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献上花圈后，他肃穆垂首良久，然后双腿下跪谢罪。这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让许多波兰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淡化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欧洲特别是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的愤怒，为德国重返欧洲，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勃兰特因此于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德国还在首都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了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提醒后人牢记德国走过的歧途。
同样属于战败国的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欠下的血债丝毫不亚于德国法西斯，为什么日本不向受到侵害的亚洲国家真心谢罪？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称为“进入”，把对东南亚的侵略称为“解放”？为什么发布战争训令的天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为什么每年都有日本政府的要员和议员前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冈山还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绞刑的土肥原树立了纪念碑？为什么面对如山的铁证许多日本人居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与中韩慰安妇？为什么吃尽战争苦头的日本如今仍崇尚武力并一再与邻国制造摩擦？
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的民族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一，日本有一个说法叫“各就其位”。
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一直遵从等级制。二战之前，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已经到达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最优等的民族，日本应该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亚洲其他民族与国家都应该处于从属的、被改造的、被解放的地位。根据日本等级秩序的理论，他应该扶持落后的兄弟——中国。
由于日本与中国同属大东亚种族，因而应该首先把美国，继而把英国、苏联从亚洲排除出去，使之“适得其所”。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条约，条约前言说：“三国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乃长久和平之先决条件。”在攻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递交的声明中说：“使各国各就其位，乃大日本帝国不可移易之国策……目前时局一成不变，大日本帝国难以容忍。”因此才有了将美国从太平洋赶走的狂妄，才有了“大东亚共荣圈”，才有了打着解放欧洲殖民地的幌子肆意出兵亚洲各国。二战战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霸权野心受到沉重打击，但并不表示日本人的优等民族心理、金字塔顶端意识、太平洋争霸观念有丝毫转变，这一点在日本近年来对中国、韩国、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是日本对精神的狂热信仰。
日本人坚信，精神一定战胜物质。20世纪30年代，日本前陆军大臣荒木大将在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宣称，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惧，吾等何惧于物质哉。”《日本战争手册》中有一个传统的口号：“以吾等之训练有素对抗彼等之人多势众，以吾等之血肉对抗彼等之钢铁。”他们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驾驶着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美国军舰，就是精神优于物质的一个极端案例。
二战期间，日本的广播描写过一个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空战结束后，一名首批返航的日本大尉从飞机上走下，站在机场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天空。在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人数，尽管他脸色苍白，但非常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之后，他写了一份报告，然后走向总部。在总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汇报一结束，他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冲上去帮助他，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他的胸部有一颗子弹，枪伤是致命的，他已经死去很久了，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做了汇报。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事实，这名死去的大尉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是因为他怀有庄严的责任意识。
”战争后期，无论日本遇到什么灾难，如东京大轰炸、塞班溃败、菲律宾失守，军方总是说，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们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把敌人引向我们。所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许多军人不甘失败剖腹自杀。即便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日本也要千方百计供奉在靖国神社里。或许，任何国家都不要期望日本真心实意地低头认罪，今天的日本似乎早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创痛。
第三，是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
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天皇只是一个象征，不具备世俗的行政权力。但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狄克特在深刻分析日本社会后指出，尽管二战开战是天皇发布的，军国主义在战后已经名誉扫地，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战前一样强烈。的确，一些苦战到底的日本战俘把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天皇把人民带入战争，我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那些反对战争的人，也惯常把和平主义思想归因于天皇，称天皇“被东条英机骗了”, “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而且不同意的情况下发动的”。日本人认为“战争失败时，内阁和军方会受到谴责，而不是天皇。纵然日本输掉了战争，但所有的日本人毅然崇敬天皇”。这也就是二战之后天皇不仅没有受到审判，甚至没有受到谴责的原因。因为哪怕词语上对天皇的不敬，都有可能激起日本全民的拼死相搏。
第四，是日本军人的死不投降主义。
在尽力而为之后，面对寡不敌众的局面，任何西方部队都会选择投降，他们的名字会被传回本土，以便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投降者仍然是光荣的军人，他们的家人也不会因此受到歧视。但日本截然相反，在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军人应该选择自杀，或者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冲向敌人。哪怕是因为受伤或昏迷被俘的，在日本也永远抬不起头来。投降可耻这一观念被深深烙进日本人意识里，以至于在平型关大捷中被包围的近千名日本军人全部战死，没有一人投降；在北缅战争中俘虏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42比17166,142名俘虏基本是受伤或昏迷之后被俘的。
第五，是对性与色情的宽容与怂恿。
性，在日本人看来是另一种“人之常情”，是家常便饭，不管它与婚姻、家庭多么冲突。日本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浪漫爱情与感官描写，而且主人公多是已婚的，结尾往往是双双殉情。日本人认为，在人生中，“性”好得不能再好了，它是没有邪恶的，对性的快乐不需要进行道德约束。
丈夫必须遵守夫妻之礼，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自己限定在婚姻之中。有钱人可以蓄养情妇，一般人可以去找艺伎或妓女，一点儿都不用掩饰。妻子可能会帮助丈夫穿衣，准备当夜的消遣。丈夫所光顾的妓院可能会把账单送到妻子手中，妻子也认为应该付这笔钱。她可能会不高兴，但那是她自己的事。就连日本的佛教都不赞成通过苦修和禁欲来达到“圣洁”，他们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追求风流、优雅的生活。正是日本人对“性”的随意态度和一旦离开“性”便心神不宁的惯性，使得日本军人在远离家乡、出兵别国的日子里，对女人表现出令人恶心的贪婪，大规模强奸事件俯拾即是。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性侵事件导致官兵性病流行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于是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它其实是战争期间征招的随军妓女和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近40万慰安妇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鲜半岛、日本本土，也有部分琉球、东南亚、荷兰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被称为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军队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第六，是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武士道古称“叶隐”（取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指凋零有期的花儿，隐藏于叶下，遇有知音便瞬间飘落而去，以展示自身生命的价值。由此来看，死亡、复仇、切腹等残忍血腥的场面，以“真漂亮啊”等赞许口气出现在《叶隐闻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武士道将儒家的“忠勇”、禅宗的“生死一如”与天皇信仰杂糅在一起，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军国主义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如此看来，大和民族似乎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好比是天差地别的一朵菊与一把刀，分别象征着既风雅细腻又尚武残暴的民族个性。给世界的印象是，既遵纪，又散漫；既爱美，又血腥；既藐视一切，又虚心好学；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绝不认输的心。这也许正是任何国家对日本都不敢小觑的原因吧。
日本这种善变且尚武的民族个性，决定了他们缺乏德国那种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起码道德。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紧紧抱住“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不放，认为自己受到了指导者的“欺骗”，是二战的“受害者”，回避日本曾经协助和默许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在二战后纽伦堡大审判时，也曾有德国战犯竞相把责任推给希特勒，宣称自己只是命令执行者。但纽伦堡法庭最后判定，执行上级命令不是个人摆脱道德约束的理由，执行者对命令的顺从不仅表示对纳粹罪行的默许，也表现出对纳粹罪行的协助，纳粹德国公民必须对此承担公民责任。
露丝·本尼狄克特曾在70年前预言，日本人知道，军国主义是一盏已然熄灭的灯。但他们一直关注，它是否也会在别的国家熄灭。如果它不熄，日本人随时有可能重新点燃他们的好战热情，炫耀他们为世界秩序所能做出的贡献。如今，她的预言已经或正在变成事实。最近，日本频频挑战邻国的主权，不仅与韩国争夺竹岛，向俄罗斯索要北方四岛，将中国的钓鱼岛国有化，而且公开而高调地参拜靖国神社，强烈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对日本有深刻了解的亚洲人民再次看到了“日本式的冲动”。
有些日本政客说，参拜靖国神社是祭奠为国捐躯的英灵。但在全世界看来，向供奉着被定罪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约250万二战阵亡者的靖国神社鞠躬，其实就等于对侵略者、屠杀者顶礼膜拜。历史是非不明带来的必然是现实逻辑不清。这些政客们必须明白，任何国家的现代领导人在前进过程中必须携带两个文件：一个是使他能够进入新的历史领域的科学护照，一个是建筑在最深厚的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道德身份证。站在人类史和世界舞台的高度来看，第二个证件更为关键。
在此，我有必要透露一个令人深思的画面：有人看见，在日本防卫省，一直是把中日地图侧倒过来放的，这样，一溜日本岛就横在中国的上方，好像一串铁链锁住中国的出路。
还有一件事令我如鲠在喉：最近，日本右翼导演水岛悟拍摄了一部电影《南京真相》，号称自己对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遇难者数字——零。
与此构成巨大反差的是，作为最大受害者的中国人却冷静、理智和宽容得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早就声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人也留下遗言：“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日本向何处去，是日本人的选择。选择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行动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需要忠告的是，为战犯招魂，从东条英机等上辈人那里寻找灵感，从而获得继续“向右转”的勇气，只能使日本重走毁灭的老路。
如果每个日本人都重温一下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读一读当年天皇的投降书，再看一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说不定对日本人的选择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