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回家，家人对你说了什么中听的话了吗？“朋友谈了没？婚结了没？孩子生了没？”回到家，享受个两三天的亲情关爱之后，剩下的可能都是嫌弃。很多来到大城市打拼的青年，在内心里对回家这件事踟蹰不定：回去做什么呢？回去，又能做什么呢？回乡，似乎成为一个无限延宕的题目。
但现实也并非那么令人惆怅。最近，一本叫做《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书出版，作者是一个诨号章二妹的“昔日返乡青年”。八年前，她还是一名商业白领，突然萌生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想法。
她并不只是想想，而是真的去做了。
今天，当初那个偶然的念头已经变成了真切的现实。这个如今叫做“有为图书馆”的地方是浙江省第一家民间公益图书馆
（2013年前名为“三门县立光图书馆”）
。目前，近5%的当地居民是它的读者，逾千名志愿者支持着它的日常运作。但它并不是一家完全免费的图书馆，这也为这家公益图书馆，带来了争议。
回乡建一座图书馆，听上去诗意十足，但过程中充满了妥协和难处。做公益图书馆，又苦又穷吗？做公益图书馆，可以采用商业化的管理方式吗？书评君和章二妹聊了一场天，听她讲述了有为图书馆的过去与未来。身为“小镇青年”的章二妹，对公益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她也在这个大时代中，在家乡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有为图书馆。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2011年秋，在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某个夜晚，等候飞机起飞的章二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念头。
念头一起，便再也无法放下。
从小对阅读有着无比热忱、路过书店门便迈不动腿的她，心中激荡起一股“二”到极致的冲动。于是，以“三年内将自己嫁出去”为条件，她与母亲换来一个仓库作为图书馆的栖身地。
章瑾，人称“章二妹”，有为图书馆创始人&理事长，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哲学硕士。曾在香港、北京从事金融业多年，后来回到家乡小城三门，找到一群本地年轻人，合力建起浙江省首家民间公益图书馆——有为图书馆。
接下来，她召集志同道合者、草拟策划书、奔赴不同的图书馆考察、调研本地需求、选定地址……经历重重波折，终于和朋友将图书馆建了起来。那时，图书馆叫“立光图书馆”
（2013年更名“有为图书馆”）
，前台墙上印着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一句话：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种下一棵苹果树。”
这一股冲动很大程度源自于章二妹改变家乡现状的迫切心情。很多时候，隐形的精神贫瘠并没有物质的缺乏那么让人可观可感。在很多小城镇，虽然物质生活充裕了，但精神世界并没有太大发展，过去有限的教育状况到了今天依然如故。因此，她想要通过这座图书馆，给小城三门带去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就像她小时候那样，图书馆构成了她独立于学校和家庭之外的一片自由而广阔的精神领地。
渐渐地，“有为”集聚起了越来越多的人。馆内，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馆外，十几个义工变成了几百个义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梦种在了这里，每个人都为它增添了不同的颜色，每个人都带来了更大的力量。
“有为”正在走得越来越远，但更多的困难和质疑也不断涌现。它有多少能力接住这滚滚涌来的未来？我们又如何面对这道离乡与返乡的命题呢？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章瑾 著，中信出版集团·商业家2019年8月版。
在家与学校之外，创造新空间
新京报：很多人都有一个“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梦，但大多数人只是想一想。你有想过图书馆会走到今天吗？
章瑾：没有。我曾经设想过它最坏的样子，但没有设想过它最好的样子。最坏的样子就是我能接受，可能来图书馆的人并不多，也不见得有特别大的影响力。在建这座图书馆之前，我先去了湖北省蕲春县的黄侃图书馆考察，考察之后，觉得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我当时被那些人身上的一种东西所触动，第一是确实能够回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事情，第二就是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哪怕真的没有很多人看书，但它至少能够给那些爱看书的孩子一个读书之地。
蕲春当时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都不在，靠爷爷奶奶带着，但爷爷奶奶又不具备给予他们很好教育的文化素养，在这样的情况下，蕲春图书馆给了很多有探索精神、想要读书的孩子一个阅读的场所。这很像我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图书馆给我的感觉——好像在家和学校之外，创造了另外一个空间。我当时想着，如果三门的图书馆没有做起来，我就雇人在那里守个十年、二十年，相信总会带来一些改变。
新京报：这个“最坏的样子”如果能做到其实也蛮好，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图书馆甚至也是没有的，学校里的公立图书馆利用率也不是很高。
章瑾：其实在此之前，我考察过我们自己学校的图书馆。省一级重点中学，几十万藏书，硬件都很好，但它开馆时间一般跟同学们每天下课的时间重合很短。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要建的图书馆一定要跟孩子可以的时间吻合。为什么我们开馆至少要开到晚上9点，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放学之后还能去借还书，周六周日是最需要开放的时候，因为可以做各种活动让他们来参与。
有为图书馆中，听绘本故事的孩子们。
新京报：不了解有为图书馆的人可能以为它仅仅是一座“图书馆”而已，与传统的公立图书馆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像社区教育、用公益方式办馆等等，是怎样慢慢加进来的呢？
章瑾：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过像“教育”这样“高大上”的词语。我当时问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本地义工加入有为图书馆，有些是因为公益，有些是因为阅读，当时吸引他们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又会跟社区教育相关呢？我们当年借鉴的很多乡村图书馆都是建在学校里，但这个图书馆一开始就注定是在社区里面存在的。最初我们也想过做很多针对中学生的活动，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些孩子因为应试教育的限制，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参与活动，而且如果孩子已经上了中学，那个时候再去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基本也很难做到，所以慢慢开始往低龄的方向走。
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契机，我们有一位教师义工丁丁老师，她主动提出来，想在图书馆做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丁丁讲故事”活动。从“丁丁讲故事”开始，我们慢慢发现，很多阅读习惯还是可以在9岁之前培养的，然后就开始考虑，如何撬动老师和家长来促进孩子的阅读习惯？
后来慢慢地，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其实我们已经不单单是在做阅读了，阅读只是我们所有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载体。对于中学生以及社区里面的成年人，你很难说，“书好好看啊，我要拽你进来看书”，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反人性的，也有点勉强。有什么东西既适合他们的需求，又能够协助小镇居民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激发他们内心对于自我提升的需求呢？所以我们慢慢做起了社区学堂，做起了小义工课外兴趣小组，做起了冬夏令营。其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建一座与小镇居民紧密相关的图书馆
新京报：最初产生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想法时，你提到了一次契机——出差时忙里偷闲逛了一回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触动？
章瑾：我当时觉得，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历史很短，他们的国土面积很小，却能够把历史讲得这么好，使外来的人能够理解，而且真正感受到做这个事情的人在里面投入了很多情感，不然不可能和人有这么强的联结。
当时我也希望有一个地方的图书馆和我们所身处的小城镇紧密相关。三门县其实也有很多宝藏，只不过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它们习以为常。我们一开始对孩子的教育都是你应该往外走，或者你要回来捡回那些宝藏，而被期望做这些事情的人，往往是小县城里被视为读书人的那些人，其实跟大众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和居住在那里的40万人产生联结。
我记得在英国时，看到很多书店都有一个和本地文化相关的书架，所以我希望如果我要做这个图书馆的话，这个图书馆里的某些部分是能够唤醒大家对这个地方的记忆的，或者可以让外来的人能够很快了解这个小城和政府宣传片里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那里没有？然后又恰恰想起来，自己童年是有一个做图书管理员的梦想的。真的就是突发奇想。那个时候我就坐在飞机的窗边，我想起来我们家有个仓库，好像租给了别人，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就给我妈打电话问，她说要到期了，我说那到期的时候给我做图书馆怎么样？她就问我有什么回报，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交换。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当时其实也是权宜之策，我觉得我得抛一个愿景给她。
2011年，这个仓库还不知道它会被改造成图书馆。
新京报：在这本书里，有为的“铁三角”之一朱辰提出的一个问题使我印象很深：“为什么说有为图书馆如果不是一个图书馆，依然‘有为’？有为究竟还可以怎样？当我们交流与合作，一个社区可以怎样？这个问题如此迷人。”你怎么看朱辰的这个问题？
章瑾：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对这件事情有过一些比较粗浅的讨论。我们在想，到底有为的“爱思为”理念
（有爱、有思、有为）
体现在哪些地方？
关于第一点，我跟几位同事也有一些共识——要在团队内部构建一个伙伴型学习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有为作为一个“青色组织”来运营。“青色组织”的意思是，每个人不是定点设岗，而是自由组合完成一些工作，同时要把有为当作一个“学校”来看。我有时候会和志愿者们说，如果把有为图书馆当作一个学校的话，那我就是师姐，这里没有校长，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和学生，我们都是在彼此学习。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好的方式进行沟通合作，要有一个友爱的、相互支持的氛围。
第二点，我们其实是在工作之中学习、以及学习如何学习。现在经常讲的在职培训
（on job training）
都是在强调技能方面，但实际上不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思考公益的边界，思考公益的定义，思考教育本身，在反省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现在的生活中所缺少的教育。当然你也在想，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就是“为”。所谓的“为”，就是敢为天下先，知行合一。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要总是去想自己投入了多少成本，而是去想投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些是团队内部对于有为价值观的三个层面的思考。价值观确定之后，我们就向外拓展这个思考：我们的义工、捐赠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我们如何把终身学习者的身份融合在我们义工的工作中、融合在我们募捐的过程中。关于这些方面，还在进行具体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学到东西后付诸实践。其实有为当初也是这样诞生的，如果当时只是停留在思考层面，就永远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正是因为做了，才有了后来的可能性。
新京报：所以现在的有为图书馆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它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设想。
章瑾：对。其实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现在的馆长雪娇，如果都是按照我原本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不会很强调“公益”，不会很强调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去做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事情。当时想做这件事情的人，比如最初筹划图书馆的小山和我，都很认可“阅读”这件事情，认可“思”和“为”这件事情，但不会很强调“爱”，可是如果没有这个部分，有为的可持续性是没有那么强的。
正是在建设有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缺憾。我以前从事金融行业，就是快速思考、快速反应、快速行动，但是在有为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会让我反思自己身上缺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缺少的就是雪娇身上很明显的那一部分——对于人之个体的一种天然的关怀与同理心。可能我对于人类整体有一种大的关怀，但对于个体本身，我似乎很难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是在跟雪娇磨合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原来少了这个部分，我和世界的联结其实就没有那么紧密了，一直是在用“脑”和“手”做事，但缺少“心”。如果公益组织缺少了这个部分，可能就无以为继了。但我们又要注意，不要因为有了“心”而自我满足。我觉得很多公益组织的问题在于，总是在强调爱，即使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同时也会被道德上的束缚所捆绑。
开馆当天募集物资的心愿卡。
公益图书馆，期待一种逐渐更新的公益文化
新京报：刚开始建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有为还带有一些商业管理模式。如今回头来看，你觉得这种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结合对后来图书馆的发展是否裨益更多，还是说是在慢慢修正的状态中？你在书里提到，做公益也应该有绩效，因此有为制定了KPI考核指标，但有些做公益的人并不认同，或者质疑，或者离开。
章瑾：其实是在逐渐修正。我在外面待了十几年回到家乡的时候，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又想要做一点建设性的事情，而且其实也是带着很多傲慢的。我觉得我身上最初的“傲慢”，一方面是对于小城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公益的。
总体来说，有为的公益色彩更浓，但我一直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更高效的做公益的方式，有一些绩效总是有益处的，不能说因为做公益，所以不受绩效约束，这一点我到现在都是不认可的。而且有了绩效的约束，你所做的才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毕竟你拿的是公众的钱，要对公众负责。这个责任也包括沟通的责任，怎样让更多的人支持你做的事情。我最初觉得公益只是发自好心做一些为大众好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调动更多人来参与其中。如果要调动更多人，我们就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与他们相关，意识到他们是其中的一分子。
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的让渡，包括话语权的让渡、决策权的让渡、荣誉的让渡等。如果说这个图书馆是二妹的图书馆，那好，一切由我自己决定，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它是三门人的图书馆，这意味着我要让更多的三门人理解这个事情，其中涉及很多妥协与沟通，但是很多公益组织不太愿意做这些妥协，我们一开始也不愿意。
当然最初也会有冲突与磨合，如果商业和公益的思维都有，我相信这个组织是能够更加成熟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心，我们做的事情就理所当然是好的，好心有时也会做坏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善良的人，就要更有能力才行，否则善良和无能画了等号，谁还愿意投身公益呢？
新京报：确实，“公益”这个词经常被误解，似乎公益就是扶贫，做公益就要无私奉献。你提到了一个词——“胖乎乎的弹性”，这个词语很形象，用来形容公益组织要在妥协与坚持之间做到一种平衡，实现一种逐渐更新的公益文化；你也说到，在做公益的时候，除了“热腾腾、暖乎乎的人情味”，还有很多“为难的时刻”，而这些为难又往往来自公益约束，或者说道德约束。对于这些约束，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周旋的方式？
章瑾：我们有时候也会对这些道德枷锁进行一些讨论。大家对于公益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你既然是做公益，就应该少拿工资”，以及诸如“应该怎样怎样”的说辞。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目前的社会发展、大家的理解就是这个状态。那么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努力扭转大家的偏见，而不是埋怨大家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人家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人家，这不单单是在做好事，也是我们长久追求的职业呢？这个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于这些为难，有些东西我会刻意避免。比如我不太喜欢被塑造成一个伟光正的形象，我会加入一些可能不太完美甚至是大家不太能接受的方面，我觉得这有助于我自己打破枷锁，因为我不想被束缚住，做公益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不代表我不能做别的事情。追求纯净和在商言商，这两个东西并不矛盾。同时我觉得也要接受当下社会对你的一些偏见，如果我们内心对自己真正做的事情足够自信的话，有一些妥协并不是那么难以做到。
以前我想的是这样：公益是一个小小的起端，发心是好的，然后我去做一些大的事情。但我现在对公益的理解是：公益是一个中间的点，我怎么调动周围的力量到中间来，以公众的力量服务公众。如果所有的能量只是集中于一隅，它并不能真正发挥影响。比如这个人不捐赠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组织，你要服务的人和给你捐赠的人应该大部分是重合的，如果能把两种力量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做成一个“闭环”，真正循环起来。
我一直被问到：你接受捐赠，那你怎么自我造血呢？我说：接受捐赠就是在造血，也是在买单。可能这部分人今天没有能力买单，但日后他是有能力的。比如我今天是个小义工，到了大学就可以做志愿者，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为我曾经受到的服务买单。只不过我们有更多的耐性让买单发生得晚一些。但总体说来，它是平衡的。
新京报：这种良性循环目前实现了多少？
章瑾：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在努力之中。我也是现在才有这个想法，很多年轻同事可能不像我这样同时接受过商业机构的培训和公益组织的锻炼，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可能还要去调整。我在这件事情当中也没有绝对的话语权，还需要和图书馆的理事会、同事和义工们相互沟通、完善。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不会很高效，可能还需要另外五年建一个新馆的时间去完善它。
但如若能完成，是很好的事情，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很创新地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很让我兴奋的地方。因为新馆更接近上海、苏州、杭州，高校的资源会更多，那是不是能做更多关于年轻人的创新呢？我们还在摸索。而且现在来做这件事比从前更有能力了。从前完全是无知的状态，以为很简单，现在会背负更多责任，但也觉得更有价值了。
新京报：不过书中也写到，很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有为图书馆在三门还未能突破“公益不等于免费”这条线，本地居民仍然没有完全信服这是一个会永远践行公益的图书馆。
章瑾：对有为图书馆的怀疑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了。以前大家认为，你做这件事情迟早是有商业目的的，这个层面已经改善很多了。但对于“公益是不是免费”这件事情，大家的态度还是有保留，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和当地民众有更好的沟通，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最重要的是，有为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沟通。
新京报：现在“活下去”的阻力有哪些？
章瑾：嗯，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完全赚钱养家。
（笑）
同事们对于社会组织的生存以及筹款，紧迫感还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感受一下生活的压力、也要学习适度地做一些妥协，找到更多人的共赢空间。但我相信大家是有很多潜能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我需要很明确地指出方向，但我又不能去过度干涉，这对我还是有挺大挑战的。团队成长得很快，有为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的。
有为图书馆新馆。
人与图书馆，让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
新京报：其实你的位置很微妙，在沟通上非常需要紧谨小慎微。书里写到了很多意见相左的时刻，有时甚至会担心这些时刻会不会因此使有为图书馆陷入停滞。有为走到现在，你在沟通上有没有一些心得？
章瑾：是的！特别难！但我觉得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有为还是有一个精神内核在的。如今它确实是很多三门人心中一个比较美好的存在，大家都希望它能延续下去。它最初有点超越当地的需求，但是当这部分需求被发掘出来了，被满足了，人们就对它产生了认同。如果有一天有为没有了，很多人都会觉得遗憾。而我的工作就是让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当联系更加紧密的时候，他们就更有理由维持有为图书馆的运转，生存也就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
新京报：就目前接收到的各种反馈来说，书中开头提到的那个高考填报志愿三不知的情况在有为图书馆的小义工身上是否减少了？
章瑾：这种迷茫的状况还是会不断出现的。当然也会多少有些改变。比如图书馆建立一两年之后，我遇到一些同学问他们以后想做什么，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较高兴的是，最近和两个在有为待的时间蛮久的小义工聊，一个同学说因为有为图书馆，她选择硕士去读社会学，另外一个同学说因为有为，他想去学儿童教育。
新京报：很多成人也会来有为图书馆参加活动，你们有没有接触到一些好的例子，他们因为有为改变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包括自我教育。
章瑾：我在书里写到了我的闺蜜慧慧。她的经历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有为，她对孩子的整个教育也有了一些反思。
牟芝颖
（有为新成员）
：像黄敏老师的“爱有家”
（Love at Hom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参加了有为的一些项目活动之后，自己也开始在有为办活动。做了一段时间，人家问她是谁，她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因为不是有为的员工，所以她决定自己成立一个机构，今年已经注册成为了一个自组织。她的活动主要涉及家庭关系，包括非暴力沟通、亲密关系、亲子关系方面的问题。她的一部分身份是有为的义工，但实际身份涵盖的更多。
梁文道在有为图书馆做活动。
新京报：有为现在和一些机构合作的时候会有哪些考虑呢？
牟芝颖：之前合作比较多的可能是冬夏令营这样的活动，就像外包服务一样，有一个机构过来，我们在本地招募学生。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机构过来之后会有身份上的模糊性，他们并不是有为自己的志愿者。还有一种合作是，一些零星的个人借助有为的场馆做事情。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确，哪些人可以来，哪些人不可以来，只要是公益性的、不收费的，没有广告传销性质的，就可以来，而且这些活动都有一定的受众。这些就有点社区服务的感觉。
借助家乡的滋养安身立命，而非迷茫地奔往城市
新京报：在不断重返家乡的过程中，你对家乡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章瑾：有很多。比如女人俱乐部刚建立的时候，我请了上海的小花老师过来，她当时的感觉和我很像。我们那时很希望找到这样一些女性，她们往往是妈妈的角色，如果一个妈妈产生改变的话，她会影响上中下三代人，会改变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教育孩子的态度。所以改变一个女性，往往改变的是一个家族。
我们最初想的是——将女性从麻将桌边拯救回来！不要再过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
（笑）
但其实和她们接触后，发现她们身上蕴藏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我曾经不厌其烦地讲到一位女性黄理理，她说她自己就是“土包子变书香门第”。还有一位我在书中没有写到，一个初中毕业的女性人到中年开始到杭州去上心理学课程，回头检视自己的童年创伤，处理自己和丈夫的亲密关系。我在无数个像理理这样的女性身上发现了我原本对于小城女性或者对于这个城市所存有的一些偏见，我看到了她们身上的巨大能量。
还有一些关于老师。因为应试教育的禁锢，有一些老师并不是很被体制认可，但他们对教学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想要带领孩子们自由探讨一些问题。有了有为这个平台后，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教学梦想，找回自己作为教师的激情。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鼓舞。
有为女人俱乐部的团建活动。
新京报：那三门的男人们呢？
章瑾：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沉默，压力也比较大，但现在有为的亲子绘本团队里面开始有了爸爸们的参与；黄敏老师组织的“爱有家”
（LAH）
自组织里面，也有很多男性；还有三门读书会，也有更多的男性开始注重家庭的亲密关系，开始进行非暴力沟通，这些都是很可喜的变化。这也是最近两三年才有的改变。
新京报：所以有为图书馆现在在当地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认可度了吗？
章瑾、牟芝颖：毕竟有为还是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不在三门县的中心，影响的范围还是有限。而且它最先影响的确实还是小城里那些所谓的“精英阶层”。今年有了比较好的变化，我们募资的时候，开始有公务员帮我们转发，以前不会，普遍是隔岸观火的状态。其实最开始非常容易被影响的人反而会最快失去热情，而那些慢慢被影响的人的可持续性相对会更久，毕竟一开始大家对于新生事物都会有天然的排斥和不信任。我越来越觉得，公益这件事情，你得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人家才能看到你的价值。所有的不理解都是因为时间，慢慢地会有更多人和你站在一起。
新京报：你在书的最后说，小镇酷青年，并不是摩托车炸街的酷，而是精神明亮，有为图书馆其实是对乡镇文化堕庸化的解决方案，是对家乡的教育自救行动。你眼中“精神明亮”的小镇青年是怎样的？
章瑾：我觉得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相比，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我们其实是偏安一隅，在现在这个焦虑的大时代里，容易找到一个置放理想和希望的地方，我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被那么多不同的力量拉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安置理想的地方，而且能够为之奋斗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这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方向。所以说每个人心中的图书馆就是天堂的样子，但这个天堂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建造出来的。有了这个天堂，你到这个场域里自然就会呈现出你想要的样子。
新京报：前些日子你在706青年空间进行了一次分享，主题是“生活在城市的乡镇青年如何返乡”。在三门，现在的情况怎样？
章瑾：我觉得三门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在三门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老板娘，她对做糕点这件事很执着，对很多细节都很坚持，比如她就坚持店里面不能抽烟，这导致她的生意会有些艰难，只有小众欣赏。但我觉得，你总要坚持一段时间，一直到别人欣赏到你的价值。现在她的蛋糕店也有比较稳定的受众。有为也是一样，也是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点超前，然后慢慢地，小镇里面的一些人开始欣赏它。所以无论如何，有了想法还是要去做。
牟芝颖：我的想法是，不是说非得让小镇的人回到小镇做什么事情，乡镇和城市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只是说我们会让他们尽量意识到家乡被忽略的东西，当他去了城市以后，也能够借助家乡的滋养安身立命，而不是迷茫地跑到城市，如果不适应又跑到其他地方。其实乡村也有它的优势，只是会有一种城市主义的教育体系占主导，而没有自己的乡土教学，大家都会被城市带着走，奔到城市里，却不知道身边可以有哪些东西被挖掘。不是说小镇的人一定要回去，只是说这些成长经历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力量。
新京报：你觉得小镇图书馆与城市图书馆相比，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章瑾：还是在地性，能够给予当地人一点力量。我自己就是从小镇出来的，以前回家是一种充电的感觉，因为你在外面打拼，往往要披上一件盔甲，很累，回到家就会被一种熟悉的空气、浓浓的爱所包围。我觉得小镇的图书馆是可以体现这种感觉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为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单单是人与书。书也是人和世界联结的一种方式，一种载体。把人当作书来看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在小城里，虽然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固化，但还是有做不同行业的人，比如做殡葬业的人，比如医生，这些人对人生又是怎么看的？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所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只要愿意，我们都能从身边的环境中提炼出一些养分，它是可以滋养你的，而不是说我们只看到外界或者时代快速变化所带来的那些绚烂、但相对来说转瞬即逝的东西。
我现在其实挺难想象如果继续待在北京，我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劳累的状态。因为确实有太多东西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学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够，这是很容易让人筋疲力尽的。更年轻的时候，我要向世界证明我自己，我要在大城市打拼出一张床、一栋房的时候才算成功。但时代变化太快，你怎么能去追赶时代呢？对我来讲，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如果说我们的兴趣像木筏一样，我们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浪潮变化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锚。在家乡做一点点事情，就像一个锚，你经常可以回去看看你自己曾经出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又在你出生的地方造成了哪些新的改变。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采写｜杨司奇
编辑｜安也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