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过，欧美及日韩都存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市“剩女”问题也日渐显现，而且我国的“剩女”问题同其它国家的还不一样，中间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所以问题更严重、更复杂。
在各国解决剩女问题的过程中，新加坡是最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为国父李光耀充分认识到，剩女问题所涉及到的人口问题关系到新加坡国家安全，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若大批剩女不结婚，将会后继无人，所以将解决剩女问题纳入政府的施政计划，以优质基因为切入口，积极为女大学生剩女的幸福着想，制定有效的办法，并严格落实认真执行。
新加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独立后，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作港口贸易，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教育事业也同步发展，女大学生也随之增多。到了1980年后，新加坡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单身女性人数逐年增多，达到新加坡人口的1%，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有三分之二都是单身。同时生育率也开始下降，大部分生了两个孩子就不愿意再生了，这对于当时只有240万人口的新加坡是个十分严重的事，因为新加坡只是个城市国家，没有广大人口基数和流动人口，弄不好就会出现人口断层所以这种现象开始引起父母恐慌，政府关注。
1983年8月14日，李光耀总理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新加坡的婚恋观念还比较传统，男生决不娶教程度高于自己的女性，即一流男娶二流女，二流男娶三流女，三流男娶四流女，剩下一流女和四流男没人要。
新加坡奉行精英治国，李光耀认为女大学生都剩下了，那么这部分优秀基因就断绝了，女大学生没有传宗接代基因就得不到传承，人口素质在逐代筛选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低。因此他鼓励男大学生应该找女大学生结婚，优质男女共同生出更优质的孩子，这叫基因选良。同样二流男找二流女，三流男找三流女，四流男找四流女，这样生出的孩子基因才不会下滑。
李光耀的这个讲话“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全国“婚嫁大辩论”，各种批评声滚滚而来，说他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观点与我国的“寒门出贵子”的观点恰恰相反，也与我国一直一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不同。
第一种反对他的人恰恰是女大生们，本来人家只是剩下过得悠然自得，可总理在全国点名她们是在浪费优质基因、浪费资源，一下子成了全国人观注的焦点。第二种反对他的人是那么没有考上大学的女性和其父母，本来人家还能因为长的漂亮高攀嫁给男大学生，现在政府竟然公开劝阻男大学生们，不让他们娶这些非大学毕业的，这明显是干涉婚姻自由，特别是四流女性更不愿嫁给四流男性。第三种反对他的是那些出身较低的，认为他的讲话是说他们这些出身较低的人歧视，认为他们生不出聪明的孩子。
面对种种批评声李光耀不为所动，而是从多角度搜集材料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新加坡智能水平下降、经济下滑、社会出现滑坡就是因为人的育种出现问题，男大学生没有娶女大学生，生的孩子不聪明。所以后来李光耀也被西方戴上专制的帽子。
一是成立社交发展署，政府出面做“红娘”，主要服务对象为男女大学生。刚开始社交发展署受到冷嘲热讽，组织的婚姻介绍活动参加的大学生很少。哪个女性不想高嫁，哪个男性又何偿想娶“太上皇”来管自己。于是李光耀又促请人民协会懂事长成立多个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主，让高中毕业生在社交促进组中相互交往、相互认识，女高中生没有女大学生那么骄傲，所以很多高中男女认识后恋爱结婚。这样高中毕业的女性人数大大减少，这就断了男大学生娶女高中生的念头（釜底抽薪），逼得他们去娶女大学生。同样高中男生娶了高中女生，那么初中毕业的女生只好去嫁给初中毕业的男生。
二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让大学生夫妻多生育，又提出了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新加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其教育制度的特点是让成绩不同的学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于是将学生的升学路径主要分为学术和技术两条路线。
学术就是将来上大学，技术就是将来上技校。新加坡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定培方向了，即有意识的让学习好的集中到一块，学差的集中到一块，到六年级升学考试后，成绩优异的的去上重点初中，将来考大学，成绩差的去上一般初中，将来上专业技术学校。全城的初中分几个等级，特别好的六年后可以直升大学，但选拔的学生都非常优秀的学生。
初中又分为快捷源流、普通学术源流、普通技术源流，相当于我们重点初中、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新加坡的初中是六年制，前四年相当于我们的初中，后二年相当于我们的高中，中间考试淘汰的很厉害，考试不很就直接给你打到职业初中去。
新加坡就只有一个城市，所有学校都在一个城市中，一切凭考试成绩选择学校，就象我们的中招高中一样。新加坡的廉政很厉害，贪污受贿只要一广播，马上全国(全城)人民都知道，所以根本不存在象我们国家的托关系、走后门去上重点学校，或跑到外地去上。
因此这个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是家长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这个政策一出台立马受到内阁中平均主义的攻击，驳斥李光耀“聪明父母必生聪明子女”论，认为这个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但李光耀为了解决女大学生生育率低问题态度很坚硬，绝不搞平均主义，最后强行通过。这项特权虽然后来也取消，但是男大学生看到娶女大学生确实有好处，便娶的多起来。
三是给已婚妇女税务优惠。针对生育率低问题，政府规定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项政策实施后果然生育三孩、四孩的多了。但是每项政策都会受到不同人群的攻击，这次攻击的是早知如此为什么六七十年代实行两孩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后来又实行高消费税，你不结婚单身有钱，消费就会高，那就多交点税。
四是引进外来人才娶女大学生剩女，虽然釆取的各项措施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还有一部分高精端女大学生不愿下嫁，如留学剑桥、哈佛等国外大学回来的，这些人是高端人士，一般男大学生不敢娶，而且她也看不上，于是李光耀放宽新加坡入籍条件，允许娶新加坡女人为媳妇的男士加入新加坡国际，这样一些日本人、韩国人、香港人，以及欧美白人等高端人士愿意新加坡高端剩女。
总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光耀通过一系列政府措施极大缓解了女大学生单身剩女问题，也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高端知识女性单身问题似然在新加坡存在。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国家，情况单一，人口较少，治理起来比较容易，同时新加坡实行精英政治，阶层分化较为明显，优胜劣汰观念深入，国民平均素质较高，接受政策能力强。
而我国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地域广，人口多，贫富差距较大，人口流动性较强，并且全国各地正在推进城镇化，高房价、高彩礼等所带来的光棍、剩女问题越来越突出，若任其发展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低生育率等，欧洲低结婚率、低生育率造成的伊斯兰化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