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美国，新冠的诊断数量已超过246万，死亡人数也已超过12万。这两个数据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他国家则无法比拟。
从最近几天每天新诊断的病例数超过30,000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流行没有迹象显示缓解或消退的迹象，将来更多无辜者将不可避免地丧生。甚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也不得不承认：“新的冠状肺炎击败了美国（Covid-19使这个国家屈服了）。”
最早被称为“美国中南山”的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赫（Anthony Fuch）早在4月就警告说，如果各州急于开放和开放，疫情将达到第二高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也悲观地指出，美国的防疫工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感染率仍然很高，这种流行病可能会再次发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感染或死亡，各地的医务人员精疲力尽，特朗普总统政府无视公共卫生专家的反对，并要求尽快解除该国。特朗普在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人要当战士。我们不能一直关闭这个国家……不管有没有疫苗，我们都会解封。”
4月底，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社会隔离准则”到期，特朗普立即明确表示拒绝扩大隔离，并反复呼吁该国分阶段“重新开放”。同时，在美国各地“反对孤立”，“停止封闭城市”和“要求恢复工作”的抗议活动接followed而至。特朗普本人曾多次表示支持抗议活动。
特朗普呼吁在白宫会议上重新开放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已开始部分解除住房隔离和关闭，进入恢复生产阶段并重新开放了餐厅，公园和海滩等公共场所。随着天气变暖，许多地方的人们也成群结队外出。 5月底，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reud）被白人警官的膝盖杀害，引起了公众的愤慨，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进一步增加了美国人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这一系列政治变化将产生什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美国至少9个州的住院率急剧上升[1]，21个州的确诊病例数开始上升[2]，其中14个州的新确诊病例数打破了历史记录[3]浪潮再次开始。
在得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美国的疫情反弹最多，本周每天的新病例已超过历史高峰。图片来自JHU CSSE
一方面，医务人员有大量新感染，死亡和警告。另一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接after而至，各州又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工作。在同一个美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并且它们是相反的。究竟是什么使美国人对这种流行病的认识如此之大？反对种族隔离和要求恢复工作的美国人真的不害怕死亡吗？
1.“美国反对美国”
在美国各州之间，开封的时间差异很大。从4月底到5月初，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大湖区的大多数地区都已被拆封，而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州到2006年底仍保持严格控制。可能。措施。
各州对于何时开放畅通无阻的意见，地理因素是原因之一-美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繁荣的技术和金融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纽约在东海岸，新泽西州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第二流行病袭击最严重的地区。相对而言，中部和南部地区人烟稀少，传染病的风险略低。疫情也比沿海和港口地区轻。当然，这里的“打火机”只是相对于诸如纽约之类的重灾区而言。如果将中国，韩国，越南和新加坡进行比较，则美国所有州的流行情况都非常严重，而且还无法揭开。
以佐治亚州为例，该州于4月24日举起了第一枪。该州的统计方法是，将新诊断出的病例计算为出现症状当天的新诊断出的患者人数。佐治亚州公共卫生部巧妙地利用这种统计滞后效应绘制图表，声称佐治亚州的新病例开始下降，成为该州4月底开封的依据[4]。
根据佐治亚州公共卫生部发布的图表，到4月底，新病例明显减少。图片来自佐治亚州公共卫生部
但是，当在接下来的一两周中缓慢增加新病例时，不难重新检查视图表，以发现佐治亚州新确诊的病例数在4月底实际上并未显着下降，并且每天保持约700例新病例的水平。 。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过的数据处理专家穆勒曼认为，格鲁吉亚的卫生部门不应将最后两周的数据放在图表中以误导公众。 “他们如何使我们相信这些数据？”
乔治亚州从3月初到5月初的每日实际新诊断（黄色曲线）。从7天移动平均线（绿色）可以看出，乔治亚州的新病例从未显着下降。图片来自分类帐查询者
另外，在计算佐治亚州新冠的阳性率时，将核酸测试（现在是否已感染）和抗体测试（过去是否已感染）这两项测试的总和作为分母。使阳性率比实际值小。对此，佐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里·海曼（Harry Hayman）表示沮丧，“因为佐治亚州一再破坏数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所以很难知道这种流行病的严重程度” [5]。
美国的许多州都与佐治亚州相似。当疫情没有得到明显缓解时，当地政府便匆匆解除了封印。由于篇幅所限，我将不在此处列出。相比之下，在中国，武汉是几个月前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它耐心地等待了一周，直到新诊断为零，才逐渐畅通无阻。
实际上，如果使用人均感染率，中部和南部各州（如佐治亚州）的疫情要比东部和西部海岸的疫情轻。在美国每100,000居民中，新冠冕确诊次数最多的10个县中，多达7个位于中部和南部各州最早的畅通状态[6]。显然，影响美国各州现阶段是否开放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客观的流行数据，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
实行禁令和最早开放的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州政府由共和党政客控制，这些州的选民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果我们将首先取消对该疾病的禁令的州与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州进行比较，那么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重叠。
左：黄色是仍在实施隔离和封锁禁令的州，蓝色是当时部分开放的州；右：蓝色是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的州，红色是在支持特朗普的州
众所周知，从美国的首次确诊到现在，特朗普一直故意低估了这一流行病的严重性，包括先前的说法，即新的王冠流行病是民主党的骗局。它一再强调“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的冠状病毒的风险非常低”，“新的电晕性肺炎”被称为“电晕感冒”（“ corona-flu”），甚至鼓励被诊断出继续工作的人。在美国的疫情完全失控之后，特朗普再次毫无根据地预测，随着气候变暖，“该病毒将在四月份奇迹般地消退”，而对“今年将释放疫苗”的幻想现在是极不负责任的。呼吁该国尽快解除封锁[7]。
精神水平稍为正常的人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这一系列误导性陈述是荒谬的。但是，美国的政治现实似乎是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异常。在美国特色政党竞相投票的民主制度下，政客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理想的所谓“民意-公民”关系，而是更像“偶像-粉丝”关系。在政客们自身，政党机构和伴随媒体不断灌输教条的情况下，更多狂热的“政治迷”将无条件地遵循“偶像”的言行。
显然，特朗普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他的“粉丝”。投票结果显示，超过60％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媒体夸大了新的王冠流行”。相反，大多数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媒体对这一流行病严重程度的报道更为准确或被低估了[8]。超过80％的共和党支持者认可特朗普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而不到20％的民主党支持者[9]。面对相同的疫情，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对现实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图：美国的疫情已失控。在这一点上，仍有83.9％的共和党支持者确认特朗普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而只有11.5％的民主党支持者赞成特朗普的防疫工作。图片来自fivevethirtyeight
下图：共和党的支持者比民主党的支持者更明确地反对诸如关闭等社会隔离措施，共和党的意识形态越强，反对孤立的作用就越大。导航图片
由于流行病已经蔓延，特朗普的许多忠实支持者仍然衷心地相信新的王冠肺炎并不比流感更糟，特朗普也不认为对流行病有任何不正当的应对措施。一切都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主流媒体的“阴谋”。 。早些时候，在30多个州爆发的反禁令抗议活动主要是由特朗普或共和党的支持者组织的。支持特朗普连任的口号无处不在。示威者被称为“新皇冠肺炎是流感”，“新皇冠肺炎是谎言”，“媒体宣布的死亡数字都是假的”，“封锁措施违宪”，“现在停止经济活动在中国只是一个骗局， ”等。[10] [11] [12]。
许多抗议者认为，诸如州政府颁布的“房屋命令”之类的种族隔离政策侵犯了“公民自由”，而提倡该政策的州长则被比作“法西斯主义者”和“暴君” [13] [14] [15]。 。示威活动中的常见口号是“给我自由或给我死亡/ covid-19”“在和平独立的奴隶制中我宁愿危险的自由而不是和平的奴隶制”（我更喜欢危险的自由），以及美国独立运动中的其他著名谚语。
左上角：特朗普支持者持枪抗议密歇根州议会大厦前的种族隔离政策；右上角：洛杉矶抗议者高举“新皇冠肺炎是谎言”的口号，其后是支持特朗普连任的横幅；左下：俄勒冈州示威者声称“新冠状肺炎是谎言”；右下：抗议者聚集在明尼苏达州州长官邸以反对种族隔离，要求没有任何封闭，没有工作，没有像瑞典这样的阶级图片来自法新社，洛杉矶时报，俄勒冈中部日报，美联社
特朗普急于取消封锁并恢复工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惯性”，这种态度继续鄙视这种流行病的态度，以避免在支持者面前出现矛盾和丑陋；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今年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在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间，分阶段进行的畅通和恢复工作具有相当广泛的舆论基础，特朗普还必须考虑这些选民的意见，以进行重新选举。在这场已经夺走了100,000多人生命的流行病中，勇敢的美国人民仍然热切希望释放海豹。其背后有两个原因。
2.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美国大多数州都出现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除了上层政治人物的煽动外，美国人民自由而草率的意识形态传统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注意：该流感最初在美国发现，但在西班牙未发现），美国各州政府也采取措施禁止集会，关闭学校和剧院，并要求人们居住在家。起初人们非常合作，但是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变得不耐烦。克利夫兰，亚特兰大和丹佛等城市相继爆发了反种族隔离游行。数千名旧金山市民成立了“反面具联盟”，以反对市政府戴口罩的法令。地方政府在民间和商业界的压力下过早解除了禁令，这直接导致了第二波和第三波流行病[16]。最终，流感至少造成了67万美国人的生命[17]。
1918年西方主要城市“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曲线
美国人的普遍政治信念是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塑造美国人精神的“独立宣言”则写为“所有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许多抗议者的眼中，州政府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阻止他们旅行和正常工作，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根据美国的政治精神和自由传统，他们有理由反抗甚至抵抗。
美国政治经典（例如《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是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洛克在他的《第二种政府理论》中提出：在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民是自由的，人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并且彼此关心。每个人都对其生命，自由和财产拥有“自然权利”，他决定通过“理性”思考来尊重他人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时，他们才会签订“社会契约”以组建政府。因此，政府的合法统治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明确同意”（18）。
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洛克对所谓的“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的“自由”和“平等”的描述没有经验支持。相反，根据进化生物学，人类暴力的至少一部分是从远古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考古结果还表明，晚期智人的骨头经常显示出战斗的迹象。至于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形成社会组织之前就已经理解并“拥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概念，例如“权利”和“自由”？作为一名基督徒，洛克的解释很简单，而且被“上帝”粗鲁地给予了粗鲁的对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创立计划来自几百年前的基督教叙述，而且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哲学都尚未能够摆脱一神论的阴影。
作为社会权力和资源的集中者，政府在诸如新皇冠流行病等重大危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果政府的决定基于事实和科学，并且人民信任并服从政府的领导，则将更好地控制这一流行病。
从1月的武汉市关闭到湖北的省份关闭，到全国大多数人被孤立，一系列特殊政策得到了亿万民众的回应与合作。在家中的人们始终关注着政府在国内发布的新数据，听从钟南山等专家的建议，自觉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正是由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才能克服这一流行病。
相反，在美国，许多人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信任政府，鄙视权威。他们在专家学者的建议下sn之以鼻，但更愿意接受民间的谣言和阴谋论-例如，新的冠状病毒是由5G引起的[19]。比尔·盖茨（Bill Gates）资助了疫苗研究，目的是向人们注射芯片以控制他们[20]。美国最高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吉（Anthony Fudge）是一个“深国”，是一个破坏美国经济并影响特朗普连任的民主党[21]等。
北卡罗来纳州示威者的口号是：“调查新的冠心病与5G的关系”“反对CDC”“反对伪造”“反对盖茨”“反对疫苗” WITN图片
许多美国人对自由的痴迷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使他们无视生命威胁。 3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位主教在布道中宣布：“我坚信上帝比病毒更坚强。除非我被关进监狱或医院，否则我将继续宣讲。”两周后，牧师由于新冠状动脉肺炎的死亡，一个接一个地被诊断为家人。北卡罗来纳州反检疫游行的组织者本人是新皇冠的确诊患者。亚利桑那州的一名警长反对州政府的房屋法令，并宣称他拒绝执行法律，现在已经感染了新皇冠病毒[22]。
大多数时候，美国人是否信任政府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毕竟，美国体系的运作主要由精英控制。但是，面对新的冠状病毒，无论富人，穷人，富人和穷人，平民百姓不服从控制权，自己的生意，甚至街头聚集在一起抗议该病毒的结果传播，增加了在美国预防和控制该流行病的难度。对此，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文章感叹道：“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危机时期的伙伴。在美国却没有。在这个国家，许多人只会担心失去的自由会很困难。恢复。” [23]
除了无视权威和反思想主义外，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对他人和集体缺乏基本责任感。在春假期间，当媒体询问佛罗里达海滩派对的学生是否担心爆发时，他们回答说：“如果我感染了新的冠状病毒，那么我也被感染。即使世界末日也会不能阻止我参加聚会。” [24]与破坏世界和周围人的安全的新王冠流行相比，他们显然更担心自己的度假旅行。
美国的年轻人忽略了佛罗里达州海滩上的流行病和聚会
上面视频中的评论在西方年轻人中非常典型。他们认为，即使被感染，他们也不会生病或死亡，因此无论流行病如何，他们都可以继续进行日常活动和娱乐。这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没有考虑将病毒传播给易受该病毒影响的老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们不禁想到欧洲人在黑死病中瘫痪自己的著名短语“ carpe diem”。
3.美国经济脆弱的增长模式
意识形态不能与经济基础完全分开。美国开始恢复工作的背景之一是，新的王冠流行导致了大规模的公司倒闭和裁员。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官方数据，仅上周全国范围内就有150万新工作岗位流失，4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000万以上，这一数字高于美国劳工部最糟糕的月份。 2008年金融危机。时代;全国失业率飙升至14.7％，创下了大萧条[25]的纪录。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新王冠流行造成的美国经济停滞是历史性的打击。
在资本主义美国，这种流行病对穷人的影响显然大于对富人的影响。美联储的调查发现，在年收入低于40,000美元的家庭中，近40％的家庭在3-4月失业。相比之下，只有生活在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家庭中的美国人失业了13％[26]。专家预测，美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将失业率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3.5％的水平。
美国的失业率已飙升至14.7％，创下了193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图片来自《商业内幕》劳工统计局
失业的突然激增摧毁了美国家庭。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美国人的储蓄率非常低。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有40％的美国成年人买不起突然的400美元钞票，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的存款不足1000美元[27] [28]。在资本的驱使和诱惑下，大多数美国人立即挥霍并享受新支付的工资（甚至是下个月的工资）-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为零或为负[29]。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关机意味着关机。
疫情爆发后，数千万人开始向政府寻求紧急援助。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两个月中，共有386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这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最严重月份的总和[30]。申请并不意味着您可以赚钱。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申请人没有领取任何失业救济金[31]。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过去两个月中，共有365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图片来自《纽约时报》劳工部
就在爆发之前，美国有2750万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其中至少有1200万人无法享受最低医疗救助。由于美国人一半以上的医疗保险是由雇主赞助的，因此过去几周失业的许多人也失去了医疗保险。美国医疗费用高昂，使许多人即使怀疑自己被感染，也不敢去医院。结果，它们继续在其社区中传播，使这一流行病恶化。 [32]。
3月，美国国会批准的2万亿美元救助资金中，绝大多数（61％）流向了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只有30％分配给了美国公民。在大多数大城市，这笔救济金只能维持四口之家日常支出的不到一半[33]。对于没有税务登记信息并且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他们在几个月内可能收不到一分钱[34]。目前，数百万美国人只能靠各种慈善组织分发的免费食物勉强生存。
不完善的福利制度无法帮助美国人度过突然的爆发，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惯常的刺激政策进一步放大了新的冠状病毒对社会的影响。美国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克·布莱斯教授指出，美国政府通常选择在危机后保护资本，并让劳动力通过失业进行自我调整。这套“保留大量资本，让工人承受打击，然后让自由市场重新分配资本和人力”的经济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美国经济。但是，目前，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直接失业，剩余的大部分劳动力被隔离在家中，金融市场被冻结。在这种流行病中，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崩溃[35]。
这套刺激资本的刺激政策只会加剧马修效应，富人变得更富裕，而穷人变得更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这种流行病将导致美国50年来最高的贫困率[36]。同时，在爆发的两个月中，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微软创始人盖茨和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等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超过4300亿美元，增长了近15％[37]。
在爆发的两个月内，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和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这五人的财富增加了755亿美元，增长了19％。来自福克斯商业的图
平民百姓的低储蓄和高消费，福利制度的分散以及政府在救助人民之前先对资本进行救助。这些具有美国特色的制度性问题使新的王冠流行与经济衰退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当前的特朗普政权依靠右翼民粹主义，强调“小政府，大市场”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决不会模仿罗斯福的新政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唯一的选择。
4.投票给该党参加国家比赛
面对新的王冠流行，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将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放在首位[38]。但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挽救生命或保护经济”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仔细权衡。
在西式投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裁决的目的也是选举。许多政治官员甚至立即开始为他们的同志参加的连任或其他选举做准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西德尼·布鲁曼塔尔（Sidney Blumenthal）创造了“永久竞选”一词来形容这种残酷的政治现实。他认为，竞选已成为美国官员执政的目的[39]。美国海军学院政治学教授布伦丹·多赫蒂（Brendan Doherty）在他的《总统永久大选的崛起》一书中也指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美国最近的总统中提出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基于选票考虑[40 ]。
从2020年总统大选的角度来看，死于新冠状肺炎的10万多人自然不会复活，而这些死者的家人和朋友最多只有几百万。将该数字与由于流行而停工进行了比较。至少有2000万失业的美国人及其家庭微不足道。此外，从1930年代到现在，在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经历了失业率上升的历届总统都没有连任。那些在选举前成功地降低了失业率的人，基本上以明显的优势再次当选[41]。
这是特朗普目前最困难的问题，无疑将加强他恢复工作的决心。连任不仅是特朗普独自面对的困境。数个月的州长和国会议员也将在几个月内面临下次大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民主党执政国必须逐步解除封锁的原因。
从1930年代到现在，所有不能降低选举年失业率的总统都无法连任。成功地压制了失业率的总统，除了福特在1976年输给卡特（Carter）之外，都已经成功当选。来自BLS，WSJ的数据
除此之外，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特殊选举规则。根据宪法，美国总统由“选举学院”选举产生，而不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该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赢家通吃”-在某个状态下，该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最多，该州的所有选民都对该候选人进行投票[42]。
在美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多数是民主党选票，包括纽约，新泽西，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些选票在大选中至少投票了30年。这意味着，无论特朗普做得如何，这些州都不会在年终选举中投票支持他，因此特朗普可以完全放弃这些州。
五，结论
如果新的冠状病毒的出现是自然灾害，那么新的冠状病毒在美国的爆发性爆发就已经是完全的人为灾难。至于这场人类灾难的根本原因，最受欢迎的观点之一是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无能。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政治学教授，也是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忠实捍卫者[43]。
福山：是什么决定了国家抗击肺炎的成败？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首先承认，许多民主国家的防疫工作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故意低估了这种流行病的危险，以避免国家经济衰退或保护其个人政治利益。但是他随后指出，决定如何应对这种流行病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政府的能力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为什么美国在防疫工作上失败了，那完全是因为特朗普。
福山指责特朗普自上任以来仅照顾他占美国总人口30％至40％的基本账户。他从未尝试过获得其余美国人民的认可，也从未表现出可信赖的态度。他一直在诽谤和摧毁情报机构，司法部，国务院以及他认为对其怀有敌意的其他公务员机构。
每当中国遇到一个小问题时，这些西方学者就写一本特别的书，“自由与民主比独裁专制更好”。既然西方在这一流行病中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重大错误，它已经开始宣布这不是问题。体制的问题是某个总统的问题。
确实，正如福山所说，特朗普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问题，但他的逻辑只是责备现任总统。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是什么制度使这样一个没有足够执政能力的人成功当选总统。人们非常失望。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精英管理体制下，政客必须至少要统治一个人口规模与欧洲大国相当的省份，或者经历其他相应的困难工作经历，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是，在美国的半直接选举制度下，没有任何治理经验的人只要能够在选举中表现出来，就可以当选。像特朗普这样的二流和三流政客的选举是完全正常的[44]。
实际上，在福山列出的每项特朗普个人指控的背后，都有完整的机构支持。例如，特朗普对事务官员的不信任是因为在美国政治制度下，民选官员通常经验和能力有限，而且各个机构的事务官员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权力，导致了两次对抗。
在美国政治范围的另一端，民主党和自由党一直在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反对种族隔离和要求恢复工作的活动，但是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之后，民主党突然转向支持人民。游行反对种族压迫，因为他们发现了推翻特朗普的新机会。特朗普看到民主党人游行，因此他开始组织新一轮的竞选集会。美国两党在新皇冠流行病的治疗上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自己的选票都会增加美国感染的风险。
在美国爆发了许多反警察暴力和反种族歧视示威活动。
不管福山和其他西方精英是否愿意承认，对美国防疫体系的灾难性失败都是一个不妥协的系统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种流行病无法控制，甚至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感染，超过100,000人被杀死，即使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同意政府对新的王冠流行病的反应，不仅美国的整体社会秩序仍未崩溃，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对这种不利的防疫措施负有正式责任（但之前曾口哨宣传这种流行病的航空母舰机长已被撤职）。迄今为止，至少有40％的美国人和80％以上的共和党支持者认可特朗普的防疫工作[9]。
我想这可能是美国体系的真正优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现实中投票的“稳定维持”效果远远大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功能。即使“下次不再选举领导人”，也可以有效地消除大多数人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结果，西方政客越来越善于竞选和破坏治理，西方人民对邪恶治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高。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指出，在民主政府中，最终统治政治的人是不善于赢得选举的人。民主制度过于关注选举的能力，代价。它牺牲了有效管理社会所需的专业知识[45]。美国的防疫性能很好地解释了柏拉图的理论。
“即使我离开办公室，即使发生洪水！”这是自由民主制下每个政客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