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2/2022/《外交政策》刊登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副教授贾斯汀-盖斯特的文章，分析当白人在美国成为少数群体时，会发生什么。指出，其他国家的多数民族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一些例子和，也有一些警世的故事。
2021年，美国人口以历史上最慢的速度增长，而且，第一次其人口增长的大部分来自于移民。因此，尽管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了四年的限制接纳外国人的政策，美国仍有望按预期在2044年达到一个"多数族裔"里程碑：除西班牙裔白人之外的白人成为多个少数族裔之一的时刻。
本文改编自Majority Minority by Justin G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24 pp., March 2022).
几个世纪以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直建立在一个不可侵犯的国家的理念上，由一个共同的民族、种族或宗教含含或明确地团结在一起。大规模的移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构成，因此，今天美国的许多政治冲突--关于学校课程、平权行动和邦联纪念碑，都可以被理解为试图调和早期对国家身份的理解和它已经成为的样子。
然而，当一个本土群体对自己的多数者地位感到受到威胁时，目前我们对社会如何作出反应知之甚少。为了预测美国未来对转型人口变化的反应，我在过去五年中研究了其他主权社会--首先是历史上的，然后是当代的实际存在，考察这些社会在早期达到了类似于由移民推动的多数-少数的里程碑的情况。
少数民族向占多数者的过渡颇为罕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在现代历史上，总体上没有十几个社会符合这种条件。我的研究侧重于其中的六个。巴林、夏威夷、毛里求斯、新加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构成19世纪纽约市的岛屿。在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定居者带来了暴力或流行病，然后是奴隶制，然后是移民来填补劳动力需求。
这六个社会，虽然都是岛屿，但都非常不同。他们有不同的原住民人口、劳动部门、政权类型，以及奴隶制、移民和赋权的历史。然而，它们的历史具有类似的隔离模式、身份政治和反击，产生了独特的社会结果和政治反应。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少数民族占多数的里程碑，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需要几代人。在这之前，我们可以从经历过这些里程碑的社会的成功和斗争中学习。特别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的领导人和他们管理的机构在哪些关键时刻转向冲突或更大的共存。然后，我们可以开始重新定义国家认同的界限--那个令人困扰的、存在的问题。"我们是谁？"
我研究的所有六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波本土化浪潮，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反弹，但是，它们的故事随后出现了分歧。
新加坡和巴林通过镇压来应对人口变化。在新加坡，政权利用缜密的行政法律、移民政策和公共叙事，来确保华裔在这个城邦的霸权，而这个城邦在1965年之前是现代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部分，尽管很重要。巴林的皇家法庭和逊尼派少数民族，通过对巴林国籍及其所保证的特权进行把关，保留了对以什叶派为主的公民的权力。
与此同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毛里求斯，也都遭受着种族化的政党和持久的社会紧张局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自1995年选出它首位印度裔总理巴斯迪奥-潘迪以来，一直激烈地分裂为以非洲和印度裔为主的各派。在毛里求斯，各党派也同样因宗教和种族而分裂。自从印度裔毛里求斯人于1968年从英国独立后控制了该国的政治机构以来，这个国家的天主教非洲克里奥尔人，就一直被一种怀旧的政治所吞噬，这种政治试图打击他们，让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边缘化。
不过，纽约和夏威夷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在经历了相当多的社会纷争后，他们的人口最终通过重新定义当地身份而实现了和解。在1882年美国移民法联邦化之前，纽约州一直控制着移民的接纳和驱逐，在19世纪中期逃离土豆大饥荒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抵达并获得公民权之后，纽约州出现了激烈的种族政治。为了抵制对他们的排斥，纽约市的爱尔兰人建立了强大的投票集团和专门的天主教机构，直到美国的"白人主流"概念发展到包括他们。
至于夏威夷，在1778年首次接触后，它的原住民人口因西方疾病而减少，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经营的糖业种植园招募了来自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移民，移民的人数变得更多了。在1893年美国发动政变之前，原住民以民族主义浪潮对抗外国人的权力和土地所有权，迫使君主政体通过法律，使夏威夷原住民的地位享有特权。当这种地位随着美国的接管而丧失时，夏威夷原住民开始广泛通婚，并形成了一个跨种族的夏威夷人公民联盟，他们组织起来保护他们濒临灭绝的文化，反对美国的同化主义。
许多人认为，像这六个社会所面临的人口变化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个人没有能力应对社会变化，以及人类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倾向。而事实上，社会排斥和偏见无疑是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任何依靠个人自我实现的启蒙来实现成功共存的方法，都忽视了民族认同的可建构性以及国家通过其机构和言论来管理人口变化过程的权力。多数者与少数者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人政治选择的产物。换句话说，它们是被治理的群体。
国家在充分统一不同民族以治理他们方面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国歌在几个世纪的战场上庄严地吟唱着荣耀；国花象征着国家的土著性；国家博物馆汇集了文物，将关于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的起源、悲剧和胜利的叙述具体化。身份和团结，虽然是个人化的东西，却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构建的东西。如果政府不参与协调这些努力，它们就会被留给市场、算法和投机取巧的政客。实际上，这也就正是世界现在的情况。
与任何个人一样，社会构成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尊重他们的遗产和保护他们的传统，同时承认、适应和进步到未来。
这些对立的倾向表现在包容和排斥的政治上，特别是在两个关键时刻。首先，国家必须决定是否承认所有民族在法律面前作为公民受到平等对待。其次，他们必须决定国家及其身份的构建，是反映人民的多样性，还是寻求促进一个群体，而不顾其他群体。包容性的重新定义可以推翻历史上的不平等，就像夏威夷和纽约的情况一样，但是，追求排他性身份或不平等承认选区的政府，则面临着被压制或公开的社会紧张。
如果要在多数民族社会中实现和平共处，国家认同可以而且必须扩大，以包括不同种族或宗教的新来者，并产生一个重组的多数民族。然而，这些也是最难改变的公众态度之一。
因此，在我所研究的社会中，对变革性人口变化的反弹，实际上不可避免，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变化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持久属性，但是，在今天，它变得更加政治化了，因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白人多数害怕他们的数量减少。
更加自由的规范和民主体制的趋势，意味着政治权力越来越受制于国家人口的构成和多数主义的逻辑。扩大的言论自由允许对民族身份进行更多的争论。更大的集会自由促进了按种族划分的动员和起义。而且，由于民主国家根据人口数据分配资源，它们提高了相对群体规模的赌注。
在这种环境下，民族主义经历了一次重生。面对不稳定的人口变化和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是一个熟悉的安全毯。特别是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正是人口变化所威胁的：一个特定的民族-宗教民族的社会统治地位和对国家的权利。
我所探讨的六个案例不能预测美国的未来会怎样。相反，它们提供了这个国家可供选择的未来的缩影，这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如何驾驭人口变化和社会关系。美国领导人已经陷入了使早期社会陷入社会冲突的同样的短期思维。一些公民领袖并没有激发新的、广泛的民族形式，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包容，而是在寻求加强对民族主义政治或民族宗教基础的支持。除非政治、商业和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改变方向，否则美国仍将像我研究的一些社会一样，发生对立和分裂。
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是，那就是社会分裂促使美国人接受不自由的治理形式，试图以不民主的方式去巩固一个子群体的主导地位。虽然美国不太可能采用像新加坡或巴林那样的政治制度，但今天的两极分化和党派斗争，正在产生一种对非自由主义越来越大的欲望。当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并追求其他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时，这种早期迹象已经比比皆是，所有这些行为都得到了他的主要支持者的容忍和经常辩护，这其中，白人基督教徒占据主导地位。当人们把自己的民族宗教亚群体置于国家之上时，风险就会表现如此。
归根结底，政府机构及其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的目标，应该是扩大"我们"是谁的意识。这远远超出了谁拥有公民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个与我们有共同经历的人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同他们，同情他们的困境，并期望他们倾听我们的意见。几十年来，美国社会中与其他美国人有这种联系的比例随着礼拜堂的关闭、社区酒吧的关闭、地方报纸的破产和合并而不断减少。互联网将社会生活分解成更加细微的亚文化。而在疫情期间，这种分离进一步加深。
美国最有希望的前景，取决于对美国人的意义的重新考虑，一个重新想象的领域。这种对不同群体的重新认识和统一，必须成为治理的标准。它将是一个需要历经数十年的努力，也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社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