的平衡，培养了广泛的感召，要求容忍“我们的私人分歧”，他永远不会侮辱哪些对硬脱欧感到紧张的人，也不会嘲笑哪些生计即将被摧毁的农民。阿尔西比亚德斯更像鲍里斯，他通过推迟普尼克斯的民主集会和欢迎寡头政治回归了雅典，他的演说充满了鲍里斯式的沙文主义能量，他谴责无所作为，一旦掌权就表示“我们必须计划扩大它。如果我们停止统治他人，我们就处在了被统治的危险中”。雅典必须夺回控制权，但他最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