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珍珠港的硝烟还未散尽，东南亚地区就上演了一幕“饿虎扑食”的戏码。
猎手是在中国战场打了近5年的日本军队，猎物则是英美等昔日的殖民大国。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相继攻陷泰国、香港、马来亚、关岛、吉隆坡等战略要地，菲律宾、新加坡、缅甸也危在旦夕。
这下，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坐不住了。
当时，中国军需民用的武器、汽车、汽油、机器、通信器材、医疗用品等战略物资，基本上都要从国外进口。
自1937年9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宣布封锁北起山海关、南至汕头的中国海岸线以来，中国对外沟通的渠道就剩下了以下四条路线。
第一条，以香港为出海口，经广九——粤汉铁路到武汉。
第二条，自苏联经霍尔果斯入境，再经乌鲁木齐到达兰州和西安。
第三条，以越南海防为起点，或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或经桂越铁路到南宁。
第四条，以缅甸港口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戍，然后转接滇缅公路抵昆明。
香港这条运输线很重要，仅1938年1月至9月间就向中国内地输送了5万余吨军火，但同年10月广州陷落后实际上就停滞了；西北一路远离中日战场，在四路中是最安全的。但此路往返时间过长，加之1942年的苏联力不能逮且不愿得罪日本人，所以也逐渐趋于寂静；越南海防一路，自1940年9月日本胁迫法国贝当政府签订军事协定后也中断了。
如此，外国援华通道就剩下了唯一一条大动脉：滇缅公路。
于是，在1942年1月，蒋介石政府为了确保滇缅公路的稳定，遂调集了10万精锐奔赴缅甸作战。
缅甸被英国殖民了百余年，当地百姓对这些殖民者的疯狂掠夺很不满，所以反抗运动从未间断。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缅甸更是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英群众运动。
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乃竭力拉拢缅甸地区的上层人物，组成了反英联盟。
和缅甸一样，印度也是英国的重要殖民地，这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同样高涨。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仅提出了“驱英美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还派了专人同印度最有影响的“国大党”联系，表示愿意拿出金钱和武器帮助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
“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当年光武帝刘秀劝河西窦融夹攻四川的公孙述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印度。
要知道印度若是倒向日本，滇缅线保不住还在其次，日本和德国会师中东那才是大问题。
到那时，不单是中国的抗战陷入危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会糜烂不堪。
为此，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都十分关注“国大党”的对日态度。
尼赫鲁（左）和甘地（右）
先前，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曾就民族独立问题和英国商量过。
英国当局为换取印度在对日作战中与英国的合作，也答应了战后会给与印度“独立和自治”。
但甘地等人清楚地记得一战时英国也曾给予过印度同样的承诺。
彼时，甘地曾亲自出面帮英国召集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然而英国打赢一战后却失信了。
因此，这次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先独立后参战，否则便采取“不合作”政策。
英国和“国大党”的僵持全被蒋介石看在眼里，他看到此时日军已经攻陷了缅甸毛淡棉，缅印战局已是万分危急。
于是，在取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后，蒋介石遂下了飞往印度调解的决定。
英国人对蒋介石的调解很是欢迎，他们甚至还替英国女王给蒋介石颁发了名为“KCB”的名誉勋位。
可是，在和英国人的接触中，也产生了些许不和谐因素。
如蒋介石抵达印度后本想直接前往孟买拜访甘地，但英国人担心此举会将甘地的地位抬的太高，不利于日后的殖民统治，遂坚持要将会面地点定在加尔各答。
经过一番波折，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终于在加尔各答的一个私人寓所和甘地见了面。
为了确保会谈的私密性，在这场长达5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除了蒋介石和甘地，就只有充当翻译的宋美龄。
交谈中，蒋介石试图说服甘地先放弃“不合作”政策，待击败了轴心国再联合国际力量迫使英国放弃殖民统治。
但不管蒋介石如何劝阻，甘地始终都坚持一个底线：除非英国允许印度独立。
印度这颗明珠一直都被英国人称赞为“女王桂冠上的明珠”，英国人显然不会放弃立场。
即说服不了甘地，又无法劝说英国人，调解遂以失败告终。
值得庆幸的是，蒋介石的政治故交、同是“国大党”重要领导人的尼赫鲁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日本的占领。
于是，蒋介石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印度。
后来，英印矛盾越发尖锐，“国大党”的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竟被英印政府逮捕。
此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已经失败，滇缅公路已被彻底切断。
好在日军兵力不足，并未乘胜攻入印度。
最终，中国靠着驼峰航线才度过了抗战史上最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