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西方为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之路有那么多误读和偏见？在中国一步步融入世界，特别是成功崛起以来，很多国人这样的感受变得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过去一年，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中国的一些内部治理事务，再到美中之间的各种摩擦，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偏见和恶意之多让人惊愕。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何读懂中国一直是个重要课题，而实现长期高速发展且社会稳定的中国体制更是引来诸多国内外学者探究。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如图）是这一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日前他推出新作《制内市场》，立足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变迁，尝试解开中国经济体制之谜。郑永年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近日他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详细阐析他眼中西方对中国的那些误读。
著名学者郑永年。
“他们把自己看成白，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
环球时报：在《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您提到，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有一个广泛的误读，即认为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您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的新作《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郑永年：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就已经开始看东方，但直到今天，他们始终把东方视作一种和自己不同的、对立的存在：最初，西方用“东方主义”来形容东方，后来又有了“东方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等不同概念。各种说法不同，但背后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由“自己”看“他者”。就连地理概念也是从欧洲中心的视角出发，分出近东、中东、远东等。总之，“东”就是和“西”不一样。
如果说欧洲人早期看“东方”的偏见来自信息缺乏，那么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偏见更多地和西方思想家看待东方的方法论有关。他们经常用一种“理想类型”或者“两分法”来看待东西方的制度差别，比如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堕落、民主和专制、自由和奴役、现代和传统等，即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思维下，西方很自然地把自己视为民主，把他们想象中对立的东方看成专制；把自己看成白，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
然而，现实中的世界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在现实中，你很难找到一种“理想类型”的民主，也很难找到西方口中“理想类型”的专制。绝对的民主和专制都不存在，在黑与白之间，更有很多种颜色。中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两分法”，我们也有“阴阳”概念，但阴阳不是两个极端，我们更讲究中庸、平衡。
这一思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静态视角，忽略了变化。西方一种主流观点是，中国的“东方专制”制度长期停滞，缺乏自我进化，即只有王朝兴衰的循环，而不具备进化的历史。黑格尔因此说中国没有历史。这实际上是把文明的延续性错当成没有变化。西方自身经历了古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从宗教黑暗时代到近代文明，每一次变化都是断裂式的。
环球时报：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它忽略了哪些关键的因素？
郑永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经典误读”。我在《制内市场》这本书中详细考察了中国从汉朝到现在的经济体系之后发现，中国的经济体系一直包含三层资本和与之相应的三层市场。
顶层是国有资本和市场。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体制中，国家常被认为是与经济相分离的，政府和经济并不那么相关；而在中国文明中，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和经济不可分割，政府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经济管理是政府的内在责任。这体现在国家对盐、铁等某些行业的垄断和提供包括水利设施等大规模基础设施方面。
底层是庞大的、以中小和微型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这层市场中，增长通过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体系实现，和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没有多少区别。
中间层则是国家-私营部门合作的经济形式，比如国家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参加由国家发起的经济活动。近代历史上的“官督商办”也属于这一类型。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超大型私企或者“混改型”企业都属于这个范畴。
回望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只在四个很短的时期内，中国属于比较绝对的“经济国家主义”，即两汉之交的王莽改革、宋代王安石变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领导下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共和国前30年的全能主义经济转型，而这四个时期都是国家为应付某种重大危机实施了特殊政策，譬如战争后恢复生产。
我们的混合型经济模式能产生更好的治理能效
环球时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中国未来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会停止，也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未来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尤其不会变成当前英美完全由资本主导的体制。这不仅仅是由于东亚的独特历史，更是因为我们的混合型经济模式能产生更好的治理能效。
混合型经济体制模式有助于避免资本主导社会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美国企业在过去40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获利最多，但没有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因为财富和社会分化实在太大。当然，资本和企业竞争也许会让效率更高一些，但如果经济发展而社会却不稳定，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过去40年里同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和混合型经济体系有关。我们不仅创造了巨量财富，更使8亿多人口脱离贫穷。这是市场和政府合作的产物。
事实上，西方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世界的确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但不要忘记，西方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恰恰不是现在，而是二战结束后“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随着战后福利社会的扩张，美国的中产阶级扩大到人口的70%，而80年代以后经济效率虽然提高，但中产阶级比例却滑落到50%。中产阶级的快速萎缩是今天美国社会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
所以，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新自由主义未必是一个大趋势。经济上，资本、社会和政府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最好；政治上，民主和集权相结合最好，因为“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最简单、最低效的民主。
不能用西方范式来理解中国新兴阶层
环球时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也涌现出“独角兽”大型私营企业，有了富豪阶层、中产阶层。这会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带来什么影响或挑战？
郑永年：我觉得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情况，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会对政权或政治治理结构造成冲击。在中国的文明形态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从历史上来看，在宋代等很多时期，民间经济都有很强大的时候，但从未改变过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治理模式；从现实来看，很多超大型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发展起来的，不是西方式自主的企业。事实上，横向纵观东亚社会，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新兴阶层也都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是政府政策的支持者，而非反对者。
此外，正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和新兴阶层是政府政策的产物，他们和执政主体具有高度一致性，没有像西方的商人团体那样试图“抢夺政权”。在西方，政权是资本的代理，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可能出现在中国。道理很简单，西方是资本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而我们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所以，如果简单地用西方的范式来机械理解中国的问题，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大型甚至垄断型民营企业的出现？
郑永年：中国正在加强对大型高科技民营企业的监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垄断。很多人对反垄断的理解太局限，认为反垄断只有把大型企业拆分一个方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欧美的经验来看，很多产业经过反垄断后，还会继续产生自然的垄断，在飞机、汽车领域都出现类似情况。所以微软的拆分讨论了很多年，但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拆分微软，而是强迫它开放。但开放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即新来的企业要么依附这些大型平台，要么死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考虑是否“开放”的方法还不够，还在继续探索其他更加有效的方式。
对中国来说，更有创造意义的是思考如何引导这些大型企业的发展方向，而非简单拆分。公司要做强，就肯定会做大。但关键是，大了之后，做什么？比如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当拥有技术和海量数据后，如何在科技和产业上继续“往上走”？如何促成“科技向善”成为企业的内在社会责任？
此外，更需要考虑国际层面的问题。中国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面临严峻的情况，在美国的打压下，甚至生存问题都不甚乐观。在这一层面上，政府需要做的是鼓励这些大型民营企业走出去，和西方的企业或竞争或合作，并帮助它们一起参与国际行业规则的制定，扩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美国不是“中产社会”，而是变成了“富豪社会”
环球时报：中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对体现出其治理方式的哪些特点？真的像许多西方舆论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在靠“威权方式”抗疫么？
郑永年：首先，什么是威权？近代以来，所有社会都是依靠权力组织起来的，只不过有的用政治权力来组织，有的用资本权力来组织。西方国家实际上是用资本权力掩盖了社会权力组织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的主体是政党的权力，但美国等很多国家的政治权力为政治大家族所把持。这些政治家族背后是什么？是资本。就集权而言，西方民主社会也有集权的存在，比如，美国总统享有惊人的巨大权力。特朗普没有权力吗？如果没有，他如何能够反建制、重塑今日美国社会？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威权主义吗？西方很多人诟病中国压制社会组织，但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有多少工作是社会组织做的，有多少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区别在于，在西方，政府与社会各行其是，有时甚至是对立关系，而中国的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协调的关系。央地关系也是一样，中国中央与地方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协调关系。
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西方不能跳出“两分法”，不能跳出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的思维模式，那么将很难真正理解中国。
环球时报：从这次疫情和美国大选之后的乱象来看，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正在面临哪些新挑战？
郑永年：美国已面临很明显的治理危机，最明显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从历史来看，欧美最初经历过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后来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推动欧美社会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再次遇到类似情况。过去40年的全球化时代，美国虽然获利最多，但只有很少数的人享受到这种利益。资本的财富并未成为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财富。记得以前我在美国留学时，美国人曾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是中产社会”，可现在，美国已然变成“富豪社会”。
在政治方面，以前大家都说“一人一票”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理想，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但需要思考的是，“一人一票”的目标是什么呢？一个公民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可以被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制度确实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种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李光耀先生有句话，“一人一票的民主是福利拍卖会”，即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的确如此，“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问题在于，这一制度安排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不认为美国会发展出像中国这样的国有部门，但他们的政府需要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和资本间建立更均衡的关系。这是一个大趋势。要推动这样的变革，今天的美国有经济条件，但政治条件还没有。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只会让美国更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