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6月4日刊登题为《日本大学贫瘠的“知识土壤”》一文。文章摘编如下：
日本大学的研究能力正在出现明显的地基下沉态势。《日本经济新闻》以国内外209所大学为对象计算出的创新能力指标显示，东京大学在学术论文的“生产率”方面被中国的清华大学反超。与美欧的名校相比，差距不断拉大。在尖端研究领域，与海外人才的沟通渠道不断变窄，使得创新土壤愈发贫瘠。
《日本经济新闻》与全球出版业巨头、埃尔斯维尔出版集团及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特聘教授小泉周合作，以国内97所大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12所著名大学为对象，计算出“大学创新能力指数”。
除学术论文数量和研究人员学术水平外，还就论文引用比例和研究者人均论文数（论文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
东大的数据暴露了日本代表性研究机构的弱点。从2012到2016年，东京大学的论文数量比十年前的2002到2006年有所增加，继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学校之后维持在前十名的水平。但是在2012到2016年间，东大的论文生产率却下降到第94位。
十年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崛起。十年前，东大在各项指标中都领先于清华，但在2012到2016年这段时间里，清华在生产率方面实现了逆转。竞争格局出现戏剧性变化。
日本的大学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的话说，就是没能顺利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在美国，随着谷歌、脸书等企业的崛起，大学也相应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清华大学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论文引用数量也跻身全球前列，成为尖端研究的重点。
日本的大学正在被国际性的知识网络甩在身后。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9年首次提出了生物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得到援助的研究者中出了27位诺贝尔奖得主。
曾经的项目负责人、东大特聘教授广川信隆说：“现在获得援助的已经基本没有日本人了。”与海外研究者合作是获得援助的条件。日本人和外国研究者的合作越来越少，广川教授警告说，这样下去那些没有发表在论文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日本人就看不到了。
虽然国家也引入了竞争机制，但也导致了待遇不高的年轻研究人员更愿意在那些短期内就能看到成果的小题目上花时间，凑论文数。
如果研究能力地基下沉的态势进一步加剧，日本的大学也将遭到企业的嫌弃。
丰田汽车为研发将左右自动驾驶水平优劣的人工智能技术，决定在2020年之前每年投入5000万美元，推进与大学的联合研究，合作伙伴选择了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丰田表示，在寻找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伙伴时发现，只有美国大学。文部科学省官员感叹，日本的大学根本就没有被作为合作伙伴考虑。
我们也通过此次调查看到了赢回创新能力的启示。在研究质量上，首都大学东京甚至超越了东京大学，在全国排名第一。
在超导物质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的现年34岁的水口佳一副教授成为被学校内部认定的仅有的四名领军研究者，月薪也因此增加了20万日元。在从事具有竞争力的研究题目的16个中心里，外国人研究者的比例超过30%。
东大也在推进变革，比如与青年研究人员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等。给那些有为的年轻人提供舞台、提高他们的能力是日本大学重获新生迈出的第一步。
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企业。而作为基础的科技实力一旦衰落，种子也就无法生根发芽了。日本虽然有过诺贝尔得奖高潮，但眼下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需要寻找再次兴盛的突破口。
通过《日本经济新闻》等机构的调查发现，日本大学正在苦苦提升研究能力。2012到2016年在“论文生产率”排名中进入前100位的日本大学只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四所。与明确强势战略领域、贯彻竞争主义的亚洲其他大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在生产率方面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明确将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作为战略领域，通过高薪吸引有实力的研究者。据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浜口道成所说，该校校长的年薪高达1亿日元。
排名第二的香港城市大学和14位的香港科技大学的进步也得益于很多留学美国的年轻学者占据了教授岗位。他们带来了美国大学贯彻始终的竞争主义。
回顾2002到2006年的数据，当时日本有8所大学进入前100位。一方面亚洲势力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日本却停滞不前。
不过也有一些日本大学正在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存在感。信州大学2012到2016年的“研究质量”继首都大学东京、东京大学之后跻身日本国内前三。在碳纳米管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远藤守信特聘教授也发挥了引领作用，促使该校在最近几年里实现了研究体制的重组。
2014年，信州大学在碳纳米管、先进医疗等5个强势领域分别成立了研究所。2016年又继续在航天、菌类和微生物等5个领域设置了研究中心。
中村宗一郎副校长介绍了这么做的背景，他说：“大学要想生存，必须选择有特长的领域并集中研究力量。”（编译/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