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回到祖国，此行便是为了考察国内抗战形势，并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不久后他赶赴延安与毛主席相见，两人相谈甚欢，谈话结束时特地留下陈嘉庚一起吃晚饭。
这顿晚餐十分的简便，只有两菜一汤，菜是毛主席自己种的，汤是邻居大妈提供食材熬制的，场所就在毛主席住的窑洞外的空地上。
要知道陈嘉庚前不久刚见过蒋介石，财大气粗的蒋介石可是为他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会，并准备了山珍海味为其接风。
然而不久后，陈嘉庚却为延安捐助了大批的物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什么原因？蒋介石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为何没有奏效？
爱国华侨陈嘉庚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同安县集美社，其父是华侨商人，在新加坡经营一家顺安米店。
陈嘉庚的家庭环境相比一般人来说比较优渥，但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苛，从不娇生惯养，在南轩私塾读书期间迅速地成长，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许多。
陈嘉庚结婚时，父母曾给了2000银元给他用于办婚礼和补贴家用，而他却用这笔钱创办了“惕斋学塾”。
从这时开始，陈嘉庚多次往返福建和新加坡两地，致力于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接收父亲留下的顺安米店。
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陈嘉庚在经商方面也颇有天赋，将顺安米店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用盈利的7000多元创办了“新利川”菠萝罐头厂。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陈嘉庚所涉及的行业领域也十分广泛，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初心，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向福建、同盟会捐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出兵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但蒋介石独揽大权后难掩独裁野心，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处处打击红军和共产党的发展。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赢得了契机，国共两党枪口一致对外，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历史篇章，得知此事后，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愤慨万分，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联系东南亚的华侨想要联合侨胞一起助力抗战。
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作为发起人的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筹募了1000万新加坡币。
这些钱捐到国内后犹如雪中送炭，在当时国内时局动荡，贪腐的地方政府官员搜刮民脂民膏，抗日武装与装备精良的日寇相比有着天差地别。
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想着为国家出一份力，可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汪精卫政府却向敌人倒戈，并主张与日本和谈。
陈嘉庚得知此事后深感抗战形势的艰难，他必须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海外侨胞，于是邀请南洋各地侨胞以及爱国团体在新加坡会面。
此次会面众侨胞一致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而陈嘉庚也再次被推选为总会主席。
陈嘉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向汪精卫致电，对他向日本侵略者握手言和的态度表示谴责，并且以参政院的身份向提出议案称“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随后又致电蒋介石请求对王晶对发布通缉令。
此后的三年里陈嘉庚带领南侨总会先后向国内捐助粗略估计达30亿元，然而国内抗战形势仍不容乐观，于是陈嘉庚做出决定要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亲自回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慰劳考察。
此举其一是为了慰问伤兵难民，其二便是实地考察一下南洋侨胞们捐的钱究竟有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
而这一消息传出后，国内两大政党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尤其是蒋介石，对他来说陈嘉庚可是一颗“摇钱树”，如果能让陈嘉庚满意，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捐款。
可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为陈嘉庚精心准备的一切却适得其反，给陈嘉庚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初访重庆
对于回国后的行程安排陈嘉庚也早就有所打算，虽说国内两大政党并立，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第一站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蒋介石在得知陈嘉庚将于不久后抵达重庆，立刻拨出8万元的专款，并联系30多个党政部门，组成了近五千人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
1940年3月26日下午四点多，一架“康定”号飞机出现在重庆上空，随后降落在嘉陵江珊瑚坝机场。
陈嘉庚、庄西言、王振相、陈清虎、李铁民五人先后从机舱走出，而应易安、吴铁城以及众多国民党重庆政府官员及各界代表早已恭候多时。
蒋介石他特意安排的妇女慰劳总会代表，看到陈嘉庚出现后立刻一拥而上，为各位侨胞献上鲜花和锦旗。
随后陈嘉庚一行人前往参加茶话会，但途中陈嘉庚的脸色铁青，似乎对蒋介石特意安排的欢迎仪式并不满意，或许蒋介石自己都不知道哪里做的不妥，惹的这位南侨总会主席不悦。
其实陈嘉庚在来之前就考虑到，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此行应该尽量少给国家添麻烦，他吩咐慰问团的成员自备生活用品和经费，并且着重强调回国后不应太过招摇。切勿忘记回国的使命。
然而机场一见，陈嘉庚发现蒋介石搞了很大的排场，而且前去参加欢迎仪式的各位官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各个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铮亮，全然看不出来抗战有多艰难，条件有多艰苦。
而陈嘉庚得知蒋介石为了接待慰劳团特批了八万元的专款用于接待时，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对国家未来感到迷茫，国家正在经历战火，而蒋介石此举明显是铺张浪费，这八万元的经费可以买多少武器装备？可以救治多少伤员？接济多少难民？
陈嘉庚想到这些深感不安，当即通过重庆的报社刊登启事，表明此行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游览应酬，尤其是在抗战艰难困苦时期。并且婉拒了其他的宴会和安排。
此举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蒋介石的脸，而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印象也很差，蒋介石给他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来重庆后第二天才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如果说蒋介石是因为公务繁忙倒也可以理解，但见面当天，蒋介石的专车来到时，全场官员肃立，宛若皇帝上朝一般，直到蒋介石挥手示意就座，与会的人员才敢坐下，会议结束后陈嘉庚就对秘书说道：“蒋介石像个皇帝！”
陈嘉庚从来不信口中说出来的事情，更倾向于“眼见为实”，因此到了重庆后他婉拒了绝大部分的应酬，实地考察人民群众的现状。
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陈嘉庚感到万分悲痛，前线的战士们尚在与敌人血拼，而首都的达官显贵整日花天酒地，政府官员贪腐严重，最终发出悲叹：“中国的救星在哪里？”
可想而知，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的一个月已经对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的道理他并非不懂。
抛开国民政府能否带领中国军民赢得抗战胜利不谈，就算是抗战胜了，有这样的政府其结局也可见一斑，国家艰难是尚如此奢靡，以后更是难以想象。
不久后，蒋介石再次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此次见面蒋介石有两件事情，一是想拉拢陈嘉庚加入国民党，二是打探陈嘉庚对于共产党的看法，以及接下来会不会到延安考察。
当蒋介石得知陈嘉庚有到延安考察的想法后，顿时有些不高兴，当着陈嘉庚的面大肆诋毁共产党，临别时还特意叮嘱陈嘉庚不要被蒙骗。
不久后，陈嘉庚收到叶剑英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官员的邀请，到红岩参加欢迎茶会。
在茶会上，陈嘉庚看到共产党的官员平易近人，给他一种天然的亲切感，顿时对延安之行充满了期待。
延安之行
1940年5月26日，陈嘉庚在兰州参加完慰劳活动后抵达西安，下一站便是去往延安，蒋介石为了阻止陈嘉庚与延安方面接触，特命寿家骏亲自随行“保护”。
说是“保护”，实际上寿家骏只不过是奉蒋介石之命监视陈嘉庚在延安的一言一行，陈嘉庚自然也心知肚明，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只好答应下来。
陈嘉庚乘车行至洛川附近时，道路两旁突然冲出来一伙衣衫褴褛的难民，见到陈嘉庚下车后就朝他控诉共党的“恶劣行径”。
这伙“难民”自然是蒋介石有意安排的，只是却没想到弄巧成拙，陈嘉庚的行程虽不是机密，但一般人也无从得知，很显然是有人刻意安排了这场“闹剧”。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人抵达延安，届时延安各界人士早已齐聚南门，举着大横幅迎接陈嘉庚的到来。
同样是近5000人的欢迎仪式，但陈嘉庚所表现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十分热情地与延安的民众打招呼，这究竟是为什么？
陈嘉庚细心地注意到，这些参加欢迎仪式的民众穿着朴素，一言一行都透露出寻常老百姓的气息，很显然并不是延安方面刻意安排，相比蒋介石精心准备的欢迎会，他更喜欢这种真实的场面。
当晚，陈嘉庚被安排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窑洞客房里留宿，看到居住环境的那一刻他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不由得好感顿增，这才是国家艰难的时刻，人们该有的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只是共产党官员有没有搞特殊还有待考察。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陈嘉庚受邀到毛主席的住所杨家岭的一处窑洞见面，两人见面后陈嘉庚被请进窑洞，看到里面的陈设后他的心里彻底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
毛主席的窑洞里只有一张方桌，以及几张经过多次修补的木椅，再看看毛主席的穿着就是简简单单的粗布军装，与国民党高官的形象截然相反。
毛主席特地将陈嘉庚留下共进晚餐，陈嘉庚以为，像毛主席这样的官虽然住在窑洞里，不会弄一些山珍海味，但至少应该会很丰盛，结果开饭时他却望着桌子上的饭菜傻了眼。
毛主席拿来款待陈嘉庚的只有两道青菜，还都是毛主席自己种的，唯一称得上丰盛的也就是那一大碗鸡汤。
毛主席看陈嘉庚愣神便说道：“陈先生请多多包涵，我毛泽东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鸡是邻居老大娘直到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
听了这句话陈嘉庚的心里五味杂陈，这还是为了招待自己特意安排的，也就意味着共产党的官员和战士们平时吃得更差。
虽然这顿晚餐比较简便，但陈嘉庚却吃得很舒服，比起国民党高官准备的山珍海味更让他开心。
当天晚上陈嘉庚就发出感慨称：“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料……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结束行程准备返回新加坡时，陈嘉庚对秘书曾说道：“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从抵达重庆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到返程时满怀信心地称“胜利有保证”，陈嘉庚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毛主席也被他赞誉为“中国的救星”，可见他对毛主席十分的看好，甚至是佩服。
重逢北京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也一直想着要为延安军民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尤其是作为领导人的毛主席甚至连一辆专车都没有，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办事效率大大降低。
不久后，一大批物资送往延安，包括军需、医药品，以及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有关部门研究完分配意见后决定一辆作为公用，另一辆给毛主席当专车。
可毛主席得知后却提出修改意见，将其中一辆分配给负责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因为战事繁忙朱老总经常需要奔波，有了轿车后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而另一辆毛主席提议分配给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他们年事已高身体不方便，因为只剩下一辆，便由几位同志共同使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窃取胜利的果实，悍然发动内战，这是陈嘉庚早已预料到的事情，而在他心中，这一仗共产党是必胜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新中国成立在即，陈嘉庚也迎来了与毛主席的第二次会面。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五一号召”，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时间众多侨胞致电毛主席积极响应，陈嘉庚作为南侨总会的主席当即向毛主席致电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致电中，毛主席只回复了陈嘉庚的致电，足以可见毛主席对陈嘉庚的敬重。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再次致电陈嘉庚，电文称：
“陈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并祈赐复”四个字的重量非同一般，毛主席一生写过无数封信件和电文，但用上这四个字的次数屈指可数，其虔诚的态度可见一斑。
而陈嘉庚在接到毛主席的致电后立刻回复道：“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昌胜兴奋，严寒后决定回国敬贺。”
同年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今北京），周总理亲自前去迎接，并陪同陈嘉庚一起到香山别墅面见毛主席。
再次见到毛主席，他依旧穿着粗布军装，这让陈嘉庚感到十分意外，同时也对他更加敬佩，无论何时都能够保持初心实属不易。
毛主席早早地就在别墅外等候，见到陈嘉庚跟周总理后，立刻笑脸相迎，并说道：“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
陈嘉庚听了以后笑着回答道：“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
周总理连忙摆手说道：“您德高望重，这又是见过大事，不懂普通话还有庄先生翻译，最要紧的是心意相通！”
陈嘉庚对两位领导人的诚挚邀请大为感动，也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政协会议的举办中，并且被推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委员兼常委。
毛主席之所以对陈嘉庚如此地敬重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来说，解放战争其实是有两条战线的，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较量，而第二条战线便是陈嘉庚领导的海外华侨反对蒋介石独裁，二者遥相呼应，这才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以及其他侨胞的变化，此前国内战乱不断，老百姓生活的苦不堪言，对这样的社会侨胞们也很少有感情上的羁绊。
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姓安居乐业，对侨胞们也极为照顾、重视，让这些海外的游子又有了家的感觉。
1955年8月2日，已经81岁高龄的陈嘉庚开始了全国性的考察之旅，为期五个月的考察涵盖了16个地区，深入到基层不断地发现问题，并回馈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履行作为政协常委的职责。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陈嘉庚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十分的感兴趣，在西北地区考察期间，特地去黄帝陵和轩辕庙参观拜访，可是结果却大失所望。
陈嘉庚看到的黄帝陵和轩辕庙年久失修，庙宇早已成了危房，他当即给毛主席致信反应这一问题。
毛主席在收到信件后十分的重视，将其转交给周总理并写上批语道：“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事后周总理向有关部门做出指示，荒废依旧的黄帝陵和轩辕庙也终于在专业人士的修缮和打理下“重获新生”。
通过此事也不难看出，陈嘉庚心中怀揣的家国梦想，虽已逾耄耋之年，但仍辗转各地考察，时刻心系人民群众，更是敢于提出问题，即使是一个再小不过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是关系民生、关系国家的问题就要尽力去解决。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于北京不治身亡，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毛主席等一众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老先生的追悼会，并献上花圈以寄托哀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福建集美鳌园，回归故土是陈嘉庚的临终遗愿。
陈嘉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沉挚爱却始终未曾褪色，正如毛主席对他的称誉那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嘉庚老先生犹如一颗明星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的精神更影响了无数的海外华侨，时至今日他的精神信念依旧在人们心中传承，厦门政府将每年的10月定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地铁1号线列车命名为“嘉庚号”，这些事迹都无一不在表明，福建人民没有忘记他，全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他，他依旧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