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深圳市政协特别支持下，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特别制作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深圳口述史》图文系列报道，第四期推出《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咬牙创业，就是想给中国人争口气》。陈志列1992年来到深圳，他感到深圳的创业氛围是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于是没有犹豫，决定下海。如今，陈志列创立的研祥带着“深圳创造”的烙印上天入海，走得更远。
陈志列，1992年正式来深，现任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等职。
一
我来深圳时，恰逢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在“春天的故事”影响之下，深圳创业浪潮涌动。
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但从小在沈阳长大。1990年，我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航空部的设计院。不久，设计院在深圳成立了一个窗口单位，我被派到这边负责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工作。那时深圳在我们的概念里还是一座比较边远的城市，领导便对我说：“你去特区锻炼锻炼。”1991年底，我第一次来深圳考察，从下榻的酒店走到街上，看到有女孩穿超短裙，冬天还有花开，叶子还是绿的；而这时北方人正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万物萧条。从小没在南方生活过的我感到很惊喜：“深圳真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
那时深圳很小，出了上海宾馆就是农村，环境比较艰苦。考察完了之后，我回北京过年。第二年开春，新婚燕尔的我出发去深圳。
我是1992年3月3日正式到达深圳的。下半年，深圳掀起了海内外投资创业的高潮，高楼如雨后春笋冒出来，面貌焕然一新。有一天，我和5个老朋友、老同学吃饭，他们每人给我递了一张名片，我一看，上面全印着我不知道的公司名称，而朋友们的头衔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创业了。他们鼓励我说：“老陈你也创业吧。”
我感到深圳的创业氛围是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于是没有犹豫，决定下海。但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关干部来深圳后就下海创业并不多见，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反对我扔掉这个“铁饭碗”，而且我当时拿的是双份工资，加特区补助每个月有2500块，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单位此前也没有先例，同事们很诧异，领导也劝我说：“创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但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在那种创业激情四射的氛围里面，我情不自禁、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1993年，我找了其他4个朋友搭档组成团队。他们四人都是我在西安上研究生时认识的朋友，志同道合，一起来干老本行——工业控制计算机。实际上它在国外也是新兴事物，最早于1987年诞生于美国。我在1987年读研究生时，用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原版英文教材，因为来不及翻译。那时我们这一专业全国才3万名研究生，记得校长跟我们说：“你们是科研的‘国家队’。”也就是水平最高的一帮人，我们也对自己的技术充满信心。
1990年，外资企业生产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当时需求特别大，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定价过高。我们心里颇为不平：“我们也懂技术，凭什么任由外国人摆布？”于是决定加入竞争队伍。
现在回头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候我家里的存折上只有500块钱，我们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块做启动资金，在南光大厦租了28平方米的办公室。怕别人说我们公司小，不愿意和我们合作，我就用一块玻璃就把房间一分为二，买不起磨砂玻璃，我就用磨砂纸贴着，让别人看不到里面的格局。办公室太小，只能放下3个座位，有两个人平时要在外面的沙发上办公，有客户来了，他们就得让出沙发，去走廊呆着。有些时候，大家也为这种寒碜感到信心不足，我就打气说：“这可是我们‘研究生的发祥地’啊!”还专门把这七个字填在工商局注册公司的表格上，想用作公司的名称。当时服务窗口的业务员说：“七个字太长了，干脆就叫‘研祥’吧！”他们科长附和道：“你如果叫‘研祥’，目前没有公司和你重名，公司申请能一次通过。”我听了当场拍板，就它了！公司的名字由此而来。
我们起家的方式跟大多数电子类公司一样，是给外资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做代理。最初代理的是美国IBM公司，他们“大块头”计算机的系统差不多有一个人高，里面密密麻麻地装满了元件和线圈，要卖四十几万。当时的国营大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客户，在引入计算机控制前，工厂里的锅炉需要人工填煤，煤量可控性差，如果半夜值班的工人打个盹，锅炉就容易烧干熄火，耽误生产。而钢板厚度低至几毫米的轧钢技术，人工更是无法操作，必须靠机器实现。一旦计算机系统介入操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锅炉可以在系统控制下，根据炉内温度，定量地喷洒煤粉；又薄又均匀的钢板也可以批量轧出。
使用我们代理的机器后，这些工厂不仅提高了效率、节约了原料，还降低了意外事件的发生机率，他们非常满意，我们的利润也由此滚滚而来。两年之内，我们就赚到了整整3000万元的收入。
二
当时国内坐上代理这艘顺风船的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却是第一家下定决心“逆流而上”，做自己的品牌与产品的公司。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服气——我们明明也有实力开发出优秀的产品，但现在市场上大家只认可美国、德国或是日本的技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中国人在这个行业也能做得不错。
1995年，拿着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我们五个合伙人用一顿饭的时间达成了共识：做自己的产品！那个时候大家都是30岁出头，五个“光棍”在深圳，没什么好商量的，做什么决策都很快，也都有些不计后果。现在想想，如果这个团队是在北京干的话，做一个决定肯定要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哪有这么干脆？但实际上，我们几个都是书生出身，什么经验都没有，当时也找不到外包的广告公司，连广告词都得自己想……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但我们还是咬牙上了，就是因为想给中国人争一口气。
研发是个无底洞，到底要投入多少，我们心里也没数。在1995年一年之间，我们把原有的3000多万收益全部砸了进去，开厂、购买设备、研发产品、拓展市场等全面铺开。公司的代理生意也在继续做，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把做代理新赚来的钱都投了进去。现在我都很佩服自己那时候的豪迈与勇气，心里只想着“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大不了全部亏掉，一切重新来过”。另外，深圳是移民城市，谁也不认识谁，这样容易产生宽容失败的氛围，因为大家远离了熟人圈子，通讯也不方便，就算做事失败了，春节回到家可以继续跟家长、同学“吹牛”说我干得不错，第二年回来再接再厉；但要是在打小熟悉的地方，一旦你的公司有个风吹草动，舆论早就传遍了，你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也确实是移民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培养出强大的创新或创业能力。
公司资金需求大，但在那个时代我们却无法向银行贷款。当时，VC和PE是闻所未闻，天使投资更是天方夜谭，我们全靠自己，钱花完了也不去想结果，因为不敢想，怕动摇，只是一心做研发。很快，第一台国内自主研发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在我们手上诞生了。后来越做越大，产品线越拉越长，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每年年底还是见不到钱，因为都投进去花光了。现在有些大学生和我交流时说，自己创业很艰难，我就说你们已经太幸福，有一份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筹到钱——我们那时只能靠自己，至少在资金层面上比你们难太多了。
1997年，我们在车公庙工业园买了厂房，那儿现在改名叫“天安数码城”。有了抵押，我们从深圳发展银行贷了第一笔150万的贷款。
当年给我贷款的行长姓仇，我领着他先来公司办公楼，然后又去西丽的工厂查看，前前后后走四个小时，汗流浃背。回到车公庙，仇行长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总，你一下午讲的内容我一句都没听懂。但这个钱我贷给你了。”我立马懵了，问他：“我就问您一句，您没听懂为什么还贷给我？”
他解释说：“第一，下午你陪我去了办公室和工厂，但现场没有一个员工抬头看我们，都在干活，这说明大家业务量充足，并且你们待遇不错，你对他们很好；第二，我看了你的营业执照，1993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你们中途没有更换过营业执照。作为一家私企，五年没关门说明你肯定赚钱了——你的赚钱能力强。所以，我们银行同意贷款给你。”
我听了特别感激他。但这好不容易贷来的150万我们很快就花完了，再去找仇行长时，他告诉我必须先还了前一笔款项，经过资信评估之后，第二年才能再申请。
正当我为紧巴巴的钱袋子发愁之际，机会来了。1998年，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来深圳参加一场名为“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的研讨会，让我陪同他一起去参加。我看到这个名字，心里狐疑：“高新技术我懂，但资本市场是个啥玩意？”
在研讨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证监会的官员以及香港嘉宾轮流高谈阔论。一开始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后来我听懂了：“发展高新技术，光用自己的钱是不够花的，还得学会在资本市场融资，那就是上市。”这场研讨会让我感觉醍醐灌顶，我越听越着迷，明白我们很可能会有另一种干法，另一条“出路”。
当上市的计划还只是我心里一幅草图时，1999年10月，首届高交会开幕了。它除了是一个技术产品的展览会，还是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的“联姻会”。当时深圳第一家创业科技投资公司（俗称“创新投”）刚成立，在高交会前几个月，“创新投”找到我们，说政府要投资高科技企业，但只做小股东。首批签约的有6家公司，研祥是其中之一，这是首届高交会的头条新闻。
“创新投”按照我们公司的估值，给我们投了2000万，占12%的股份，这也意味着政府间接承认研祥的市值为2个亿。对于注册资本不到100万的我们而言，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无疑给我们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我们的底气大增。
2003年，经过评估，我们认为公司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开始筹备上市事宜。当时由于在国内A股市场IPO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按照政策法规，我们选择在港交所刚设立不久的创业板H股上市。我们拿出25%的股权融了一个多亿，后来又转到了香港的主板。我们是国内第6家登陆H股的民营企业，也是目前本行业唯一一家H股上市公司。说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创业板在香港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包括小平南巡后的创业潮、高交会的第一笔投资，以及刚刚起步的香港创业板，我们都赶上了。
此前，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来找过我们，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对于我们而言，香港实在是太方便了——香港的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可以当天来回，我们去香港也有同城的感觉，单单是路演这一块就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我听得懂粤语，跟香港的分析师沟通起来也很顺畅。但是这两年，我们也产生过转回内地股票市场的想法，因为香港的证券分析师更加熟悉的是地产和金融行业，而近些年内地的分析师对高新产业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并且，许多在国内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其市盈率已经达到我们的十几倍，这对我们确实有极大的鼓舞和诱惑。
上市正是研祥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一方面解决了原本融资速度赶不上公司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上市前，我们去参与项目的招投标，都要准备一沓厚厚的资料；在上市后，比如我们去投北京一个地铁线的标，只要说是香港上市公司以及股票代码是多少，在资质审查这一块就不再需要提交一堆冗杂的材料，很快就通过初审环节。
一直以来，无论是我们出口产品的物流货柜还是我们坐国际航班到海外拓展业务，从深圳去香港这个国际空、海港，都非常方便快捷。因此，借力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研祥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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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随着多年的发展，研祥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特种计算机（即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军用计算机的统称）自主研发和制造企业，目前跻身全球前三甲。除了人们平时随处可见的民用与办公用计算机，特种计算机可谓同样无处不在——它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和楼宇的电子监控、ATM提款机、POSE机、加油站等，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又无从可见，作为核心部件，它被放置在设备的内部，我们是“嵌入式”的，跟英特尔一样，是“Inside”，行话来说就是“隐形冠军”。2008年，前外经贸部副部长、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来研祥考察，他一看就明白了，说：“你们做的就是一个大型关键设备里面的大脑、心脏和血液。血液就是软件，大脑和心脏就是硬件。”龙永图的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公司的广告语和产品目录的开篇语。
研祥的最早一批客户是外地大型国企，他们在大的机械生产线和供暖锅炉上使用我们研发的工业控制计算机。深圳不是大型制造业国企的聚集地，但在智能化和信息化领域，比如深圳地铁1号线、广深高速都是最先应用了研祥的产品，后来广州地铁、上海地铁以及沪宁高速等工程都相继使用。
我对研祥的产品覆盖率一直很有信心，有一年，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带领深圳市政协代表团去河南访问，我随团一起去。路上李德成问我：“志列啊，你的产品河南这边有用的吗？”我说有啊，加油站就有。他就跟我认真了，当时车正在开往开封的高速公路上，李德成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咱找个加油站停一下，顺道看看设备是不是他的！”因为我们的产品覆盖率是70%到90%，所以路上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找到加油站停下后，李德成问：“志列，你设备在哪呢？”我跑到加油柜前一把将柜子打开，大家围上去一看，赫然见到“研祥”两个字。我想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了，想造假现装都来不及，就对主席说：“主席你看，这就是研祥。”
研祥的确是用实力和服务说话，正因为客户使用效果都不错，售后服务也有保障，在其他公开的全球招标中，我们才有机会频频中标。事后，我们总结：因为深圳较早开始城市自动化方面的摸索，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这让我们的产品有了一个很好的率先应用平台，有助于我们将产品推向全国甚至进军海外市场。
目前研祥已有超过600项发明专利和近千项非专利核心技术，100%都是自主知识产权，对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坚持，实际上在竞争中，尤其是在海外与国际性大企业的竞争中对我们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使我们免于产权官司的纠纷。
研祥的产品现在基本覆盖了全球，目前国内外市场份额分别是25%和75%，全世界有超过100个国家在应用“研祥Inside”的产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在外出考察或学习时发现，很多国家的用户并不会记得“研祥”这个名字，但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中国深圳做的，知道深圳是一个出产高科技产品的地方，我们的产品实际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深圳创造”烙印。
更令我们骄傲的是，从“神五”到“神十”系列飞船以及潜到世界上最深海沟的“蛟龙”号潜水器，都在用研祥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它们正带着“深圳创造”的烙印上天入海，走得更远。
随着传统产业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方向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未来智慧城市的大量涌现以及中国信息安全的需求发展，我可以预见研祥在国内市场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这让我们很振奋，也倍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四
有时我会自嘲：“我是正规的‘土鳖’，创业前没有在海外留学过。”但研祥的经验证明，“土鳖”做高科技也能做到领域内全国第一、全球老三，也能主导国家标准的制订，把握世界级的话语权，同时我们还在往前追赶。
200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研祥视察时说：“科技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一语中的——做高科技，只有抢“头啖汤”，才有自主定价权和话语权，然后把利润赚回来投入研发，形成良性循环。慢了半拍都不行，落后就可能挨打。
自我们在国内率先迈入特种计算机的世界竞技场开始，就处于混战的状态，一开始就与外国人对打，他们是老手，我们是年轻人，没有任何的关税保护，有时候背后吃了一记闷棍，都不知道是谁打的。一路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今天硝烟散去，“老大”是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骨子里属于中国人的顽强信念。华夏大地上的这个民族，这两百年虽然落后了，但是认为自己“行”、希望证明自己比他人强的想法其实埋藏在血液里，代代相传，从没断过。直到今天，这个“证明”仍旧在过程之中，但我认为可能再过个二三十年，会有更多人认可中国人确实优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支优秀的民族。
而我们能实现突围、甚至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逆市飘红，另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深圳——正如我曾向时任总理温家宝汇报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没有深圳就没有研祥。
深圳除了具有改革开放、毗邻香港以及作为移民城市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历届市委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发展高科技产业。1995年的一天，由市科技局牵头，包括统计局、财政局以及税务局等7个局评选了“深圳民办科技企业30强”，当时华为排名第2，研祥排名27，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块奖牌，那时候我们才开始自主研发不久，无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而“民办科技企业”这一称谓正是深圳的独创。
在其他城市还在费尽心思地吸引外资投资时，深圳很早就开始扶持本土的民营科技企业，顶住压力把“三来一补”往外迁，为发展高科技产业腾出空间。而且深圳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非常克制，对企业的管理分寸拿捏得非常老道，从制度上鼓励和保障创新。
深圳有90%以上的科研人员、研发机构、研发资金、研发成果及产业化都在企业，确实把钱用到了刀刃上，这个方向是一直都没有偏离的，所以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高端就业、税收和GDP，成为深圳的支柱。近几年，我在全国政协开会时也提议将这一模式在全国推广。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深圳堪称全国楷模。
现在，创业的成本和我们那时相比或许提高了一些，但我依旧认为深圳是一个适合创业、创新的热土，它能够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最好的环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五
我记得我在1998年去拉斯维加斯参加电子展时，外国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脱口而出说“我来自深圳”，对方一脸茫然，不知深圳在何处，我只好说：“香港旁边就是深圳。”如今，深圳作为一个副省级城市，在海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被认可，我心里也因此有了几分得意。
从创业初期的南光大厦，到车公庙工业区，再到现在公司所处的高新科技园，研祥总部在深圳的三次搬迁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2004年，研祥在高新科技园的大厦动工建设，2006年竣工，大楼共有70多米高，因为那会儿有个直升机场设在不远处，楼房建设有高度限制，否则我还想建得更高些。2007年2月7日，我们从车公庙开了无数量车把东西全部搬过来，正式落户科技园。我站在楼上远眺时，发现这一片区几乎只有我们一栋高楼，周围都是平地。现在周围早就盖上了各式高楼大厦，我们却变成了最矮那栋。公司门口这条高新中四道以前并不存在，是我们搬来后市政配套建设才把它修了出来。
在我眼里，深圳是全国IT产业链配套最好的城市之一，在别的地方，我的事业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今天我们的唯一一家工厂，也是全球行业内最大的工厂就扎根在深圳。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开出很优厚的条件，希望研祥把总部迁移过去，或是将工厂搬过去——这也是深圳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会面临的诱惑。但是，再优厚的条件都不及产业链重要，它无可复制。况且，我们是从深圳成长起来并走向全球的，所有公司骨干、高管都集中在深圳总部，要将他们全部转移去另一个城市，必须面对他们家庭是否随迁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转移真的不太可能。
深圳是一个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城市，所以总部经济才会这么发达。仅南山区一个区，本土上市公司的数量，按照省级的排名，都能位列全国第11位。未来，我看好深圳的发展，我正在准备一项希望扩大深圳面积的提案，计划明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我也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许多慈善项目，例如扶持生活贫困的老党员、老红军，在深圳光彩事业促进会担任副会长等，为城市弱势群体奉献一份力量。
我刚创业的时候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但做我们行业总要面对挑战与变化，最初那段时间我一年就只休息大年三十到初二这三天，剩下全都在工作。年三十的“春晚”我也没法看，因为回到家吃完饺子我就上床睡觉——实在太累了。这些年的成绩背后，痛哭流涕、捶胸顿首的时候有很多，碰到太多过不去的事情最后还是过去了。我在一个对话节目里这样形容过自己：“像我这种走到今天、还有心情接着往下走的人，一定是脑背后挨了一棒子也不会回头看是谁打的。”我们挨了无数棒，如果都回过头去计较你为啥打我、我必须打回来，那也不必往前走了。岁月给了我一头华发，也赠予了我一幅好心态。
我今年51岁，在深圳待了整整23年。这里是我这一辈子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每年我都有一半的时间在世界各地飞，但只有当飞机降落在深圳时，我的心底才会有个声音说：“回家了。”尽管我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甚至都不算一个南方人，但深圳就是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从全国各地而来，在这里创业并不断壮大事业，并对这里产生了家一样的依恋。
2010年9月，我被评选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一，在颁奖晚会上我是这么说的：“我在深圳创业只有15年，今天特区成立30周年给了我这个荣誉，所以我还欠深圳15年，下个15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为深圳做贡献。”
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APP平台）转自《深圳口述史》丛书，部分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