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印尼独立以前，中国人下南洋，大都是从当“新客”开始，慢慢学会在异国他乡做生意的。
由于华人来印尼谋生的历史相当悠久，他们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又相对独立的族群。同为印尼华人，却也渐渐演变为出身和阶层各有不同的几个分支。这些年笔者在印尼从事传记写作，因工作与兴趣所致，对有关历史演变做过一点观察和研究，现整理出来，提供一些有趣的史料，也请方家补充指正。
出手小气的“高级峇峇”
从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各自的称呼上看，大体分这么几种：
其一，“峇峇（Baba音：帕）”。何为“峇峇”？——早期华侨与印尼原住民女子通婚所生的华人后裔也。男的称为峇峇，女的则称为娘惹(Nyonya)。
当时由中国南渡的华侨，自然不谙本地语言。讨了原住民为妻，为了谋生，他们早出晚归，儿女从襁褓中咿呀学语开始，只能跟着不懂华语的母亲讲本地话。那时候，作为本地人的母亲大多没什么文化，传给儿女的都是通俗俚语，这些儿女也学会一些华人父亲的家乡方言，两种语言相互混杂，就形成了“峇峇”们专用的一种很特别的“华式马来语”。“峇峇”当然都能说一口纯正流畅的本地话，这是他们有别于其他华人华侨的一个特点。
香港文友“春雨绵绵”先生于中爪哇铁路城镇布尔沃格尔托(Purwokerto)拍摄的早期富裕华人老照片。
“峇峇”的父系祖先虽是华侨，可是他们感情上更亲近母亲一方，生活习惯也与印尼人无大区别。在荷印时代，一些富裕的“峇峇”，便一心一意向荷兰人看齐，努力接受荷兰教育，从而成为荷兰统治者的“宠儿”。这样，趋于洋化的他们就开始看不起刚从完全是中国血统的华人，尤其看不起刚从中国来，只能从事较低级工作的新华侨。
这些所谓的高级“峇峇”，可能并不知道，在一些地方，有不少和他们同样身份的“峇峇”同胞，其实一直过着贩夫走卒的底层生活。比如在雅加达附近的丹格朗(Tangerang 从前中国人又称其为：文登)，至今仍有大批华人后裔，已经与印尼当地人别无两样。这里的华人族群，在印尼社会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他们是最古老的一群在印尼永久定居的华人，也可称之为典型的某一类的“峇峇”。
早在15世纪初，他们的祖先就来到了今天的丹格朗—— 一座位于雅加达西部边缘的工业城市。现如今，这里的华人在很多方面都和传统印象中的印尼华人群体不一样了，他们基本都是劳动阶级，要么当农民，要么当三轮车夫、小商小贩及亚弄店老板，大多属于引车卖浆的平民百姓，很少有财大气粗的富翁。
因为长年与当地巽他人和巴达维人通婚，他们的肤色更黑，完全不谙华语，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中文姓氏。他们和本地民族融合得很好，相互之间没有对立。虽然同属于印尼华裔，但相比于生活在雅加达、棉兰、坤甸的华人，丹格朗“峇峇”华人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基本上与当地人一模一样。
生活在丹格朗乡镇的华裔“娘惹”伊普（印尼话对年长女性的称呼）正在熬制红糖。（照片来源：《传统的守护者》（Guardians of Tradition）一书，作者系雅加达邮报记者里奥）
尽管如此，这些不懂华语，已失去中国乡土观念的“峇峇”，毕竟与中国人有着血缘关系，这个社群依然保留着大量古老的华人传统，他们还是按照华人的习俗过那些中国的传统节日。过大年时，也会买来春联贴在门上，虽然目不识丁，可是知道上面写的都是祝福平安的吉祥话。
丹格朗一对华裔新人穿衣着清朝样式的服装举行婚礼。这里华人的祖先打从清朝就来到印尼，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古老的服饰仍然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照片来源：《传统的守护者》（Guardians of Tradition），作者系雅加达邮报记者里奥）
此外，曾几何时（现在也差不多如此），印尼一些大城市身份较高的“峇峇”们，虽不识汉字，却大多喜欢读翻译成马来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对《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和《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以及诸葛亮、曹操等人物推崇有加，津津乐道。
笔者在泗水一家书店看到的印尼文版的《三国演义》桃源三结义、赵子龙单骑救阿斗图书。下图系同一间书店摆放的印尼文中国武侠小说。
但他们和其他华人华侨之间却彼此反感，比较难以相处。
我去万隆采写侨领前辈李湘生先生的传记，他的大女儿李惠珠大姐给我讲过一件事：
“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辈朋友结婚，大家也会送礼。万隆有一些早年读荷兰文的，没有受过中国教育的朋友（即前文所说的峇峇），他们在人情世故方面，似乎就表现得有点差强人意。比如有一次我同学结婚，那些受洋人教育荷的朋友，就16个人合起来买了一条床单送礼，而且很认真地把名单写在纸上。我妈妈知道了，就很不以为然，她对我说：惠珠，你要表达心意，一定要单独买一件东西送给人家，不可以这样小气，给人家笑话。”
总而言之，在荷兰人统治印尼的时期，“峇峇”是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社会地位较高的华裔。
有点优越感的侨生和农民工式的新客
其二，侨生。什么是侨生呢？——就是父母以及祖父祖母都是华人，但本人甚至父母一代却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的华侨华裔。
老一辈侨生不仅能讲华语，而且会说中国祖籍地的家乡方言，他们的印尼话说的也很地道。他们都很认同祖籍国，也把印尼视为故乡。由于印尼中断了华文教育30多年，如今年轻一代的侨生，如果父母没有送他们到新加坡、中国台湾或中国大陆读书，便不识华文也不会讲华语。和从中国来的华侨相比，侨生在印尼多了一些主人翁的感觉。另外，侨生虽不如国内来的华人吃苦耐劳，敢拼敢闯，但他们的举止风度，却比刚到印尼的华侨“新客”更从容也更文明，这使他们谈起自己的出身来，也多少有那么一点优越感。
上世纪五十年代骑进口意大利摩托车的侨生女郎。
其三，“新客”。所谓“新客”，顾名思义，初来印尼讨生活的华侨新人是也。除了极少数父母长辈已在此创下基业，自己一来便直接继承或协助父母掌管财产的富家公子外，绝大多数“新客”皆为国内穷苦人家，由海上颠簸而来，刚一上岸，无不是穿着土气，举止拘谨，神色惶恐，与当今在中国大城市里寻找机会出路的农民工相差无几。而在荷印时代，“新客”们最初从事的，也大都是走街串巷，提篮小卖的小生意，所以那时候的“新客”，好比军队中刚入伍的新兵，是华侨中身份最低的阶层。
只有当“新客”在印尼住了十年八年，对当地情况已滚瓜烂熟之后，才能逐渐演化为“老客”。这时候，一些当年的“新客”，事业上已稍有成就，没结婚了大半会在当地找了一个侨生做老婆，结了婚的便千方百计把国内的妻儿接过来。他们仍然很努力很辛苦地奔忙着，但是举手投足已相当沉稳。茶余饭后和新来的同乡聊天，他们在训导或鼓励这又一批“新客”的同时，情不自禁会思前想后，感慨丛生地回忆，过去他还是个“新客”的时候，就已经如何干成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了……（以上叙述参考了已故挚友许孙雄先生提供的《华侨沧桑》有关内容（晁华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4月出版，在此说明并致谢！）
福清华侨前辈如此这般对待“新客”
在印尼各省籍的华侨中，福清人对“新客”的帮助最让人感动。
又一个从家乡南来的福清人上岸了，身无分文，两手空空，举目四顾，一片茫然。他怎么生活呢？别着急，一个有亲友或亲友有能力的，自然由亲友收容，为其安排一个谋生的差事；无亲无故或者亲友没能力的，则必定会由某一个“头家”（同乡中有威望的人）出面收容。
“头家”领着来人，拜访几个已经有点积蓄的同乡，然后发话说：“某某老家人，初来乍到，没钱做事，我们帮他做个“干会”吧。”什么叫“干会”呢？就是福清华侨自发成立的一种无利息的经济互助组织，专门用来集资帮助“新客”或遭受意外灾祸的人家。“头家”一开口，同乡只要手上有钱，绝不会袖手旁观。你二十，他五十，凑个一两百盾，“新客”就可以拿着当本钱做个小买卖了。
做生意慢慢赚了钱，再把钱一笔一笔还回去，一年两年都可以，三年四年能还也没关系。但做生意并不一定都成功，也有一个子没赚着，反而把本亏光了。这如何是好？你还是不要太灰心，福清人有别于其他地方人的豪爽大气，这时候就凸显出来了。乡亲们一看，只要不是吃喝嫖赌把老本赔了，不但不要你还钱，还会再做“干会”给你，直到学会做生意为止。
这种独特的帮助“新客”的方式，简直就是暖心贴肺，诲人不倦，而且几乎成了印尼各地福清籍华侨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
小新客早年“放账”轶事
1937年11月，印尼中爪哇小县城淡满光（Temanggung）的一户何姓福清人家里，来了一个10岁的小“新客”——何隆朝（2004年，笔者在印尼写的第一本侨领传记的主人公），也得到了同乡人这种“干会”的帮助。
最初的几天，刚从中国老家来的何隆朝，处处觉得新鲜有趣。小孩子总是对吃得最感冒，隆朝也不例外。他拿着依奶（福清话：妈妈）给的一点钱，到小镇上转了转，发现这里有很多西瓜，虽然个头不大，可甜得要命，剖开以后，中间有一粒一粒像砂糖一样的“瓤核”地镶在瓤中。还有印尼人，挑着担子卖的一种烤肉串的食品，是用鸡肉烤的，叫做“沙嗲”。买了几串尝尝，又香又辣，还带一点甜味，这是福清没有的。
另外，印尼巴东人开的小饭馆“那西帕当”也很奇怪：顾客进来，不必点菜，只需往桌旁一坐，店主就会马上把早已做好，罩在玻璃柜子里的菜肴一一咖喱鸡块、炸鸡块（阿燕可伦）、干煎鱼或蒸螃蟹，黑黑的咖喱酱牛肉、蒸茄子等，还有几粒豆蔻，一碗一碗摆上来，任顾客随便吃。吃完，店伙计满脸堆笑地过来，只需轻轻扫一眼碗里的菜，瞬间了然于胸，吃了的，写帐单上，没吃的不用还钱，减去剩下的，点数收费，全然不会搞错。客人走了，吃剩的菜又一碗一碗端回玻璃柜子，又来客人了，再摆出来接着吃。如此往复循环，吃完了才洗碗，把那几样菜添满了再端给客人。
何隆朝当时认为，如果是在国内的饭馆，老板也敢这样卖，不给客人骂死才怪！
可是在印尼，这种饭馆生意却好的不行。他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乃是印尼极有名的巴东饭，堪称南洋群岛美食一绝。其最大的特点，正是预先做好多种的主菜和配菜，有油炸、煮制、卤汁、凉拌等品种，佐料多用辣椒酱、姜黄汁、椰汁、咖喱等，做好的菜盛于盘中放在玻璃橱窗内，随点随取。吃“那西帕当”，最特别的它的绿色的辣椒糊，里面放了很多棕榈油，香喷喷、油汪汪，你只要吃过几次，若几天没去巴东饭馆，心里就像猫抓似的痒痒难耐，可以说如鸦片一样简直让人上瘾。
初来淡满光小镇，也有让小何隆朝气愤的事。
附近农村，有一群印尼孩子，皮肤黑黑的，每天出来玩耍，成群结队到处乱跑。看见白白净净的小隆朝，就挤眉弄眼，冲他大声嚷嚷：“基那基那，巴比普替个鸡儿！巴比普替个鸡儿！”叫来叫去的，好像是不怀好意。隆朝听不懂，学给妈妈听，然后问妈妈：那些小番仔叫我什么呢？妈妈告诉隆朝，他们在骂你，骂你是中国来的小白猪。隆朝一听气坏了，但是他没有马上理睬那些印尼孩子，而是一有机会就缠着大人学印尼话，他学得飞快，只一个星期，就能和那些小番仔对骂了。骂急了，小番仔跑过来想揍他，隆朝个头没他们高，但是不害怕，扑上去和他们打，衣服扯破了，手被抓出血了，他也不哭。打了两次，当地孩子看到这个中国小孩不好欺负，就不敢再惹他了。
淡满光市区的农夫塑像。
一两个月功夫，何隆朝的印尼话水平，已经能够和当地人聊好一阵子了。他有时在自家小店里帮着依奶卖东西，账总是算得又快又准。有时候阿爸也会带他到乡下去卖布，跑遍附近好几个村子，并且和一些老顾客非常熟悉了。于是隆朝和父母说，他也要做生意，一一去乡下向印尼人“放账”。
所谓“放账”，就是向乡下要买东西的印尼人发放小额高利贷。当时，印尼小城镇及乡下土著有一个习惯，买东西喜欢向中国人借钱，他们认为中国人都很会发财，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迷信的想法：“借中国人的钱买东西，说不定能给我带来好运哩！”
印尼景色美丽，物产丰富，除了海里有享用不尽的鱼虾，更多的是各种水果；房前屋后，大路两旁，到处都是果树。饿了，摘一挂香蕉，剥皮即吃当然没问题，讲究一点的，便把内瓤切成一段一段的，滚些米糊面糊，在热油锅里炸成色泽金黄的，简直就是高级点心；渴了，若不想喝泉水井水，抱个椰子回来一刀劈开，清冽甘甜的椰汁喝下去，那可是沁人肺腑。再加上印尼地处热带，常年气温都在三十一二度左右，当地人终生穿一件短裤汗衫，极少有饥寒交迫之忧。
由于自然环境太得天独厚了，印尼人也就天性乐观浪漫，他们根本没有存钱的概念，挣了钱马上就花，花完又借，挣了再还。
当地土著的上述习惯，给胆大心细而又异常勤劳的福清融侨带来了商机，一种到乡下“放账”的职业应运而生。所谓“放账”，在当时就是一种小微额度的高利贷，这似乎是印尼福清人的专业领域，其他省籍的华侨未曾涉猎。泗水、万隆、三宝垄、梭罗不少老一辈福清籍华侨都有过这种经历。到1942年日本人占领印尼之后，印尼人好像更聪明了，“放账”便因此慢慢淡出市场。
何隆朝初到印尼中爪哇，才过了几个月，他就向大人提出来，自己也想去乡下放账。住在同一座大房子里的同乡们听他这么一说，都夸这孩子脑子灵，有志气。他们二三十个人，一人出两盾，有五六十盾做本钱，就可以去“放账”了。何隆朝当时刚满10岁，那么小的孩子要借这种“干会”的钱，自然由他的父母做担保人。
1946年，何隆朝在印尼与华裔侨生女孩林玉珍的订婚照。
隆朝是怎样放账的呢？他来到乡下，打听到谁家要买东西或办什么事情，就主动把钱送上门去。爪哇人有个特点，习惯于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正想借钱的人一看，我还没开口，这个中国小孩就把钱拿来了，于是便很高兴，大拇指一伸：“阿嘎巴嘎！（你好）那就借给我5个盾吧好吗？”
隆朝点点头，右手从兜里摸出5个盾，笑嘻嘻地递过去，这笔生意就算成交了。在爪哇岛，以中爪哇人最为温和，乡下农夫也是彬彬有礼。而当时的人极朴实简单，亚华放账，只须自己在小本上子记好哪一天借给谁几个盾，什么时间还就行了，甚至连借款人的签名都不要。比如，刚才那个人借了5盾钱，说好15天后还7个盾，到时来收钱就可以了。
在“放账”的福清人当中，上过小学能写会说的小“新客” 何隆朝，已算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了，还有许多年纪比他大很多的福清人新客，在国内就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国语不会说，只会说福清方言“地瓜话”，学印尼话也很慢。到了印尼，更是一个字母也不认识的睁眼瞎。但是，他们也照样做这种“放账”的生意，不会写字，怎么记住借钱人的名字呢？那就在本子上画一幅图来代替，自己能看懂就OK！如同当年中国军队的文盲作家高玉宝，用画图的办法，照样也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后来甚至被翻译成七八种外文发行到好几个国家。那年头老一辈创造的人间奇迹，就是这么牛！哪怕你是学富五车的博士，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不服也得服。
我在印尼，为了解有关情况，还特意去了万隆福清同乡会采访。该同乡会秘书长陈清章先生是一位70多岁的侨生，陈先生说，他的父亲初来印尼时，就是用画图方式记人名的。
怎么记呢？比如父亲向一个名叫“溜哀”（音译）的印尼人放了账，他要把债务人的名字记下来。可是父亲既不会写汉字也不会写印尼字，他就动脑子了：这个“哀”字的发音跟福清话脚上穿的“鞋”发音差不多，于是父亲就在本子上画一只鞋子。那个“溜”字的发音呢，好像是福清话吊在半空荡来荡去的意思，父亲便又在鞋子上面斜着再画一根线，这样他一看就能叫出“溜哀”的名字了。哈！这是我老爸在世的时候亲口对我讲的……
“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不会偷奸耍滑，借了钱不极少赖账。” 陈清章先生说，如果都借钱不还，就不会出现福清人做的这种放账的生意了。
也许有人会问，何隆朝做小孩子的时候，放给别人的5盾钱是多少呢？几块钱难道还值得借么？您可不知道，那时候的钱有多大！ 3个盾就能买回100斤上好的大米，10个盾则可以买一辆漆黑锃亮的荷兰产“丰埃”牌脚踏车。所以，15天能够赚回2个盾，利润已经很丰厚了。
约定还款的时间一到，隆朝便去要账。虽然翻山越岭要走挺远的路，但每次都不空手，他还背几块布，顺便再做一两桩布的生意。这里人买布，也都喜欢赊账，等做好的衣服都穿破了再还买布的钱。
总的说来，何隆朝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大多是温馨又愉快的。
“那个年代淡满光乡下民风真好啊！人们虽然都不富裕，可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 晚上坐在何先生的房间里，听他对愉快的往事的回忆，这时候老人的脸上会洋溢出慈祥的微笑，宽宽的眉头愈发舒展。我们也被他的好心情感染得轻松起来。
请听他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去要账，天色已晚，借钱的是一个印尼老伯，路上正好碰见。看见我，老伯就说，啊呀，我要出去看戏，我家的门是只用一条板蹬顶着，你去一推就开了。我全部的钱都放在床上的枕头下面，欠你多少，该还多少，你自己去拿吧。好了，再见！老伯高高兴兴，一招手就去看戏了。我便按他说的去拿钱，一看，果然是那样的。”
晚年的何隆朝先生，生前向笔者讲述了上述的经历过后，抚今追昔，也不禁感慨万千：“那时候，印尼乡下的土人真是朴实善良，完全不像我们有些中国人那样，爱耍心眼，动不动就算计别人，吃了你的钱还叫你有苦说不出！”
那么，时至今日，以笔者这些年在印尼的亲身体会，又是怎样一种感觉呢？就我所遭遇的某些人某些事而言，大概可以用百感交集这个成语来形容。如果用更简单词汇表达，那只能是“呵呵”了……
2007年笔者在雅加达老城区采访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