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迎来新校长
2003年元月，徐冠林博士就任南洋理工大学第二任校长。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他的建校理想和任务，重点有二：在建校理想方面，他强调要继承旧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要将“南洋精神”发扬光大。以当时情境而言，这是个相当新颖大胆的宣示，立即激起激烈反应，也带来不少臆测，特别在华社方面，有惊讶，有激动，也有些保留的看法。
在任务和目标方面，他具体提出要在两年之内成立三所新学院，在以理工为主的基础上，将南洋理工大学扩充转型成为一所一流的综合大学。这三所学院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简称人文学院)、理学院，以及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简称艺术学院)。
既然定了如此明确目标，徐校长在就任新职后，立即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小组，进行具体筹备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几位副校长以及学院院长，由校长自任主席，统筹全局。我当时任职传播学院院长，自然也成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也因为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在人文学院的讨论中，我的参与更多一些。
徐校长领导的筹备小组首要讨论大学层面的兴革方向，包括课程改革，增立“博雅教育”课程，推动双主修以及副修制度等等。除此之外，更迫切的任务是成立三所新学院，依计划两年内(2005年)招生授课。
在三个学院的筹备中，人文学院明显居于核心地位。徐校长多次强调大学教育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标示人文学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他推崇“南大精神”自强不息的理念所在。他的这些理想和愿景，我完全认同，也愿意参与贡献一己之力。也因为如此，当他邀我负责筹备人文学院第一个阶段的发展时，我没有太多犹豫，欣然接受。
我的首要任务是甄选适当院长人选，挑起院务重任。一旦新院长就任，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此任务算是过渡性质，决定采Interim Dean的头衔，中文翻译“署理院长”。依我当时的判断，这个任务不难完成：一是新加坡本身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已超过半个世纪，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应该累积了足够的人才；二是新加坡的大学征求人才，一向不局限于本地和本地人，而是广向国际征才，条件也够优厚。至于创建新院，我自认并非新手，当年创立南大传播学院，从零开始，在11年间，建立了亚太第一的传播学院。如今南大资源更非当年可比，建立人文学院，问题不大。我乐观估计，在半年一年之内，应该可以达成任务，征得适当人选，接掌院务。
那时没有考虑到的是，虽然两个学院都是从零开始，其实背景条件大有不同。1992年建立传播学院，不只是无中生有，更是独一无二。上千的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苦待多年，争取申请选读传播专业，我们有把握选取最优秀的学生，开辟一片新天地。也因为如此，我们一开始便以亚太地区的传播院校为竞争对象，义无反顾，争取亚太第一。
2003年在南大成立人文学院虽也是从零开始，却是强敌环伺。第一竞争对象当然是久居龙头地位的国大人文学院，科目齐全，历史悠久，半世纪以来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另一个竞争对象是2000年新建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虽标榜以商务管理为重，却以新颖的办学校风取胜，初生之犊，已经开展了相当坚实的社会科学课程。
南大新建的人文学院，面对一新一旧强敌，要以何种课程内容和特色，才能争取优秀学生和师资？要如何设法努力一搏，才不至于沦于二、三流地位，无法抬头？
新学院新科系
《海峡时报》2003年5月7日剪报
当年建院迫切要进行的，是成立相关科系、聘请教职人员、建立团队。不论新院长何时到职，建立学院课程和团队的工作是不能等的；学院要在2005学年度按计划招生开课。这其中首要决定的是学院核心专业学位科系。
当初首先选定的是在人文科目方面成立中文系和英文系，在社会科目下成立经济系、社会系和心理系。这五个学科不但是人文学院的基本专业，也是通才教育中的核心科目。此外，也考虑到这些专业科目比较能吸引学生，将来也能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
当然，我也理解到人文教育中还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科目，譬如哲学、历史、政治学等。当时就有人批评说，一所人文学院怎么能没有哲学系和历史系？但现实的考虑是，我们能吸引学生到南大来选读主修历史和哲学系吗？如此科系如何和国大历史悠久的哲学系和历史系竞争？因为有此考虑，我们只能先建立这几个科目课程，作为“副修”(minor)，等时机成熟之后，再逐步扩展成系。
当时紧迫成立的五个系，部分可以依赖南大现有的资源建立。其中资源最为充足的是商学院的“应用经济学系”。在校方的支持下，商学院院长慨然同意将应用经济学系转到新设立的人文学院，成立经济系。原有系中同仁可以选择留在商学院或是转到人文学院，协力建立新系。很幸运的，多数教职员都愿意转院的安排。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也争取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仁陈抗副教授担任系主任，也成为协助建立人文学院的核心团队成员。在陈抗的主持下，经济系由商学院转到人文学院，可说是无缝接轨。经济学也成为新学院下首先成立的学系，在2004年招收新学院下第一批学生。
2004年人文学院临时院所揭幕（右为徐冠林校长、中文匾牌文字是潘老墨宝集字
另外一个资源丰富的科目是中文。一方面原有直属校长室的“中华语言与文化中心”，将划归成为人文学院属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此外，半独立的国家教育学院之下，也有一支庞大的中文教学和研究团队，可以支援新学院的中文系。几经考虑之后，在徐校长的支持下，最后决定邀请老南大校友李元瑾副教授担任创系主任，还从教育学院请调柯思仁博士到人文学院担任副手。柯思仁年前刚从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回国。他们两位互补配合，可以达成建系理念。
其他几系，相对简单一些。
社会学是我的老本行。我邀请到早年的老学生、国大社会系旧同事郭建文前来主持系务。建文在国大完成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得到国大全额奖学金，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服务。建文是位有能力也有理想的年轻学者。2004年请到他就任社会系系主任，第二年兼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主导学院的行政策划以及运作。之后，校方又赋予重要任务，担任副教务长(associate provost)多年，对南洋理工大学现阶段发展有重要贡献。
心理系方面，我从国大挖角，请到老同事居维宁副教授，期望她带领新学系在文化心理学和华族心理研究方面，开展新页。
英文系请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墨菲(Neil Murphy)副教授，除爱尔兰文学之外，他也以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文学(post-modern literature)专长。
在场人士庆贺人文学院临时院所成立
2005年全面招生完成建院任务
2004年底，人文学院五系都如期成立，也提出完整课程，经过大学批准，于2005年3月正式招生，当年7月如期开学。
当时最关心挂意的是这几个新成立的科系，如何与国大人文学院相竞争，避免沦为二流学院。为了提升竞争力，除了高调宣传新学院的新方向，也在招生政策方面，另辟蹊径，针对学生需求，调整新政策。当时国大仍然固守英国制度，文学院招生是以学院为单位：学生申请入学人文学院，选修第一年科目，到二年级才可以依成绩选读专修科目。譬如一位有志修读心理学的学生，要到二年级才能申请就读心理学，而且要有好成绩才能如愿就读心仪的科系。我在国大人文学院工作多年，了解学生对此不确定性，心存不满，只是制度如此，也只有逆来顺受。
国大此种招生制度，其实早已过时，不是当今各地大学的做法。我们在南大改制，就是在入学时就让学生申请主修专科，从一年级起就确定专科。和国大相比，是很受欢迎的亮点，效果显著。
我们的另外一个点子，是强调选修副科(minor)，扩大了学生修课的选择，也满足一些学生对所谓热门科目的要求。以传播学院为例，那时还是热门学院，门槛较高，有不少学生不得其门而入。南大新制允许学生跨系跨院选读副修科目。我们的“卖点”是：不论主修人文学院何种科系，都可以选修传播学(或心理学、中文系、或艺术设计等等)为副科。如此新制开放了全校资源，提供学生足够的选择。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
南大人文学院以大胆创新的新面貌、新制度出现，挑战国大的老牌旧制，看来效果还不错。2005年南大人文学院首届招生，入学新生高考成绩居然和国大新生不相上下，大大出人意外。我们这个创院团队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除了本科课程之外，我当时也急于建立硕士课程。主要是因为硕士科目相对开放，比较有空间选择开展自身的强项。同时硕士课程自负盈亏；做得好的话，可以为学院累积资金，建立小金库。
那时经济系在商学院之下，原已有一个以培训中国官员为主的“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俗称“市长班”。加入人文学院之后，我们决定因应潮流，增加一门“公共行政硕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MPA)课程，在2005年推出。经过多年经营，南大的“市长班”已经成为新中合作的重要品牌。
与此同时，我们又决定推出英文“当代中国”硕士课程(MA in Contemporary China，MACC)。那时东南亚地区，甚至于东亚地区，还没有此类课程。新加坡的优势，是可以在两岸三地之外，提供一个具有中国文化背景而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中立)，又能认识当代中国的课程。此一硕士课程以英文教学，要争取国际学生，认识崛起的中国。我很讶异国大竟然没有开发如此课程；而依我的判断，国大很快就会理解如此机会和重要性，恐怕很快就会补此缺口。我以战略思考出发，尽管南大还无此条件，首要插旗圈地，拉起大旗再说。说来惭愧，2004年人文学院只有经济学还算兵强马壮，有一批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坐镇。在经济学之外，要推出中国政治、法制、国际关系、社会问题等等课程，还只能唱空城计。那时的决定，是大胆权宜之计，自认有点霸气，也有点傻气，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在2005年招生开课，结果倒也顺利。到如今已满15周年，去年改名“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中国与环球治理社会科学硕士，简称MCGG)，是南大社会科学学院之下重要硕士课程之一。
2004年前后，新加坡发生了几件乌龙中文翻译事件，舆论大哗。时任贸工部长杨荣文对此表示关切，成立一个小组(panel)商讨如何提升翻译水平，南大校长徐冠林担任小组联合主席，我也受邀参与。小组建议之一是培训翻译人才。南大义不容辞，接受挑战，决定在人文学院设立Graduate Diplom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课程(“翻译与口译高级文凭”，简称GDTI)，为大学毕业程度学员，提供进修翻译与口译训练机会。这个课程得到政府补助，鼓励政府公务员参加培训。这个课程也是在2005年启动，和北京外语大学合作，顺利完成第一届课程。到如今也已15年，已经于2015年升格为M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翻译与口译硕士”简称MTI)课程。
2005年学年开始，人文学院本科五系顺利开课，硕士班和翻译课程也如计划成立，招生开课，新学院顺利出航，我的首期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南洋理工大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大楼
但是另外一个甄选新院长的任务，却没有如此顺利。初期构想名单本地学者中的几位理想人选，或是意愿不高，或是另有高就。国际征才方面，前后接触了多位人选，同样的，理想人才未必肯来，肯来的又未必理想。同时，遴选小组几位委员看法并不一致，进度并不理想，拖延两年未成，最后还是由徐冠林校长亲自拍板决定，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宏志教授担任院长。王教授在翻译学界，名声卓著，也有相关行政经验，自是理想人选。
2006年元月二日，我正式交棒王宏志教授，卸下署理院长职。当年以为在“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结果花了两年半时间，担任了31个月的“署理院长”。从1973年到武吉知马校区新加坡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系报到开始，到2006年在南大云南园回归人文学院，前后超过32年，也算是完成一段圆满的旅程。
2010年12月，承蒙南大校长颁发Professor Emeritus(终身荣誉教授)荣衔，肯定我的努力。我自觉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沿途风景美好，到了终点，还得到一个奖牌。不但圆满，也是缘满。
2010年12月11日《联合早报》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本文首发于《源》146期，文章版权归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杂志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使用，欢迎朋友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