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汉
今天是10月6日，中国国庆长假的倒数第二天，按理说，现在应该是返程高峰了。
但是，对于泰国而言，10月6日是一个十分不吉祥的历史性纪念日。
这个日子，和我们今天要说的人和事儿，颇有一些渊源。
趁此机会，我们接着昨天往下说——泰国“民主之父”比里·帕侬荣的故事吧。
上一期我们说到，比里作为一个泰国华人政治家，前半生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三大功绩：
组建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党；
领导1932年革命，成功将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
在泰国銮披汶政府“投日”的黑暗时代中，比里领导泰国地下抗日运动，成功将泰国从“二战从犯”变成了“盟军卧底”。
于国于民，功在千秋。
他是泰国版的孙文，是泰国版的戴高乐，是泰国历史最伟大而成功的重塑者。
但是，如此伟大的国父级人物，晚年却远离故土，客死他乡。
这是为什么？
要想理解比里的后半生，先要看一点背景介绍——
泰国华人：最有钱的，与最革命的
上一期，我们提到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泰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基本都是华人。
“资产阶级”=“华人”，这个好理解，东南亚各国基本上都这样。
暹罗历代王朝，无论是王室还是普通农民，都不怎么明白经营生意的道理。
于是，泰族王室（与华人密切通婚之后的）开始大量依赖华人打理家业，将一些国家经济项目承包给华人，让华人负责经营，并由华人向国家（实际上也就是王家）缴纳大笔资金，以此实现双赢。
久而久之，暹罗工商业界，清一色的华人。
1900-1960年暹罗老照片
暹罗王室和民众，开始猜忌华商，认为华人掌控泰国的经济命脉，对暹罗经济有所威胁。
而实际上，华人富商不但没有威胁到泰国的经济独立——反倒是泰国那点仅存的经济独立，都是靠着泰国华人，从洋人的手中艰难地抢夺回来的。要不是华人，近代暹罗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可言。
久而久之，暹罗华人几乎等同于暹罗资产阶级本身，华商形成了独立的阶级与政治团体，开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代“泰族封建贵族统治”而政治目标而努力。
这，是20世纪初的暹罗。
暹罗1920年老照片
与此同时，在暹罗工业化初期，由于泰族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也不如汉人劳工吃苦耐劳，于是“泰人负责种田，华人负责打工”的底层社会分工开始形成。
首都的运河和铁路，泰南的锡矿，航运，码头，机械碾米——当时暹罗国中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也几乎清一色的华人。
于是，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东南亚时，立刻被华人无产阶级和进步的华人知识分子接受。中国革命，本就对暹罗华人影响至深，加上暹罗军阀和权贵开始有意识地宣扬泛泰民族主义，压制华人势力，限制华人入境，并在外交上亲日反华——更让华人与暹罗统治者矛盾日益激化。
于是，“革命的华人资产阶级”，以及“左翼革命的华人无产阶级”，与“保守的泰人封建权贵”以及“反动的泰族（或者高度泰化的华族）军阀”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泰国从二战直到越战期间的政治主旋律。
比里，是前者的代表。
而在1932年一道干革命的“暹罗袁世凯”——披汶，则是后者的代表。
“华人左翼革命”与“泰人军政专权”，在二战前夕分道扬镳。
由于军人掌握枪杆，挟有皇权，一直在斗争当中占据上风。
直到泰族将军的靠山——日本帝国的瓦解，才让华人左翼力量得以短暂地翻盘。
但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反X战略，再一次为泰国军人政权与封建权贵的还魂注入了法力。
再加上泰国左翼力量的过分“中国化”，以及泰国华人资产阶级的迅速“泰国化”，让泰国的革命性力量无法得到普罗大众的支持和理解。
比里帕侬荣，他谢幕的时刻，来临了。
革命的退潮，英雄的迟暮
1947年，泰国銮披汶政权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由泰”政府，重新建立军方专权。
比里被迫流亡，途径新加坡，逃亡中国。
到了1949年2月，比里趁泰国军方内讧，再次潜入泰国，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泰国军政府——然而，这次行动依旧失败，比里只能黯然离去。
那一年的10月，新中国成立。
作为一个最为“亲华”的东南亚华人政要，以及泰国左翼革命的领军人物，比里帕侬荣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20世纪左翼革命在中国的史诗性成功。
此后，整整20年，比里像后来的西哈努克一样，长期流亡在中国。
每一年，他都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
每一天，他都关注着泰国的政治局势，渴望着能够回到泰国，推翻军人政权，继续自己毕生的事业。
然而，他的梦想，注定不可能实现。
60年代、70年代，随着越战的胶着，以泰国法政大学学生（这所大学就是比里创立的）为首的进步青年，开始反复发动反军方统治的游行示威活动。
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整整43年前的今天，由于军方又一次推翻民选政府，造成曼谷大规模示威，军方痛下杀手，在法政大学开枪，酿成惨案。
曼谷左翼青年，纷纷逃离城市，遁走山林，加入山林中的“泰共”游击队——而这些进步青年，多半也是泰国华商子女，一时之间风云色变，哀鸿遍野。
1970年，比里移居巴黎。
听闻泰国发生10·6事件，远在巴黎的比里，立刻通过中国的媒体，以及设立在云南境内的大功率泰语广播电台，公开呼吁泰国人民奋起反抗，“推翻泰国的美帝国主义走狗”。
左翼革命高涨，军方民心尽失，美国在越战失败后撤出东南亚。
泰国，眼看就要成为“下一块多米诺骨牌”，比里眼看就要回到他的故国，重新开始自己当年未尽的事业。
但就在这时，命运的天平，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第二年，中越交战。
风雨飘摇的泰国军政府，摸到了一张头彩。
由于泰共主要由华人组成，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因此泰国在老挝的安全庇护所和补给线路被切断。
同时，为了遏制越南，中国开始与泰国接触，以“停止支持泰共”为筹码，换取泰国与中国共同反击越南。
更关键的是，泰共——以及所有当时具有武装力量的泰国左翼，都太过听命于中国，过分照搬中国的革命模式，始终没有完成“泰国化”的改造，让泰国进步青年无法接受，造成了“泰国左翼知识分子阶层”与“泰共”的逐渐分裂。
外部世界的分崩离析，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厮杀，断了泰国左翼革命的后路。
内部团结的瓦解，本土同胞信任的流失，“华人左翼”在泰国文化当中天然的隔阂，乱了泰国左翼的元气。
内忧外患之下，泰国军方宣布“大赦”，对泰国左翼武装进行诏安——并且最终成功了。
仅仅三年，如日中天的泰共，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连一滴水花，都没有留下。
泰国的左翼革命，消失了。
而一直在外海，对泰国民主革命满怀期盼的比里帕侬荣，也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了。
曾经是比里坚实大本营的中国，也不再让比里，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影响中泰友好”的言论。这位迟暮的“泰国民主之父”，与整整一代泰国左翼华人青年一道，仿佛从世界的记忆中，消失了……
这就是，比里帕侬荣，最后的结局。
1983年5月2日，比里在巴黎去世。
那一年，他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