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之前，笔者在墨城目睹一场游行，稀稀拉拉的人群在市中心缓慢踱步，呼喊着口号，抒发自己的不满与愤怒。这在墨城简直不值一提，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周末都可以找着一两场；只是这一次的主题实在不多见，人们喊的竟是：“美国佬滚出墨西哥！”——墨西哥民间对美国的向往与亲近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一本美国护照恐怕是绝大多数墨西哥人的精神追求，“反美”这样在墨西哥好像相当遥远的概念，竟真实的发生，实在令人感到奇怪。
按着朋友的谈论以及媒体的报道，墨城最近的反美情绪还是源于现实的经济因素：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胀水涨船高，按着官方的平均数据说是8%，至于笔者和当地朋友的亲测，日用消费涨价百分之二三十都不算奇怪；相当多的美国人便将眼光投向墨西哥，跑到墨城来生活。
美墨的生活品价格相差悬殊，以墨西哥的国民食物“塔可”（tacos，玉米饼卷各类食材)为例——那也是美国人非常喜爱的日常食物，美国普遍价格在3-5美元一枚，墨西哥则最多只要一美元足矣；墨西哥的优步(uber)定价大致是美国的六七分之一，更不必提房租一类。按通常估计，保持同等生活水平，在墨西哥的成本只需美国的30-40%，而从洛杉矶飞到墨城不过三个小时，这都是美国人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
然而，全球化时代，美墨也同此凉热；按照墨西哥官方公布的数据，到2022年8月，墨方的通胀率也同样高至8.15%，和美国已相当接近。墨城的人民相信，是“看啥都便宜”的美国人到来，才推升了墨城的物价，从而也就发生文初笔者所见的一幕。
——物价与调控的问题当然是复杂的，美国的通胀是否真的会造成匈奴西迁似的多米诺效应，这是需要做大量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很难简单指控墨城的物价上涨就是“美国佬”的错。不过，这不大不小的“国际摩擦”成为墨西哥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遭遇的再一次戏剧性挫折，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上，墨西哥城已经成为讨论“国际都市”时的样板之一，无论是坎克里尼在他的《想象的全球化》对墨城文化融合的褒奖；或是作为悲观的反全球化人士援引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的不适”或阿明“国际主义的乌托邦”时的注脚，墨城都不可避免经常被提到。“全球化”在墨西哥城的塑造与构型，甚至人们谈起墨城的“国际化”时所指究竟为何，都是相当复杂且值得讨论的话题。
“国际化大都市”墨西哥城
作为首都的墨西哥城拥有许多副面孔，恰如墨西哥国宝级人物、西语世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卡洛斯.富恩特斯所描述的那样：“这座灯光璀璨的城市；这座满是灰尘的城市；这座泥土之下一片光辉灿烂的城市；这座受人凌辱、惨遭失败的城市；这座虽患健忘症，但竭力回忆童年，披挂上羽毛的城市；这座虽遭饥馑，却仍大摆阔气的城市……”，不过当代的媒体，对墨城的首要称呼则总是“国际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
按照通常的想象，“国际大都市”可以是纽约、是伦敦、是巴黎，或是香港甚至上海，但这个词似乎很难与“墨西哥城”建立联系——无论如何，墨西哥城确实是座大城市，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整个墨城大区总共拥有1800-2200万人口，是全世界第六至第八大都会区，即使以中国或印度的标准论，这也足算得上一座巨城。
“国际化”的讨论则有些困难——显然的，一座国际都市应当有足够数量的国际人士，但很难确知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墨城生活：墨西哥官方指出墨城现居住着60余万外国人，但按照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大约有160万美国居民生活在墨西哥(可以相信其中有不少应当都在首都)，这还单只是美国人而已。
墨西哥的入境条件非常宽松，超期居留不管多久，代价也不过是大约30美元的罚款，有巨量的欧美游客持旅游身份在墨城长期居留。例如疫情前，墨城每年要接待1250万名游客，对比巴黎1910万人和迪拜的1630万人，这无疑是惊人的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来了大概就不走了。
无论是游客的数据或是亲身的目测，现实的墨西哥城都给人以强烈的“国际化”观感：风景秀丽的孔德萨区为美国人占据，欧洲青年人更多选择南城的科约阿坎——弗里达曾经也居住在那里；中国人则占领了波兰科区，并将这个区域的房价几乎炒到墨城最高的程度；墨城还有整个拉美最大的犹太人社区，就在市中心不远处；更往南一些则是穆斯林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几座清真寺……饮食也是“国际化”的注脚之一，你可以轻易在墨城找到大多数国家的正宗名吃，和纽约洛杉矶没有什么两样。
BBC曾刊载一则描写墨城的名篇，开卷便称墨西哥城作：“这是一个将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的动感城市……一座真正的全球都市”，往往成为本地媒体热衷援引的权威背书——然而，无论是“全球化”或“国际化”，显然都不等于“外国人”的简单拼盘：仅仅是有很多外国人“住在一起”，大概是不能被形容为全球都市的。伍尔夫.翰纳兹在他的名著《灵魂之乡》中将“国际与本地居民的跨文化融合”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融合”作为中心词的重要显而易见，但，关于跨文化融合的实践，在墨西哥城却有相当复杂的效果。
“你们来到了墨西哥”
外国游客甫到墨城，第一个糟糕印象往往来自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那臭名昭著的wifi——登陆的界面只有满屏西班牙语（墨西哥的官方语言），其实它倒也不是真的没有英语连接界面，但想要切换成英语，你至少需要认得“语言”的西语拼法才可以。考虑到贝尼托.胡亚雷斯机场是整个拉美最繁忙的机场没有之一，即使在疫情期间，每天的起降航班也要超过1200架次，这种“反国际化”式的不友善令人吃惊。
打算来墨城生活的外国人会发现，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要申领驾照，唯一的标准并不是会开车（墨城的驾照不需要进行驾驶能力测试），而是要能听懂和回答一系列西语问题；其他的事务也差相仿佛，墨西哥几乎所有的政府办公网站都没有全程的英文界面，即使是与外国人最相关的移民局网站也不例外。相对于其他新兴国家的国际大都市，如迪拜、香港或新加坡，墨西哥城的“国际服务”环境实在是过于不友好。
墨城的确是新兴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中，英语环境最差的一个；墨西哥人对母语的执着，同样在“国际都市”所鲜见；就算是在以“不喜欢讲英语”闻名的巴黎，路人的英文程度也远胜过墨西哥城——倒不是墨西哥人对外国游客不友善，他们是真的不会。即使在市中心的索卡罗历史城区(zocalo)，或者改革大道这样的知名景点，操英语也不是那么值得信任，更不要说普通的居民点了，“为什么没有人会讲英文”是很多外国游客的通常抱怨。
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人学英文很困难，墨城的写字楼和商务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墨城青年，面试时同样可以操一口流利而毫无口音的美式英语。事实上就英语和西语而言，任何一位母语使用者想要熟练掌握另一门语言，通常也只需要六个月至一年时间，至少比亚洲人学英语要容易得多。
本地人的英语水平如此之低，“重视程度不够”是相当关键的因素：墨西哥一般的公立学校，英文只是作为一项普通科目学习，除去UNAM、ITM等几所顶尖大学外，普通的高校录取对学生的英文水平也不甚看重，笔者甚至亲见过墨城排名尚可的公立学校，学生竟连一句英文都讲不出的。作为一座非英语母语的“国际大都市”，官方这么轻视英语教育实属罕见。
或许可以用前述“反美游行”的抱怨来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墨城反美群体对美国佬的一大不满即在于“他们甚至不愿意学习西语，却要我们跟他们讲英语！谁要他们来到这里的？！”某种程度上，这质疑相当准确而合理。确实没有人“要”外国人来到墨西哥城，是这些外国人自己想来的。
——和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全球化”口号不同，墨西哥的官方从来没有提出过“打造国际大都市”这样的愿景；墨城的“国际都市”很难归结为政府或民间的主观追求，倒更像是客观的被动实现过程。
墨西哥城的国际化运动
尽管墨西哥城从1521年被西班牙人征服的那一年起，就已作为和欧洲连结的主要城市之一，被卷入“全球化”的交流中。但正如UNAM的V.Enrique指出的那样，1994年的NAFTA（北美自贸条约）才被公认为是墨西哥加速全球化的开端——在这份条约里，按照美国的要求，墨西哥承诺消除贸易壁垒，取消对海外投资的大量限制（甚至到过度的地步），也大大降低了美墨之间贸易的税率。迅速地，大量外资企业都在墨城开设办事机构，从金融到航天，从微软到阿斯利康，各个行业的国际巨头纷纷在墨城开立分支。尽管墨西哥政府设定了本土化比例高达90%的惊人要求，但受制于本地员工的素质能力，仍有大量的外国人通过外包等方式来到墨城就业，墨西哥城也迎来了一个“国际化”的高潮期。
另一个高峰则从大约十年前开始，与中国有关：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一大批希望在美洲发展的中资企业选择将总部迁出美国，主动搬到离美国很近、政治气氛宽松得多的墨西哥城，以华为为首的大量企业都在墨城设点投资。2013年时，墨城的中国人只有大约两万人，到2021年，这个数量至少已经翻了四五倍，墨城的市中心建起了中国城的大牌坊，北部的波兰科和南部的比亚杜多分别成为外派企业和本地华商的聚居区，加上早已深耕墨西哥多年的日本侨商，墨西哥城便真正成为荟集欧、亚、北美各国来客的“世界巨城”。
疫情则是另一个契机：COVID-19三年以来，墨西哥从未对外国人出入境设置过任何限制，无论你是否打过疫苗，也不要求任何核酸检测结果，只要你有合法进入墨西哥的身份，能够买得起机票，墨西哥就欢迎你。过去两年内，有大量外国游客（特别是欧洲），包括林林总总的反疫苗人士和对本国防疫政策不满者来到墨西哥“避难”——由于本国相对严厉的政策，他们不得不在墨城扎下根来。按照墨西哥旅游部的统计，在疫情尚算严重的2021年，墨西哥竟然总共接待了3589万人次外国游客（墨西哥城和坎昆承接了其中绝大部分），这是全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正是这二三十年的变化，令墨西哥城的外来人口激增，但无论墨城地方或是墨西哥国家当局，似乎都未将“国际化”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墨城的国际服务氛围也可略见一斑，这倒也不是说墨西哥就“懒政”，他们确实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要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此起彼伏的经济和货币危机，单就“文化融合”一点，墨西哥更需要在意和重视的，也不是这些外国人。
融入世界，或融入墨西哥？
与巴西或阿根廷这样“平地起高楼”的新兴国家不同，墨西哥作为美洲三大古文明的发源地，本就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从1521年西班牙登陆美洲，土著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冲突便成为无法回避的主题，一直到1929年，墨西哥才终于结束了长达四百年的动荡，完成了自己的民族革命，由时任的“革命制度党”掌握了政权，今天的墨西哥也就成型。
掌握权力的革命制度党，首先要承担墨西哥的国家重建工作。其中的关键，在于唤起墨西哥全社会的凝聚与信心——数百年的冲突与混乱，令墨西哥民众的生气已经低到不能再低，而重建的基础，首先在于鼓舞和团结民众，正如大洋彼岸的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一样。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选择的道路，则是从“重塑社会的身份自我认知”开始。
但是，墨西哥人究竟是什么人？谁才是墨西哥人？——墨西哥是个多民族国家，四百年的殖民统治，令墨西哥的血统复杂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根据革命党19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墨西哥城有22.79%的克里奥尔人(出生在墨西哥的白人)，18.7%的印第安人后裔，另有54.61%的混血人种，后者又可以根据不同的血缘程度细分为三十多类。
20世纪初期，正是世界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民族国家”成为整个世界的趋势，民族主义也是风行一时的国家凝聚力来源，然而，墨西哥的社会民众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却是“我是谁”——面对如此复杂的血统来源，墨西哥究竟要如何构建自身的民族认同？这是摆在墨西哥所有执政党面前的首要问题。“世界如何观看你，你如何审视自身，又如何看待他人——这些都是人类身份的基本维度”，正如罗伯森所说的那样，革命制度党采取了一系列“构建共同身份”的措施，其中便包括语言的工具。
革命制度党认定：墨西哥是一个以印第安等原住民为基础的文明，但又应当结合新的西方制度，让“印第安人应当参与墨西哥现代化的盛宴”，这也就成为墨西哥民族认知的主基调。统一的语言无疑是构建共同身份、“参与现代化盛宴”的重要手段，按照墨国统计，1935年，墨西哥的西语覆盖率只有六成出头，大约一半的混血土著的第一语言不是西语。尽管西班牙语同样是外来者，是殖民的象征物，但对当时的墨西哥社会而言，推广西语已经成为打造国家认知，提升民族凝聚的最为现实而可靠工具之一。
因此，相比通常想象的“让墨西哥融入世界”，“令原住民融入墨西哥”才是墨西哥历任政府更重要的工作——我们很难评价这项工作的最新成果，墨西哥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国家艺术宫门前的大街上，至今还不时为大量南部恰帕斯州的原住民抗议群体占据，堵得密不透风，愤怒的人们穿着各自民族的传统服饰，张贴各种血淋淋的照片，控诉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尽管现代墨西哥建立已经近百年。
“攘外必先安内”，墨西哥当局对“国际化”呼应的冷淡与漠视，也由此变得可以理解。墨城特色的被动“全球化”，事实上以一种非规划的、本能的状态存在着——当然，从善意的角度讲，墨西哥城坐拥如此数量的外国人，且经济阶层整体更优越于本地居民；政府却不打这些人的主意，不打算从外国人身上“分一杯羹”，也实在是一种可算淳朴的奇景。
被出售的与被雪藏的
“城市的一部分被打包售出，另一部分则处于被雪藏或是被抛弃状态”，博尔哈的名言用在墨城的形容上，可谓恰如其分。
墨城仿佛如一个巨大的拼盘，“外国人”和“墨西哥人”的标签被分别贴在一个个不同的小块儿上——尽管这是很多国际化都市的共同特征与问题，但墨城的状况还是格外特别。
仍以语言为例：对于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普通人，服务业按理应当成为推动语言交流的利器。街头商贩和旅游从业者总可以在日复一日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并提升自己的外语水平，从巴塞罗那到里约热内卢，这一规律都普遍成立，唯独在墨城却不太奏效——因为在外国人的居住区，大量的服务业人士自己就是外国人。他们同样受益于墨西哥宽松的入境政策，以游客身份入境然后在本地经商，几乎是全墨西哥都通行的法子，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低，通常只是给税务或商务检察人员塞个几百比索而已。
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城市，允许旅游身份入境的外国人长期从事商业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类奇观却在墨西哥城实实在在发生了多年。奇观的影响当然不仅是语言，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如此之多的外国人来到墨城，但墨西哥的中小业主并未因此得到多少好处，倒是让“外国人”形成了一个商业的闭环。如我的朋友阿书，他就以前述游客的身份来到墨西哥，很快便操起了福建老乡的传统生意：卖茶。阿书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深谙价值输出的道理，凭着娴熟的语言能力，他开设了几门茶艺课程，一举树起“将中国好茶带到墨城”大旗，课程主要面向和他一样的欧美常居游客，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卖茶。阿书的生意相当不错，一块普洱茶饼时常可以卖到200美金（在中国的淘宝上则通常不超过200元人民币）——墨西哥本地人却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根本没办法与思维视野、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都远强于自己的外国人竞争。
平心而论，墨西哥城完全具备“融合”的基础，以大城市最重要的方面——交通而论，墨城是全世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相当高的城市，早在1969年便开通了第一条地铁，至今已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地铁官网之一，更不消说遍布全城林林总总的公交线路。墨城不像美国那些大城市，没有车的穷人缺乏前往“富人区”的途径，穷人缺少的只是机会，但没有人能够看到，到底如何才能让“融合”获得机会——某种程度上，可能还相反，墨城“全球化”的基础之一，便是廉价的人工成本，基于融合的本地居民收入改善，可能反而会阻碍墨城现有的国际商业城市地位。
作为结果，我们便只能看到孔德萨、罗马和波兰科等“外国区”林荫葱翠，穿着时尚的异国男女笑语昂扬，身后往往还牵着一条品种犬。而大墨城东边和北侧工业及平民区，却只有大量灰扑扑的、毫无生气的自建房，无意误入时好像满街都写着“危险”二字，路过的老人常常冲我挥手，并非嫌弃而是让我快走。墨城的治安案件，就多数发生在这些地方。文初所述的抗议事件，正是缘于“外国区”的原住民逐渐难以负担日益提升的生活成本，又不能融入这些区域的经济商业活动分一杯羹，不得不被逐渐挤入“本地区”，所发出的愤怒呼喊。
平等与认同则是另一个话题，全球化框架下的平权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通常而言，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都市，都会伴随大量保障不同族裔和群体权利平等的法规条案。如果以立法的角度，墨西哥无疑走在前列：从建国初期，墨西哥便已制定一系列关于种族平等的法律，2003年，联邦政府更是颁布了相当详细而现代的《防止和消除歧视法》，规定甚至具体到广告牌的人物选定。就实践而言，墨西哥也颇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例如机场海关检查身份证件的岗位，几乎总是坐在轮椅上的行动障碍者，更不要说前文提到过的，对外国人宽容到过度的管理方式了。
但是，令人厌倦的“两方面来说”也没法回避：每个在墨城长期生活的人都必须承认，墨西哥城事实上还是存在着国籍和种族的偏见。墨西哥自身作为种族多元国家，白人通常会受到更好地照顾与优待，他们的社会阶层往往也更高，如果按照俗称的“白墨”与“黑墨”分类，在美国见到的墨裔劳工，绝大多数都属“黑墨”，可为一证。联邦警察的执法也一样，他们往往对白人过度友善，只针对棕肤色的青年盘问；另有一些“民族自豪感”更强的警员，则专门挑外国人下手，如墨城有公共场合禁止饮酒的规定，笔者曾亲见本地人举着酒瓶扬长而过，后面几个看上去像是欧洲来的青年则被拦下罚款——看起来好像后者更符合情绪正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属过犹不及，跟“平等”二字显然关系不大。
墨城的文化认同
埃及著名的“全球化”专家埃米尔.阿明认定，理想的全球化应该会“诞生一种全新的文化特征”，很显然，墨城的全球化实践，尚未滋生出这样“全新”的文化体，倒更像是两种文化的交错并列放置。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用成功或不成功，来定义墨城的全球化吗？——成功与失败，应当用来衡量“客观结果是否符合主观目的”的程度，然而，当一个国家并没有主动地希望全球化，而它也果真没有真正的全球化，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它失败了吗？
1573年，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城，他们看到了雄伟的阿兹特克大神庙，但他们更希望修建一座大教堂。于是，西班牙人便拆毁了大神庙，利用神庙的砖块来建设今日墨城的奇迹之一：墨西哥都主教座堂，不够的部分，再用欧洲运来的石头补齐。
今日，墨西哥都主教教堂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古老，最宏伟，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堂之一，而紧邻其侧的、被拆毁的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1978年被工人无意中挖出后，也同样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雄伟的大教堂同神庙的断壁残垣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最为游客所瞩目的墨西哥索卡洛旅游区。
这大概也就构成今日“国际都市”墨西哥城的隐喻：接受或排斥，都是自然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应当发生的。
（作者系旅墨学者）
来源：澎湃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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