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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潮汕善堂,为什么总会提到越南“荡爷”?

著名国际汉学家饶宗颐先生曾指出,最能体现潮汕人现实主义的处世思想的,可能就是糅合释、儒、道哲学思想的潮汕善堂文化。而提及近现代潮汕善堂的善举,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人称“荡爷”的越南侨领郭琰。

到西贡的堤岸区,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纪念郭琰竖立的铜像,当时的安南政府是派出警察轮流保护,可见郭琰的影响力有多大!

“荡爷”碾米厂加工的大米占越南一半出口量

▲纪念郭琰铜像周边的围栏及拜祭香炉

资料显示,越南西贡堤岸区,约有华人50万人,不过,尽管多数已归化越南籍,可这里处处可见华人文化风貌,而号称本地最大的平西市场(Cho Binh Tay),就是1926年由来自潮汕的“荡爷”郭琰献出土地并捐资20万建成的街市。

后来,人们把堤岸的闹市区,叫“大街市”,长达一华里。为表彰郭琰特殊贡献,当时的安南政府特地在平西新街市的中央,竖立纪念郭琰的铜像,四周设置雕刻精美的石栏杆,并由政府派出警察轮流守护。此外,还立牌以志不忘,在近代中越友谊史上,潮商郭珍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郭琰,乳名阿荡,1863年(清同治二年)生于广东潮安庵埠龙坑村;潮安县,现为潮州市辖区,旧时称“海阳县”。据相关资料记载,郭琰“少跛一足,椿萱早逝”,父母早早过世,人又跛足,日子自然过得困苦。

▲郭琰(前排中)

14岁那年,郭琰藏匿在船舱里,从潮汕老乡渡海南下,终在安南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落脚。起初他靠卖苦力维生,后来做起了小贩,每天挑着货担,一步一瘸四处叫卖,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年之久。

越南华人经济历史久远,且很早就与在地经济结合一起,并成为越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统治越南之前,华人已从事煤、铜、金等矿业开采,向越南朝廷租矿并缴纳一定租金。法国殖民时间,法国资本家设置矿业公司,华人也被排挤出矿业领域,亦包括橡胶种植业,华人不得涉足。

19世纪末,越南三大主要出口产品煤、橡胶、大米中,华人仅可经营大米一项。越南向外引进碾米机器最早是1878年,当地潮汕籍华侨叫“米绞”,而当时稻谷及大米加工主要集中于郭琰所在的堤岸一带。在堤岸,当时大型碾米厂就有12家,中小型的有60多家,且2/3是华人在经营。而当时大米买卖及进出口贸易多是大商人,其中以堤岸潮商郭琰最为盛名。

当时仅郭琰创办的“通合公司”一家,旗下就有大型碾米厂一家,中小型厂有3家;此外,“通合公司”旗下还拥有棉花公司、糖厂、纺织厂、酿酒厂。更值得一提的是,郭琰还有轮船,航线既有走老家汕头,也有走欧洲,其在香港、广州、汕头以及新加坡还开设分号。当时,“荡爷”郭老板的碾米厂加工的大米,可占及越南大米的一半出口量。事业日臻发达的郭琰,工贸并举,年过四十以后,已成为越南工商界的著名人物。

▲堤岸的平西市场

应该说,当时在堤岸能与郭琰财富相媲美的,可能就是来自闽南的黄文华了,黄文华当时主要从事典当及地产。说起黄文华,知道的人会少一些,可提起他的儿子黄仲训,那可是民国大富豪。鼓浪屿“黄家渡”码头,就是黄仲训开的;厦门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公司,也是黄仲训开的。当年“地产大王”黄仲训在鼓浪屿更是拥有大量的别墅和产业。

20世纪初,郭琰创办的元亨轮船公司,先后购置了陶朱公号轮船、元利号、元贞号等轮船,很多华侨回潮汕都是坐他家的船回归故里的。其中的元利号轮船,还是第一家挂上中国旗,进出越南堤岸并航行各地。

中年以后,因患病郭琰两只脚无法行走,不过,他却依旧能在堤岸寓所的自家楼上指挥他的业务。据说,每天早上,家族旗下各大公司、工厂的经理都会到他家请命,由他面授机宜,具体包括各路货物的进出,资金的周转,也包括轮船的调遣、以及对行情的操纵与把握等,郭琰皆能安排妥当、有条不紊。

各位经理回到各自岗位后皆秉命而行,故而业务进展仍能顺利开展,如此时间长达10多年之久;由此可见,郭氏的经营管理才能和毅力,确有过人之处!此外,更印证他对人才掌控上有超凡能力,事是人去做的,要知道,管人比管事要难上几倍呀!

1927年5月14日,郭琰在堤岸寓所逝世,终年65岁。

“荡爷”与潮汕善堂那段历史

▲胡志明市的堤岸观音庙、温陵会馆

越南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人口近7000万,全国通用越南语;可在胡志明市堤岸的华人聚居区,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尤其是潮州话都很流行。

史料显示,早在南宋前,就有潮汕人零星移居越南,到19世纪初,在越南的潮汕人已有数万人,并出现“潮州帮”。汕头素有“百载商埠”之美誉,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中称,汕头是“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汕头开埠具体确切时间,目前尚未有界定,在汕头市金平区永平路上的“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陈列布置上以1860年1月1日为始。汕头开埠之前,当时越南的潮汕人就多达10万人,二战前夕是超25万人,1955年巅峰时越南潮汕人的数量高达50多万人。不过,自1956年至1975年,由于战争及“排华”,很多人逃离越南,即便如此,目前在越的潮汕人也有40多万人,且多居于南部。

从19世纪90年代(汕头开埠后)至二战之前,这40多年之间,是潮汕人在越南商业活动的“黄金时期”,这当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商业巨子,比如祖籍潮安庵埠的郭琰,又比如来自饶平黄冈的许渭滨,许渭滨家族是当年越南中部、北部名噪一时的大富豪。另外,像潮阳成田的黄祥丰家族、普宁洪阳的林兴泮家族、潮州的陈澄初家族等,在纺织、杂货、茶叶、陶瓷、中药材、海上航运等工商业活动中,亦是有名。

▲堤岸的妈祖庙

在越南西堤(即西贡和堤岸地区),潮汕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比如这里有观音庙、妈祖庙,有很多潮汕会馆,甚至有潮剧潮乐社、潮州大锣鼓班等。另外,“乡帮文化”情缘不改,即便是早期移居越南的潮汕人,遇见老乡仍会以潮州话交流,很多潮汕传统节日仍在这儿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当然,潮汕地区后来的兴盛与繁华,也与越南等东南亚华人、华侨有关,他们念乡恋祖,海外潮汕人源源不断汇回的侨汇,挹注家乡经济及社会事业的发展。资料记载,1922年8月潮汕地区遭遇一次强台风袭击,损失巨大,当时仅西贡潮州帮公所一处,汇回捐款就有3万银元。至于筑桥修路、兴办学校、扶危济困等公益慈善,那就举不胜举了。

郭琰被称为侨领,可见其对当地潮人同乡社团的建立、以及当地潮人的慈善事业等是相当热心,并做出很大贡献。据汕头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20世纪初年,由于聚居堤岸一带的潮汕人越来越多,当时郭琰领头,创办潮州公所;今天的胡志明市潮州义安会馆,即由当年潮州公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汕头存心善堂

包括越南潮人等旅居海外的华侨,多把弘扬潮汕慈善文化当成己任,他们既是海外的实业家,又是慈善家,特别重视兴学重教、支持家乡慈善及公益事业的建设;其中,善堂文化就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慈善文化。

富甲一方的“荡爷”,个人生活虽简朴,却时常用自己财力帮助他人。当年,很多旅越的潮汕人,“生有落叶归根之心、死望骨骸回乡之念”,郭琰根据这些同乡意愿,将当地潮人公墓中100多具遗骸,一一标号登记,再化成骨灰,再由他家的元利轮船运回汕头,并委托存心善堂代为保管。

后来,郭琰让人登报,通知已故潮侨的亲属到存心善堂领回安葬,对于无人认领,或者逾期未来的则由存心善堂代为安葬。“荡爷”此举,赢得了很多海内外潮汕乡亲的赞扬。

▲大峰祖师像

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各地的各类善堂有300多处,且多视为大峰祖师为潮汕善堂的鼻祖,亦有部分善堂是奉敬吕祖、华佗、玄天上帝等。

大峰祖师,是北宋末年的一位高僧大德,真名叫宋大峰。《潮阳县志》上的记载,只知其自闽(福建)而来,未详载其生平。1125年,大峰祖师由闽云游入潮,“时逢旱灾瘟疫流行,大峰遂结庐于潮阳和平三桥尾山,设坊为民祷祝治病,后又募众资建和平桥,方便乡民往来,乡民感念他的善举,建报德堂崇祀他,尊称他为祖师。”

清末以后,潮汕多地建大峰祖师庙渐渐多了起来,里面既拜祭大峰,亦举办施药赠棺,收尸埋骨等善举,有的则直接成立善堂、善社等慈善机构,更有的还办起小学、教养院、孤儿院、义务消防队等公益事业。比如清末民初,在汕头一埠就设立存心善堂医院、存心小学。应该说,善堂文化的兴起,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良好社会风气,并对海内外潮汕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善堂文化,亦已成为许多潮商家族的企业文化中一个重要精神内核,更是潮商及各地潮汕人联结乡谊及情感的纽带,有助于交流善事、增添互信、加深胞谊。国学大师饶宗颐,一生兼得文化和商业之所长,其祖父饶兴桐曾于1902年,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 广布德泽,颇有声名。

此外,像著名的曼谷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等,都是潮汕人对外传播善堂文化的重要例证。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旅外潮汕人中的老一辈,就是靠故乡善堂拯救或者抚养成人的。有人携儿带孙,回乡探堂,慷慨捐助,感“滴水之恩”,代代传承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