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建表示，惠州现在整体经济规模和深圳有很大差距，营商环境是重要因素。
南方日报记者
梁维春 摄
■编者按
2018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惠州三十而立。
追忆似水年华，撤地设市30年来，跟随改革开放大潮，惠州的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尤其是近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奠定如此事实：一个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已经矗立在珠江东岸城市群中。
走进新时代之际，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强调，把“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求落到实处，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在这个新局面中，对于高质量发展聚焦和追求，将倒逼城市主政者和全体惠州人做出面向未来的思考：一个符合新发展要求的更强大惠州从哪里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给区域内城市提供巨大的时代机遇，心细的读者常常会在一些朋友圈自媒体公号文章看到类似这样的标题：“大局已定，惠州即将爆发！”然而，大局真的定了吗？毕竟我们深知：往往在衡量发展水准的指标从体量范畴转变为质量范畴的时候，作为珠三角中等生的惠州位次就将有大概率出现后移。
当我们畅想惠州将坐享哪些源源到来的大湾区红利时，请不要忘了，就算是系统性区域机遇，只有那些具备战略前瞻眼光，做了更足准备的城市才能够承接到机遇的核心部分。醉心于在纸上把城市划入“二线，准二线”的层级，远不如脚踏实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在惠州向更强未来出发之际，看清并快速补齐自身短板，才是对城市最负责任的态度。
从今日起，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将推出《三十而立，一个更强的惠州从哪里来？》系列报道与述评，向城市发展的若干重要领域发问，与您共同探讨城市如何更强的时代之问，敬请垂注！
这是对一个更强惠州发问的开始。
回顾近30年的惠州发展史，三星惠州工厂和中海壳牌两个大项目，分别代表着惠州产业发展中引入的外资和央企，TCL所代表的则是国企混改的经典案例，这三股制度与产业之力共同催动了惠州在过去30年实现了从农业大市到工业大市的转变。
在这过程中，对于引进大项目、服务大企业，惠州有不少心得和经验。然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创造、吸引、服务、承接新兴产业、新兴企业，惠州的优势并不明显。
不久前发布的2017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名中，惠州在全省排名落后于同期GDP排名，全国排名也出现下滑。至2017年底，惠州商事主体总量达48.6万户，比商事制度改革前增长28.7万户，但与同期东莞市场主体总量91.91万户相比，差距同样明显。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新一轮发展窗口期正在打开，惠州的营商环境，能匹配否？
策划：陶然 周欢 统筹：罗锐 叶石界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从改革力度找差距，惠州营商政策含金量有多高？
近年来，惠州实施投资项目系统集成审批改革，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审查时间压缩约6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省考核中连续5年获得第一。从2012年开始，惠州每年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出台扶持实体经济“惠28条”和扶持民营经济“惠42条”，“惠10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
中央编译局专家杨雪冬认为，惠州进行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敢于直面热点难点问题，展现了改革勇气和自信。其统一、规范化、透明化的原则，既便利了交易进行，也规范了交易行为。
然而，如果与深圳等地的改革力度相比，惠州仍有明显差距。
2018年1月，深圳印发《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虽然只有6000字，但却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6方面，提出20大改革措施、126个政策点，可谓句句干货。
当惠州谋划以自贸区标准加快推进中韩（惠州）产业园建设，深圳已经明确“除法律已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外，将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至全市”；当惠州推行投资管理负面清单、职能部门服务清单以及政府权责清单（行政许可）“三张清单”时，深圳公布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8张清单，以“信息技术＋制度创新”推动政务流程再造、政府管理体制变革；同样是“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惠州争取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东莞则公布了“最多跑一次”首批1173个事项清单；当惠州还在努力推行“五证合一”，江门已经在“九证合一”后发出首批“十五证合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五证整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此外，深圳还通过市行政服务大厅打造亲商便民的深圳政务服务“旗舰店”“体验馆”，率先提出首席代表服务团、“一对一”全链条精准服务、代办制、容缺审查、流程“减法”、秒审秒批、个性化试点、“亲清政企”群等措施。在此吸引下，仅2018年上半年，就有约50家企业迁入深圳，其中包括顺丰控股和北讯集团两家知名上市公司。
“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各行各业创新转型发展中，政策保障及信息畅通尤为重要。”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王吉文认为，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构建以交流合作、技术创新、创业融资、人力资源、政策法规和创新文化等支持平台为主要内涵的保障体系，使得各方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从而促进企业高效健康发展。
从企业“落地难”找症结惠州经济发展短板在哪？
近年来，有这样的案例在惠州企业圈子里流传。
某经营20多年的惠州本土企业，年产值上亿元，在全市同行业中较有影响力，拿下与国内知名家电企业的重点业务后，购买工业用地在证件齐全情况下用时一年多时间才办理过户，进场施工又遭遇村民抢种，致使工程停工、项目流产、资金积压……
这样的案例传播让不少有到惠州投资意向的企业打了退堂鼓，让惠州错失一些原本近在咫尺的发展机遇。
如何破解？直面所有问题，是解决营商环境问题的第一步。
今年6月1日上午，惠州市2018年“企业服务月”活动在惠州会展中心拉开帷幕，31个市直职能部门及单位摆摊设点，当面接受企业询问，现场超过1000家企业派员参加。
记者参加惠州市或县区多场“企业服务月”活动发现，前来询问政策性常规问题的多，对政府部门当面“挑刺”的少——但从其他渠道看，后者并不鲜见。
从2017年开始，惠州创新推出了“惠企通”APP和微信公众号，向企业推送惠企政策和资讯，企业可提交诉求反映问题，由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并回复结果。在“惠州惠企通”APP上，记者看到，不少企业提出诉求，内容涉及开办企业、项目招投标等环节。从政府部门的回复情况看，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正面回应少，流程式的“套话“多。
比如，有市民投诉某县区各镇区污水管网工程项目未能按照现行法律进行公开招投标，相关政府部门只表示该项目选取前期单位“是经区政府同意……”并未正面回应该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市民投诉在身份证丢失后被派出所告知“不用挂失”，时隔半年后却发现被人冒名开设2家公司，多个部门投诉无门，相关部门在回复中以“操作规程”正在征求意见等理由，建议其继续等待或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这些问题的出现，最终反映在惠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上。
2013年，惠州曾提出，到2017年，全市民营经济年增加值达到2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40%以上。4年后，惠州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684.62亿元，未达预期。
从珠三角以及全省来看，同样不容乐观：2017年惠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速为7.7%，低于全省0.4个百分点，低于珠三角0.6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4%，低于全省9.8个百分点，低于珠三角2.5个百分点。在民营经济占比方面，惠州比佛山、东莞等城市低较多，凸显惠州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对标先进找空间，惠州如何向优等生取经？
随着惠州与深圳之间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来到惠州寻觅商机，落户发展。
王华（化名）是深圳龙华区一家玻璃厂的负责人，近年来在惠州投资一家食品加工厂，目前工厂还在建设当中。他告诉记者，这两年经过简化办事流程后，从制度设定的期限看，企业在惠州办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等事项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跟深圳差不多。但涉及到要由政府讨论决策的流程，过程往往会慢一些，效率还有待提高。
着眼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之间的深入融合发展，既为惠州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可能带来因“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导致惠州错失发展良机的严峻挑战。
2018年1—5月，惠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62.15亿元，其中石化和电子行业合计工业增加值442.56亿元，占比超过58%。产业集中度高，既可能成为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强大优势，也可能成为惠州固步自封，难以吸引“创新”红利的天花板。
如何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强大、生活更加美好的城市？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共识。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改革以创造就业》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119个经济体的创业者见证了当地监管框架的改进，其中十大改善最多的经济体共实施了53项提高营商便利度的监管改革，新西兰、新加坡、丹麦、韩国、中国香港位列营商环境评价排名前五位。
“资本是‘长脚’的，一定是向成本的洼地和效率的高地走，但惠州不是效率的高地，营商环境不好，也增加了投资成本。”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接受采访时表示，惠州谋划利用大亚湾石化产业带动发展，但现在整体经济规模和深圳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营商环境是重要因素。
根据2017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名，广州和深圳分别名列全国第2位和第6位，佛山、珠海、东莞分别排在第35、第37、第43位，即便是同期GDP少于惠州的中山，也以第45位的排名超过惠州。GDP在广东各地市中排名第5的惠州，在这一排行榜上却仅仅位列全省第7，全国第80——这比两年前下滑27位。
“打造营商环境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德赛集团董事长、总裁姜捷认为，建设好的营商环境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长期精细呵护、优化和改善，对于惠州来说，要保持和周边地区相对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打造好营商环境，扬长避短，突出地方特色和优势。
如果说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是惠州的一大优势，也是吸引很多人到惠州创业的重要因素，那么和深圳等城市相比，惠州所缺少的，或许正是一种敢为人先的胆略、魄力和进取心，这体现在营商环境、政府服务等各方面，最终体现在城市的产业格局、创新态势和整体的发展能级上。
■声音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
优化营商环境
让深圳优质资源向东走
谈起惠州的营商环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惠州只有提升营商环境，改变深圳优质资源向西走的趋势，深度对接发展，才能改变惠州目前面临的诸多发展问题。
曲建曾受邀参与惠州产业发展课题研究。近年来，他对惠州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系等问题很关注。曲建告诉记者，他曾做过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指数研究发现，深圳、广州最优，东莞、佛山其次，惠州等地次之。
“深圳是世界范围第三次产业转移中作为引进方的核心城市，这得益于深圳的思想解放，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优惠政策。”曲建回顾近年深莞惠城市发展态势认为，随着全球工业化资源持续涌入，深圳在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同时，很多产业也向外走，特别是2000年之后大规模向外走。但是，这种“走”的方向并不均衡，大规模向东莞，而不是惠州。
“惠州与东莞在营商环境上存在落差，华为向外搬迁为何不到惠州？因为惠州产业园水平较低。今天可以看到，深、莞、惠变成三级跳的感觉，差距明显。”曲建举例说，深圳盐田港打造世界级大港，本来可以带动东部，但这种效应到了惠州就沉寂下去了。
“资本是‘长脚’的，一定是向成本的洼地和效率的高地走，但惠州不是效率的高地，营商环境也需要提升，这增加了投资成本。”曲建说，粤港澳大湾区沿着珠江两岸铺开，西岸主要是装备制造，东岸以深、港为代表，是科技发展轴，惠州要想尽一切办法，与深圳组成创新生态圈。
“有人去做研发，就要有人去做中试、产业化，惠州正好有充足的土地和空间资源。”曲建认为，惠州应该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与深圳交融发展，扭转深圳产业资源向西发展的态势，形成向东的势头，这是惠州最大的机遇。
转变服务方式
发出更明晰城市发展信号
政府服务企业的方式，往往体现着一个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
2017年开始，惠州安排愈千名首席服务官，对愈千宗重点项目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据报道，截止到2018年4月，惠州全市“首席服务官”服务团队共收集企业诉求1800宗，解决诉求1745宗。
不过，在这其中仍然存在“多寡不均”的现象：负责大企业的往往是“大官”，负责小企业的往往是“小官”。其背后的逻辑不言自明：“大官”往往能调配更多政府资源，服务能力强，办事更加方便，“小官”的权力小，调配资源少，服务能力相对弱。
换言之，这项制度可能释放出的信号是，相对于创新创业者来说，这是一座更关注大企业大工业发展的“传统型”城市，而相对缺乏拥抱新技术、新产业的热情。
实际上，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规模以十亿、百亿计的大项目，即使没有安排“首席服务官”也不可能加以轻视，而对于亟待解决各种研发、生产、经营问题的创新型项目和企业来说，如果“首席服务官”及其团队配置不够合理或能力有限，反而可能对企业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相关问题原本就能通过政府提供的政策引导和公共服务予以提前解决，很可能将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实际上，目前惠州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却“星光暗淡”的现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服务模式的折射。
在此，一个道理值得强调：就宏观意义而言，政府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为市场上的某一个具体企业或项目服务。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政府更多资源向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某些类别的企业倾斜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这种特例的做法予以常规化、制度化，就应更多考虑服务的公平性和全面性，更应注重从市场参与方能够普遍受惠的公共服务层面，做好政府的本分。
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负责人一方面应有服务好本地大企业大项目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有服务好城市创新发展的前瞻意识、大局意识——而这往往需要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在“一对一”服务小微企业等细节中予以体现。
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市场各方可能的误解和疑虑，政府应先行探索建立公平公开的企业服务选择机制。比如，可以在对惠州本地各孵化机构、创新型小微企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优质小微企业目录，通过专业第三方评估筛选出一批有较强发展潜力并符合城市产业规划的创新企业，再用公开随机抽取的形式，由政府相关负责人确定跟进服务的企业。
对于城市来说，政府负责人具体服务哪一个企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传递出新的城市发展信号：惠州企业发展所呈现出“月朗星稀”的现状将得以改变，政府服务企业正在从只见“月亮”转变为，见“月亮”更见“星星”。
毕竟，拥有一批批活力四射、不断推陈出新的企业“星群”，才是一个城市长久发展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