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国际社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了“首次以从军慰安妇问题来究明太平洋战争时犯下罪行的国际会议”。
会议过程中，各国代表针对日本政府在“从军慰安妇”问题上的行为表现，进行了强烈地批判。
其中，印度代表说：“为了不让过去的事重演，日本政府对从军慰安妇及强行绑架问题必须彻底调查，进行赔偿。”
奥地利代表说：“日本政府对过去的罪行认识暧昧，当务之急必须接受教训、谢罪和给予与其损失相当的补偿。”
奥地利代表在发言
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这样残酷的犯罪不想给予补偿，日本政府就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赖。”
还有的代表说，“从军慰安妇”问题是对人权的犯罪，是对女性贞操权、自由权的侵害，是对母性权的破坏。
日本天皇和政府应该以书面形式正式道歉，而且要由国家支付赔偿金；公布和保存文献资料，并记载于教科书之中。
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栗原透听了代表们接连不断的谴责后，非常惭愧地说：“没有比这种事情更能够让日本政府丢脸的了！”
栗原透是日本高知县议会议员，长期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为了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多年来，他一直在调查日本军队在“二战”中强征“从军慰安妇”、违反国际条约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等罪行。
韩国的慰安妇铜像（中间）
众所周知，“慰安妇”问题，是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的诸多罪恶行径之一。但是至今，日本政府对此问题一直暧昧不清，没有个明确鲜明的说法。
“慰安妇”不是我们汉民族语言中的词汇，而为日本人所特有。
日本最具权威性的词典《广辞苑》，对这一词汇，曾先后做过这样的解释，“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官兵的女人”；是“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
如此释义，模糊了“慰安妇”一词应有的实际内涵，让世人无法真正理解日军与“慰安妇”的关系，无法知晓“慰安妇”被强迫接受来自日军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事实。
根据中国有关专家考证，日本的慰安妇制度始于1932年的上海。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上海，但遭到了我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本随即组建派遣军，增援上海。司令官是白川义则，副参谋长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
当时，发生在日军中的多起强暴战区妇女的事件，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
为了防止更大规模的强暴事件，预防官兵中性病的滋生、蔓延，冈村宁次建议设立一些为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这一罪恶的建议，得到了白川义则的认同。
对此，冈村宁次于1949年2月回忆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冈村宁次个人虽然承认“慰安妇制度”是他的发明，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并作深刻的反省，更不想从政府的角度进行赔偿，而是把谢罪、赔偿的包袱甩给了日本的民间组织。
日本的右翼分子更是极力掩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对为日本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慰安妇横加污蔑，硬说那些被欺骗的女性是为了挣钱。
日本右翼分子
同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慰安妇”“是从当地从业人员中募集的”、“不是强行抓走的”，并要求从日本的教科书中删除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
针对日本政府的顽固行为，右翼分子的错误观点，栗原透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在其撰写的《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中说，“这一连串的动向，不仅是在美化战争，犯了将殖民统治合理化的历史错误，同时也是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潮流。”
栗原透还言之凿凿地指出，昭和十三年（1938年）六月二十七日，当时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签发了“关于军人军队对当地军民行为应当问注意事项的通告”。
冈部直三郎
昭和十五年（1940年）九月十九日，日本陆军省副官川原直一签发了“关于送发教育指导参考资料及对相关陆军部队的通告”。
在这些通告中，都明确地提到了“为了抑制军人的强奸、防止性病、提高军人的战斗意志，由政府和军部一手操办设置的慰安设施。”
随之，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为其军队有计划地设立大量的强暴中心——慰安所。中国、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洋诸岛等日军所到之处，均开设了。
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也说，“1932年初，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海军特别慰安所起，到1945年8月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战区设立了大量的从军慰安所。”
苏智良
栗原透还在亲自走访四十名“慰安妇”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了日军的卑鄙、无耻。
“慰安妇”没有人身自由，绝大多数每天都要被强暴十次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十到六十次……
九死一生的“慰安妇”，终身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之下，身心均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她们只能把痛苦和耻辱埋藏在内心深处，终身不能解脱。
栗原透听着那些悲伤欲绝的哭诉，如同经历地狱般煎熬。他愤怒地大声疾呼道：“她们被夺走的青春，横遭蹂躏被破坏殆尽的人生，已不能返回了，究竟谁能偿还这些呢？”
是啊，如何才能把公平正义还给那些受害者？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各地日军慰安所的调查》、《从军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