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新加坡学者说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就是对人权的保护》一文：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9月7日说，中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保护。
许振义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说，中国采取果断措施，不断累积经验，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新冠疫情。中国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许振义认为，中国有效控制住疫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中国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恢复，尤其是对抗疫物资的全球供应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应对新冠病毒，包括积极开展疫苗的研发，对全球抗疫有积极意义。
同日，新华社发布许振义的英文采访报道，内容大致翻译如下：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基于国情、综合国力和文化的考虑，各国的抗疫态度不一，模式也不一，有“无为而治”的，有着重政治的，有经济和生命并重的，也有一些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的，中国即是一例。
从当初果断执行武汉“封城”，到北京新发地、东北、新疆等地疫情的果断处置，到中央支援香港特区的抗疫。中国累积经验，采取果断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把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可见中国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了首位。
1948年，联合国公布《世界人权宣言》，列举了所有人都有权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许振义认为，这些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需要因事制宜。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三条就是“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冠病大流行的情况下，维持安全人际距离是目前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要求人们暂时牺牲一部分的行动自由，目的是保护人们更为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防疫更是要求个人自由做出小牺牲，从而对群体生命和健康进行大保护。
因此，中国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对人权的一种保护。
许振义认为，中国控制住疫情，对全球有意义。首先，中国做出防疫抗疫的示范，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的一个重要参考。
其次，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控制住疫情，减少了对全球疫情防控资源的挤兑，给其他国家留出医疗防护用品等宝贵资源。
再次，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控制住疫情，经济得以恢复运转，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恢复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是抗疫物资的全球供应。
郁达夫、饶宗颐、王赓武的交汇点 ————南洋学会
在新冠疫情上，许振义写过《对抗新冠疫情，新加坡为啥不照抄中国的“作业”》《新加坡哪来的“盲目自信”？又哪来的“佛系成功”？》《疫情狮城故事：新冠流行，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等文，也多次在中国央视上介绍新加坡疫情和抗疫措施，在《财新》设有博客。
许振义是《新加坡眼》董事经理，也是南洋学会会长。
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
1940年3月17日，几位在《星洲日报》编辑部服务的文化人，齐聚在牛车水余东璇街的南天酒楼开会，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他们是姚楠、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关楚璞及许云樵。
当时的基本会员只有19人，首届理事是上述6位加上在上海的李长傅。
中国南洋学会是“以研究与发扬南洋文化学术为宗旨”。1940年6月，学术刊物《南洋学报》创刊，由许云樵担任主编。
1958年，中国南洋学会改称为“南洋学会”，由黄曼士出任学会主席，王赓武担任《南洋学报》主编。这个关键性的转变使得学会更本地化，研究重点也更倾向新马华人史的研究。
在王赓武之后，历任主编为：郑子瑜、李庭辉、魏维贤、崔贵强、李励图、郭振羽、陈寿仁、杨进发、陈松沾、陈荣照与李志贤。现任主编为许振义。
除了《南洋学报》，南洋学会也出版《南洋学会丛书》等，举办各类学术演讲和研讨会，为学者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80年来，学会能人辈出，大多是上得了新加坡文化史的，健在者不提，先贤就有饶宗颐、连士生、张瘦石、刘抗、黄曼士、陈育菘、庄竹林、林徐典、刘蕙霞等等。
南洋学会书库设于新加坡居士林图书馆（17-19 Kim Yam Road），有上万册藏书，欢迎学界诸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