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德国，都是二战的战败国。它们在20世纪对别国发动战争、进行种族屠杀的残忍行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至今，这两个国家对于二战历史教科书的书写竟迥然不同。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教科书代表了官方选择出来的想要传承的知识。那么，从日德教科书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对国民的要求和期待，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要展现的姿态。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名言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通过书写历史和教育系统，这种意识形态会持续有效地灌输给下一代的国民，而历史教科书，正是历史和教育的重要契合点。通过编写符合当前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就能放大复杂历史事实的某一方面，甚至改写历史，在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授，改变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而二战后的日本，就是这么干的。
日本投降以后即被美国占领。占领初期，美国官方努力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因此，日本的教科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5年10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了有关课程内容和教科书的指示，其中就包括废止一切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12月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废止了对神道的宣传，禁止使用二战时期的《国体的本义》《臣民之道》等教材，并建议重新编写日本历史教科书。
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
于是，日本主管教育的文部省立刻着手进行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当时计划把日本历史分成4个阶段，分别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被招揽的11位历史学家可以自己选择和组织内容，但必须遵循三个原则：没有任何宣传；没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传播神道教；增加对普通人在经济、发明、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论述，只有在天皇有突出贡献时才可以提到天皇。盟军最高司令部可以对教科书中的文字行使否决权。
其中现当代史在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军队……蹂躏了南京。”这个表述承认了这是日本二战时期的错误。
但这套教科书并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因为随着对日本民主化的推进，特别是1946年新宪法的颁布，规定了主权在民，保障基本人权，宣布放弃战争，以及保障学术自由和人民的教育权，日本很快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其中规定，课本的编写不再由国家统一负责，而是“合格机构”就能参与编写教科书。
到了1953年，日本的教科书就由那些有合格资质的出版方提供教科书，再交由文部省通过的方式来编写教科书。这个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当时的国际局势已经与战后初期大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日本的邻国——中国。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50-53年爆发朝鲜战争。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民主化改为反共，并重新将日本军事化。这样以来，日本的教育开始全面向右转。根据文部省的看法，描述日本古代在政治上从属与中国，会让学生们觉得日本“低人一等”；论述太平洋战争的内容篇幅太长，整个主题都应该跳过去不谈等等。到60年代，日本教科书中不再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朝鲜战争
但在家永三郎等历史学作者的坚持下，特别是家永本人对文部省的诉讼（他曾三次控告文部省删除他所编写的教科书，特别是关于二战中侵华的内容）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70年代初一批坚持叙述日本侵华史的教科书得到了出版。
家永三郎是日本少数坚持日军战争暴行为史实的学
可是，到了70年代末期，由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重新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他们要求在描述侵华行径时，用“进入”代替“侵略”，并提议对南京、新加坡和冲绳大屠杀中的情况采用“较少的数字”。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传授必须要“增加我们国家的历史自豪感”。所以，无论事实是怎么样的，对于南京大屠杀、731细菌实验和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就根本不应该讲。如果这些历史上的“错误”被写进教科书，就无疑是向下一代承认日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下流的、愚蠢的和狂热的民族”。甚至在日本右翼分子看来，传授日本的侵略史和暴行，是“反日”和“不爱国”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自虐”。
然而，同样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德国在战后教科书的编写上采取了和日本截然相反的政策，这真是因为德国人特别善于反省吗？还是突然变善良了呢？
并不是这样。正如前面我们说到，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教科书，其实反映的是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国民，以及想要展现的国际形象。如果说，日本极力想“脱亚”，寻求一个地区性大国的独立地位，那么德国想的则是“入欧”，在欧洲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德国非常注重所谓的欧洲认同，在教科书中体现的是一个更为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
自1989年统一以来，德国就一直在寻找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包括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德国在欧洲中的角色等等。日本和德国都是向前看的民族，日本为了向前看而选择“忘记过去”，德国则选择了“与过去决裂”，让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以便更好地承担欧洲和全球的责任。
“你不能一面宣传欧洲联盟，一面继续生产充满了19世纪民主偏见的教科书。”在讲授中世纪史的时候，讲到德国和邻国的建筑具有同样的特色，以前的教师会说，它们的建筑和德国的相似，所以这些建筑都是德国人造的。而现在的教师会说：“那段时期，在两个国家，人们建造了相似的建筑。”对于北欧的维京人，原来的历史会将他们打造成开疆拓土的勇敢先辈，而如今则将他们塑造成长途跋涉的成功的商人。
当然，德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区别，还体现在对二战的反思上。日本出于“尊严”而不提那段历史，而德国则警惕着新纳粹的崛起。在德国的公民课本中，在讲完纳粹时代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了当代的新纳粹，非常明确地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一本课本做了这样的课堂设计，学生被要求对比一张1934年希特勒青年团的照片和一张1990年的新纳粹集会的照片，然后说出其中的相似性；另一本课本中，“土耳其人滚出去”的现代涂鸦和1933年对犹太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招牌被放在一起，明确警告现代新纳粹反对外国人与1933年充满憎恨的演讲和种族言论一样，而上一次导致了大屠杀和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
从日德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看出，它们所反映的并不能单纯用民族性来评判，“日本是坏的，德国是好的”，这样的分析模式没有任何帮助。应该看到的是，日、德两国的教科书反映的是二战以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不同。日本跟随美国，初期民主化去皇国化，50年代开始向右转，经济起飞后要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因而不能允许“自我贬低”。而德国则为了更好地融入欧洲大集体，特别在统一后通过对纳粹的持续压制来强化国家认同。
说到底，它们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而且，值得在最后特别指出的是，国家对于教科书中历史问题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在遭受难民问题和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欧洲一体化巨大危机面前，德国会继续强化国际化，还是会走极端民族主义的老路呢？教科书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