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海村
从罗布泊到鄯善河
汉文化的西传
楼兰人种族问题
楼兰考古新发现
第一节 从罗布泊到鄯善河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总面积33.7万平方公里，现为世界第二大沙漠；北为天山，南为昆仑山；西有帕米尔高原，东为河西走廊。法显西行求法，身临其境。他在《法显传》中描述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公元前2世纪，就在这片沙漠内的绿洲和周边地区建有许多繁华的城邦，史称“西域三十六国”，楼兰乃其中之一。楼兰本为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西岸一个弱小的王国。元凤四年(前77)，楼兰王从罗布泊西北LE城南迁车尔臣流域的扜泥城，故址在今若羌县城附近。楼兰因此更名“鄯善”，车尔臣(Cherchen)就是“鄯善”一词的遗音。〔1〕东汉末年，鄯善王统一塔里木盆地东部，楼兰、精绝、且末、小宛等丝绸之路南道小国并入鄯善王国。〔2〕
塔里木盆地本来流行圆城，如克里雅河畔的圆沙古城、尼雅古城和孔雀河畔的墨山城。在尼雅出土魏晋文书中称作“元城”。〔3〕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不惜动用数十万人在中国西部修长城，最西端一直修到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所谓“亭”，就指长城烽火台。
如今在孔雀河沿岸仍可见到保存完好的汉代烽火台。例如，新疆尉犁县兴地有一座汉代烽燧，位于库鲁克塔格山南侧，孔雀河故道北岸，距离库尔勒市约170公里。这座烽火台高10米左右，外观呈立体梯形，土坯结构，一层土坯一层泥，泥中掺杂着芦苇，每隔30—40厘米加有胡杨木。烽火台四周有围墙，西侧设有梯口，并有台阶通往烽火台顶部。由于年代较长，台阶已变成了土坡。兴地烽火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古丝绸之路干道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烽火台。
神爵二年(前60)，汉宣帝设西域都护，西域正式并入汉帝国版图。
中原建筑技术亦随之传入塔里木盆地。据斯坦因调查，楼兰境内最早的古城LE城就是按照敦煌汉长城的构筑方法兴建的。在中原汉文化影响下，塔里木盆地东部开始兴建方城。除了LE城外，西域长史治所LA城以及车尔臣河畔的鄯善国都——扜泥城，也采用中原文化色彩的方城，与具有中亚建筑色彩的圆城形成鲜明对照。〔4〕
近年新疆考古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汉代遗存，以且末县扎兖鲁克一号墓地为代表。这个墓地一共发掘了102座古墓，绝大多数古墓(90座)属于西汉晚期。墓中随葬风格一致的手制黑衣陶器，〔5〕墓葬形制采用多人合葬，又分竖穴土坑墓和“刀形墓”两种。后者分布甚广，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山普拉早期墓地也有发现，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20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在且末发掘了几座古墓，从墓中随葬手制黑衣陶器看，属于西汉晚期。〔6〕
扎兖鲁克一号墓地的两类墓葬中往往随葬弓箭和马具，并在木纺轮筒和木梳上雕刻草原艺术风格的鹿纹，反映了西域诸国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联系。此外，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出土的“徽章形铜镜”，也反映了与草原文化的联系。这种铜镜是蒙古草原西部乌兰固木文化的典型器物，与中原出产的铜镜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7〕西汉年间，塔里木盆地一直处于匈奴与汉王朝的争夺之中。为此，楼兰王不得不派一个王子到长安，同时送另一个王子到匈奴当质子。扎滚鲁克一号墓地的草原文化因素，显然与匈奴人统治塔里木盆地有关。
近年新疆考古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尼雅东汉墓的发现。这个墓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首次在此地发现古代遗址，今称“尼雅遗址”。此后，他四次来尼雅考察，一共调查了40处遗址，包括一座佛塔和大批民居。斯坦因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地面遗址，除了一处被风吹开的古墓地外，他几乎没有发掘尼雅古墓。〔8〕1959年，新疆博物馆的老馆长李遇春先生在尼雅发现一片古代墓地，由于条件恶劣，他只发掘了其中一座古墓(59MNM001)，年代断在东汉时期。〔9〕
尼雅东汉墓随葬陶器仍为手制黑衣陶器，完全沿袭了塔里木盆地西汉墓的文化传统，但是墓葬形制改用竖穴土坑，不见西汉流行的“刀形墓”。此外，尼雅东汉墓开始使用箱式木棺。斯文赫定在小河流域6号墓地发现过箱式木棺，斯坦因在楼兰LH墓地也有类似发现。〔10〕东汉流行的箱式木棺皆为素面，与魏晋墓流行的彩绘木棺形成鲜明对照。〔11〕尼雅东汉墓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尤其引人注目，它与同墓出土“讨南羌”锦原为同一件织锦，但是被人为裁剪成了一件弯弓射猎用的“护膊”。〔12〕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塔里木盆地东部西晋墓也被逐步辨认出来，可以扎兖鲁克第三期文化为代表，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除沿用竖穴土坑墓外，墓葬形制还出现以前不见的偏洞室墓。此外，营盘和楼兰两地魏晋墓还出现彩绘木棺。随葬陶器则以汉式灰陶取代手制黑衣陶。扎兖鲁克M73出土了纸质文书，从内容看，当为一封千金家书。〔13〕此外，墓中随葬的漆器、木耒(垦田工具)等，说明魏晋时期的鄯善文化受中原文化强烈影响。
楼兰地处中西交通孔道，它的地位相当于今天香港或新加坡。东西方各种文化在楼兰交织荟萃。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汉晋时期的西域文化不断受到帕提亚文化、贵霜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在营盘墓地偏洞室墓内发现了佉卢文书信、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在扎兖鲁克墓地发现了帕提亚风格的玻璃杯，在楼兰古城附近的墓葬发现了罗马搅胎玻璃和大秦珠。
注释
〔1〕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5期，页91—98。
〔2〕《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
〔3〕这件文书读作：“去三月一日，骑马诣元城收责(债)。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林编687)；参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页86。
〔4〕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页125—131。
〔5〕据新疆博物馆的王博调查，在玉龙喀什河、喀拉玉尔滚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和车尔臣河五支水系流域都分布有手制黑衣陶器，代表了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各绿洲邦国的考古文化；参见王博：《新疆考古出土手制黑衣陶器初探》，《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页41—49。
〔6〕F．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Archaeology．Stockholm：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pp.204-218．
〔7〕关于乌兰固木文化的铜镜，参看马健：《公元前8—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中亚东部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交流》，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页23。
〔8〕M.A．Stein，Serindia，Oxford，1921，pp.236-237．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页9—12。
〔10〕F.Bergman，ArchaeologicalResearchesinSinkiangespeciallytheLop-NorRegionArchaeology. Stockholm：BokforlagsAktiebolagetThule.1939，pp.111-112，Pl.Ⅻ.b.
〔11〕近年，有学者对这座墓的年代提出质疑，认为晚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然而，尼雅东汉墓的发现，山普拉汉代墓地以及且末扎兖鲁克汉代墓地的发现，一再证明这座尼雅古墓的年代无疑在东汉。
〔12〕李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文物天地》1999年第6期，页26—30。
〔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衮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页130。
第二节 汉文化的西传
作者：林海村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发现数十枚西汉简牍，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在罗布泊西北岸土垠遗址也发现了西汉简牍。这些简牍都是西域都护经营西域的重要物证，同时说明塔里木盆地最早使用的文字是汉字。〔1〕东汉至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设西域长史对西域进行管理，治所就在罗布泊西岸楼兰LA城。此后，楼兰成了汉文化向西域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考察楼兰LA城，发现了大批魏晋木简残纸。魏晋书法真迹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只有晋人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屈指可数的几件珍品，且为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密不示人；而斯文赫定在楼兰一次发掘所获魏晋文书就达150多件。接踵而来的是英国考察队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他们在楼兰同一古城又挖出数百件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文书。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东汉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发兵，平定于阗王安国对拘弥的侵犯。这是东汉最后一次维持西域纲纪。此后不久，东汉官兵退出西域，造成葱岭以东至河西走廊数百里政治空虚地带。〔2〕中原王朝对塔里木盆地的重新控制在曹魏初年，“文帝即王位(220)，初置凉洲”。黄初三年(222)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太和中(230)在楼兰设西域长史。楼兰出土文书主要是中原与西域长史府之间公私往来的公函和书信，纪年文书中最早的属于曹魏嘉平四年(252)；最晚的则在前凉张骏建兴十八年(330)。〔3〕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现藏于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4〕李柏是前凉派驻楼兰的西域长史，其人见于《晋书·张骏传》。
日本大谷探险队比斯文赫定晚去楼兰，为什么斯文赫定收集的楼兰文书都是残片，而大谷探险队却能发现完整的李柏文书呢?这个秘密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揭破。原来，斯文赫定将完整的楼兰文书单独放在一起，并没交给欧洲汉学家研究。80年代，这批文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它们写在五张黄麻纸上，文字多为草书，大量使用假借字。这些完整的文书，为研究魏晋尺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5〕
楼兰文书中还有《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孝经》、《急就章》、《九九术》以及各种医方残简，是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古典文献的重要材料。
注释
〔1〕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中国学术》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240—258。
〔2〕《后汉书·西域传》。
〔3〕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片山章雄：《李柏文书の出土地》，《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粟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页161—179。
〔5〕陈凌：《斯文赫定收集品的新刊楼兰文书》，《欧亚学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105—132。
第三节 楼兰人种族问题
作者：林海村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驼)”。白龙堆是严重盐碱化的雅丹地带；沙卤是土壤沙漠化和盐碱化的产物；乏水草，即缺乏淡水和草地。由此可知楼兰的荒漠化由来已久，恐怕从西汉就开始了。
楼兰出产的，只是一些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玉石，凭借芦苇、红柳、胡杨和白草等旱地植物，放养一些毛驴或骆驼，而维系人类生命的关键之物——粮食，却要从他国进口。就像《李陵答苏武书》描述的，“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而西域戍边士卒则把楼兰形容为“绝域之地，遐旷，险无崖”。〔1〕
然而，上帝总是十分公平向他的子民分配各种资源，上帝赐予楼兰的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楼兰美女在丝绸之路上极负盛名，西域王公贵族皆以楼兰公主为妻。敦煌汉长城出土简牍提到“东叶捷翕侯，故焉耆侯虏祉妻即鄯善女”。焉耆侯就是焉耆王，王莽改制将西域王降格为“侯”，那么此简应写于西汉末年。20世纪30年代，洛阳邙山发现一座侨居中原的西域人古墓。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名叫鄯月光，嫁给车师前部王车伯生的太子为妻。鄯月光姓鄯氏，当为楼兰女子。《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一个东国公主下嫁于阗王的故事，于阗的东邻国就是以楼兰人为主体的鄯善王国。
公元326年，割据敦煌的张骏趁天下大乱，派将军杨宣渡流沙，攻打鄯善。鄯善王元孟被逼无奈，不得不献出楼兰美女，这才平息了这场战争。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了公元2—3世纪的壁画，从中可见到楼兰女子的音容笑貌。这些壁画属于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作品。根据题记判断，壁画是从中亚大夏请来的希腊或罗马裔画师所作，画师名叫Titasa(=拉丁语Tidus)，与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同名。这幅画要支付3000印度般摩迦钱，可谓一画值千金。
为什么楼兰盛产美女呢?人类学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德国人类学家研究了伯格曼带回欧洲的楼兰人头骨，发现楼兰人属于印欧人种。原来，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向东方最远分布到楼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与欧洲人种的分界在楼兰与敦煌之间。所谓楼兰美女实际上是一些欧亚混血儿，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了许多古尸，经西方体质人类学家鉴定，其中有不少欧亚混血儿。伯格曼在楼兰西部一个汉代墓地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虽然历经两千多年，依然风韵不减当年，被誉为“楼兰女王”。〔2〕
有趣的是，米兰壁画上的楼兰少女居然和2003年阿富汗小姐非常相像，尤其是她们的眼型。现代阿富汗人是由吐火罗系统游牧人——大月氏人与希腊移民相互融合而成，而楼兰人则属于吐火罗系统的绿洲定居民族，所以他们之间颇有相似之处。
注释
〔1〕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45。
〔2〕林梅村：《楼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页102—105。
第四节 楼兰考古新发现
作者：林海村
2003年冬，楼兰LE城附近发现大型壁画墓，所出彩棺与1998年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楼兰彩棺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以前发现的彩棺出自一座竖穴土坑墓(长2.4米，宽1米，深1.5—1.7米)，上盖棚木、苇席和羊毛毯，棺内随葬棉布衣裤和漆器。由于新发现的楼兰壁画墓规格比较高，被新闻界炒作为“楼兰王陵”。就目前所知，汉晋时期河西走廊流行壁画墓，而且墓中往往采用彩棺。这种葬俗很早就传入塔里木盆地，例如孔雀河流域营盘墓地15号墓就采用彩棺，年代在东汉晚期。
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王就从LE城南迁鄯善河(今车尔臣河)流域，因此，楼兰王陵不可能建在罗布泊北岸。〔1〕而楼兰壁画墓的人物每人手中都持有饮酒器，绘画风格又与在中亚片治肯特发现的粟特人宴饮壁画接近，故有学者怀疑，壁画上的人物是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2〕
据我们研究，楼兰壁画墓实际上是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的墓葬。东汉建初元年(76)，贵霜大月氏“尝发兵助汉击车师(吐鲁番)”。〔3〕东汉灵帝年间，又有大批贵霜大月氏人迁居中国。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记载：“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可知东汉灵帝年间许多贵霜大月氏流亡中国，最后抵达东汉首都洛阳的大月氏人有数百人之多。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佉卢文井阑，出自洛阳汉魏故城附近，正是东汉年间流寓洛阳的大月氏侨民的遗物。〔4〕
与此同时，许多贵霜大月氏人在楼兰定居。直到魏晋十六国时期，仍有许多贵霜士兵帮助西域长史维持西域纲纪。
贵霜大月氏人在楼兰的活动屡见于楼兰出土魏晋木简残纸。例如，林编239号：“出*(外广内禾)卌一斛七斗六升，给禀将军伊宜部兵胡支鸾十二人……泰始二年(266)十月十一日……”；林编293号“胡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卌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林编号“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林编605号“兵支胡管支、赵君风明省”。〔5〕看来，侨居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大月氏士兵听命于西域长史的调遣，协助中原王朝维持西域纲纪，而新发现的楼兰壁画墓正是这些侨居楼兰的贵霜移民之墓。
2004年，中央电视台与NHK《新丝绸之路》摄制组在对楼兰壁画墓的考察中，在该墓前室东壁发现一段佉卢文题记。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安德鲁·格拉斯(Andrew Glass)博士解读，这段题记可能是壁画作者的签名。〔6〕众所周知，佉卢文是贵霜王朝三大官方文字之一，拼写的语言称“犍陀罗语”，也即犍陀罗艺术创造者使用的语言。据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研究，在犍陀罗早期艺术中流行饮酒场面的题材，主要采用石浮雕形式来表现。
公元7世纪初，玄奘在犍陀罗凭吊了伽腻色迦大佛塔。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条记载此塔不仅有大批石雕佛像，而且有佛教绘画。其文曰：“大窣堵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以下，合为一体。闻诸先志曰：初有贫士，佣力自济，得一金钱，愿造佛像。至宰堵波所，谓画工曰：‘我今欲图如来妙相，有一金钱，酬功尚少，宿心忧负，迫于贫乏’时彼画工鉴其至诚，无云价值，许为成功。复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钱，求画佛像。画工是时受二人钱，求妙丹青，共画一像。二人同日俱来礼敬，画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谓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7〕然而，贵霜时代的犍陀罗佛教绘画在本土没有保存下来。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和前苏联考古队对大夏佛教遗址的调查，使我们开始了解一些贵霜时代犍陀罗佛画。在乌兹别克斯坦达尔维津塔佩(Delverjin Tepe)贵霜神庙发现过贵霜时代(2—3世纪)的宴饮图壁画，〔8〕与楼兰壁画墓主画面表现宴饮场面如出一辙。
楼兰壁画的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些残破的棺木。从留下的棺木看，楼兰壁画墓葬为丛葬墓，至少有三具彩棺。如果皆为夫妻合葬，恰好有六位墓主人，正与壁画上的六个人物相对应。这六个人每人手中都持有饮酒器，所持酒器皆为贵霜典型器物。壁画上的三对夫妻像，可能是祖孙三代。如果按30年一代计算，第一代约在东汉灵帝年间，正值贵霜大月氏人大规模东迁塔里木盆地时代。因此，楼兰壁画墓的主人更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
楼兰壁画墓的壁画至少融合了三种不同文化因素。第一，中原汉文化因素；第二，罗马文化因素；第三，贵霜文化因素。
楼兰壁画墓彩棺的主体花纹为云气纹，两端绘日(内有三足乌)月(内有蟾蜍)图案，分别代表古代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1998年，在楼兰城以北23.1公里雅丹群中一个风蚀台地上发现一口彩棺，也绘有相同的图案。在彩棺上绘制云气纹和日月图案，显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1988年，甘肃酒泉单墩子滩魏晋墓发现过一口彩棺。主体花纹也是云气纹，云气当中绘有伏羲女娲图，均人首蛇身；伏羲胸前绘烈日(内为三足乌)，女娲胸前绘明月(内有蟾蜍)。〔9〕先秦文献(《楚辞》、《山海经》)已提到伏羲和女娲。据说伏羲是“画卦结绳”，开天辟地的男帝王，而女娲是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帝王。汉代文献开始将他俩当作人类始祖，也即中国的亚当和夏娃。随葬伏羲女娲图的习俗始见于汉代，一直传承到唐代，如吐鲁番地区唐代墓葬就发现过伏羲女娲绢画。
楼兰壁画墓的墓门西侧绘有一头独角兽，作角抵状，类似的独角兽在武威雷台西晋墓也可以见到。这类独角兽在河西地区晋墓中多有出土，最早见于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多出现在墓门的位置上。”〔10〕这类独角兽正是文献中的所谓“獬豸”，在墓葬中充当镇墓兽的作用。〔11〕显然，楼兰壁画墓绘制独角兽是在河西汉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汉代以来，中国开始和罗马帝国频繁发生交往，所以楼兰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玻璃器。楼兰壁画墓中有一幅飞马图为研究中国与罗马的艺术交流提供了新资料。众所周知，飞马造型流行于希腊罗马艺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有罗马艺人制作的飞马青铜像，雅典考古博物馆藏有希腊飞马青铜雕像。楼兰壁画墓的飞马正是在罗马艺术影响下产生的。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的铜奔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渊源，而从新发现的楼兰壁画上罗马艺术风格的飞马看，很可能源于罗马艺术。
楼兰壁画墓壁画最主要的文化因素是犍陀罗艺术。壁画墓前室正中有一中心柱，直径约50厘米。当时盗墓者从上部往下打盗洞刚好打在这个柱子上，导致整个前室的室顶和这个中心柱上部毁坏。在这个残破的中心柱上绘满了轮形图案，而该墓后室四壁以及顶部也绘满了同样的图案。〔12〕我们认为，这些轮形图案应该解释为佛教的“法轮”。
法轮是佛法的象征，梵语作Dharmacakra。佛陀正觉那年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当时他亲自向五位弟子宣说生命的真理，使他们了悟圣道而成为佛教最初的比丘。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阿育王便在鹿野苑竖立一根法轮石狮柱——四只鬃毛抖擞的威武雄狮，背靠着背面向四方，顶上扛着一座巨大的法轮，象征佛法如狮吼般传遍世间，运转不息。可惜这座原始的法轮在石柱断裂倒塌时即摔碎四散。不过，它的原始身影却幸运地雕刻在桑奇塔门中——倒垂莲瓣的柱头、四只高踞其上的石狮(一只隐藏在背后)、狮背上顶着巨大的法轮。整座雕刻的气势与鹿野苑的石柱无别。
耐人寻味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雅兹塔佩(Faysz Tepe)发现过一所公元1—3世纪的佛寺遗址。寺院大门与佛堂的连线是佛堂院的中轴线，正中位置建有一座佛塔，这座塔的周围原来有围墙，形成塔院，有砖铺路通向佛堂。这座大夏佛塔经过改建。从出土贵霜钱币看，大约在贵霜王伽腻色迦时代(2世纪中叶)增建了佛堂院左翼侧的僧房院。这次改建将早期佛塔包了起来，在原来佛塔基础上重新建了一座高约10米的大塔。如今晚期佛塔大部分被毁，但是包在里面的佛塔仍保存完好。早期佛塔有圆柱形塔基，与希腊化王朝安条克王国流行柱础样式相同。塔身采用圆柱形，用大石头块砌成，直径约3米，上面是覆钵丘，表面有石膏勾勒的白色莲瓣纹饰以及佛像的早期表现形式的法轮图像，可惜覆钵丘顶部没能保存下来。在法雅兹塔佩佛寺遗址的早期堆积中，还发现了佛头和绘有法轮的佛手。〔13〕
楼兰壁画墓的中心柱采用圆形佛塔形式，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法雅茨塔佩的大夏佛塔相似，而且上面都绘有法轮。大夏佛塔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楼兰壁画墓的年代在公元3世纪，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楼兰壁画墓墓门东侧绘有一尊佛像和一个跪着的供养人像。这尊佛像身穿红袍，头部已残，双腿盘坐，双手成禅定印，从残破的图像看，似乎还可见有“背光”。一位供养人跪其身侧，双手合十(或双手捧某物)，头部及下身部分残毁，衣服为蓝色。从服饰尤其是腰带来看，其与前室东壁“宴饮图”中三位男性衣着一致，这个供养人可能是墓室壁画上六位人像的代表。在乌兹别克斯坦法雅茨塔佩的贵霜时代大夏佛寺壁画上，也曾发现过供养人礼佛图。〔14〕这幅画与楼兰壁画墓年代相近，皆在公元3—4世纪。
无独有偶，斯坦因在新疆米兰3号佛寺遗址发现了一幅精美的佛教壁画，绘有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六位弟子。这些人物都睁大着眼睛，表现了中亚特有的人物形象，与喀拉·塔佩佛画表现的是同一本生故事“树下成道”壁画如出一辙。由此推测，楼兰壁画艺术可能肇源于大夏佛教艺术，而非犍陀罗艺术。
注释
〔1〕参见《“楼兰王陵”疑判断有误》，《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1日版。
〔2〕孟凡人：《楼兰考古学的重要性与开展楼兰考古工作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行性》，《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页74—84。
〔3〕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87。
〔4〕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页33—67。
〔5〕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戴维：《汉晋鄯善墓与丝绸之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论文，2005年。
〔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42。
〔8〕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京都：法藏馆，页123。
〔9〕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页23。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405。
〔12〕李文儒：《被惊扰的楼兰——楼兰“王陵”核查，楼兰古墓追盗》，《文物天地》 2003年第4期特刊，页47。
〔13〕加藤九祚主编：《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卷4，奈良：奈良丝绸之路研究中心，1997年。
〔14〕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亚》，东京：小学馆，1997年，页119。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林海村编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