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电影曾经风靡中国，硬酷冷峻的高仓健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审美，奶油小生开始成为国人男性评价话语体系中的负面词。朱言在少年时代曾经看过一部叫《望乡》的日本电影，至今记忆深刻，除了电影本身质量很高、剧情很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那部电影的女主是朱言心目中的女神，她就是栗原小卷。朱言觉得目前国内任何一个女星也难以超越颜值巅峰期的栗原小卷。
栗原小卷
在《望乡》这部电影中，栗原小卷扮演的是记者山谷圭子。故事就是以山谷圭子的采访展开的，为了调查当年日本妇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历史，山谷圭子进行了艰难的采访，很多人都对此缄口不提。正当圭子准备离开天草，放弃这个采访的时候，却偶然认识了当地的孤老太婆阿崎婆，这个角色是日本功勋级女演员田中绢代扮演的。
往日的伤口，就这样被撕开，阿崎婆本人就是当年去南洋出卖肉体的苦命日本姑娘，这是她一生悲剧的源头。回想这些情节，朱言至今仍然难以平复。
栗原小卷和田中绢代
阿崎婆的人生悲剧其实就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段屈辱的往事，是崛起之后日本帝国羞于提起的一页。日本历史上，从德川末期经明治时代，一直到一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也就是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年轻的日本妇女，其中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漂洋过海，到今天东南亚一带，以卖淫为生，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这些可怜的苦命日本女人，在中文世界里被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的活动范围很大，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南至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西至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度到达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明治时代，日本输出的“南洋姐”可能达数十万之多。
《望乡》
“南洋姐”的存在其实是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欧美列强在全球经营势力范围，很多传统的未经开发的区域经历了早期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多近代工业、交通业，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劳工群体，孤身在外做工的他们的生理需求是娼妓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对于日本而言，经济利益则是输出“南洋姐”的真正原因。长崎县的岛原半岛和熊本县西南部的天草，是近代日本输出“南洋姐”的最重要基地。明治时代的日本，与欧美各国的经济差距相当明显，国民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
20世纪初叶，在新加坡的“南洋姐”的月营业收入约为150美元，一般和妓院老板五五分成，“南洋姐”的月工资可达70—80美元。1905年新加坡当地木匠、炼铁工人等的日工资仅为4575美分，橡胶园华工的年收入也只有2442美元；另外，日本制造行业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1900年为20钱，1910年为30钱。从这种比较来看，可将“南洋姐”列入高收入阶层。
栗原小卷
对于日本国家和日本经济而言，“南洋姐”的大量输出，不仅能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和贫困问题，更能赚取大量外汇，还能有助于新生的脆弱的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根据日本国内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汇款及带回日本的现钞总额为1202万余日元，当年日本全国输出总额仅为2.583亿日元。
当年输出品排在第一位的生丝为7686万日元，第二位的绢织物为2798万日元，第三位棉花为1990万日元，第四位煤炭为1727万日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汇款及带回日本的现钞排在第五位，成为与生丝、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并列的重要输出品。
望乡
依赖本国女性出卖肉体而赚取外汇，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了。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虽然羞于启齿，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他们也选择听之任之。正因为如此，每年数千人的“南洋姐”，在日本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各种方式浩浩荡荡地跨出国门。
“南洋姐”的命运是悲惨的，年轻无知的她们迫于生计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为她们身后的日本帝国赚取了大量外汇，但她们自己却饱受折磨蹂躏。
日本的南洋姐
崛起之后的日本帝国，只愿意接受民族的荣光，而羞于提及这段往事，很多“南洋姐”客死异乡，成为孤魂野鬼。回到日本的“南洋姐”也成为备受歧视的贱民，影片中的阿崎婆就是这样一位可怜的女人。
《望乡》在日本公映的时间是1974年，日本早已摆脱二战战败对经济的影响，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重新崛起之后的日本并没有忘记对本民族惨痛历史的反思，于是就有了《望乡》这样的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的时间是1978年10月，还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黄色下流”而停映。最后，在巴金先生的干预之后，这部电影得以顺利继续放映，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观众的影片。
苦命的阿崎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面对自己往事的勇气，都需要反思自己惨痛历史，甚至是秽史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