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已经成为了漩涡的中心，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自1月23日10时开始，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等离开武汉的通道暂时关闭。对于仍留在武汉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怎样？大家都非常关心，对于这个为了全国安全而牺牲自己的群体满怀敬意。近日，红网时刻开设《武汉“围城”日记》栏目，以第一视角，记录部分“武汉人”的生活状态，面对疫情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为外界提供一个零距离的了解窗口。
红网时刻通讯员 易国祥 记者 王义正 发自武汉青山区
新加坡会不会成为海外第二个“武汉”？这是我们家近日开始的牵挂。
一个570多万人口，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国家，面积为武汉市的十二分之一，眼下温度大概在25摄氏度以上。
这一次中国武汉疫情暴发，新加坡也是受到波及的国家之一。武汉“封城”之后，该国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对中国发生的疫情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表达了理解与善意。
在武汉疫情日益趋紧时，对这个国家的牵挂，缘自在那儿的儿子儿媳。他们急于往国内寄口罩等紧缺物资，然而现在停航，根本收不到。再说，我们宅在家里，基本需要近期还不缺，我们反而劝他们自己也要做好防护。
往日很少在家庭群里冒泡的儿子，疫情暴发后日渐频繁在群里发声。这次，除了在除夕和元宵节里与家人在线上同框，平时也总是为在武汉居家坚守的我们打气，与我们互通情报，提供他的建议。他的堂妹勇敢到一线做志愿者，主动为长辈送药盒，他就点赞鼓励。他的频繁露脸，也使我们的家庭群有了种既远又近的地球村气象。
本来我们是放心的，可没过几天，风向就发生了变化。很快，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就达到了40多例，国家进入橙色预警，市场上出现食品等物资的抢购。至此，牵挂又变成了关切和担忧。
为此，我看了几篇文章：《唐驳虎：悲剧！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吗》。中国资深评论大咖童大焕写的《新加坡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
第一篇文章，标题就让人的心猛地一紧。二月份，儿子本来有出国公务的计划，但由于他是湖北武汉人，随即取消。听说在许多反对声中，新加坡还是举行了元宵万家宴。他们虽然不会去，但这种活动总是会增大病毒传染风险。
可是，儿子表现出与疫情暴发早期武汉市民一样的“淡定”，出门不戴口罩，神情轻松。
他妈连夜与儿子联系，劝他们千万不要犯武汉人开始阶段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也是我的意思，如果那里情况恶化，政府的力量可不能比中国，而且他们又没有亲人在身边。
但看了后面的文章，我们又有些释然。里面提出的一些看法，既有利于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应对，又让我们对武汉抗疫有所反思。主要有：
李显龙向全国人民交了三个底：生活物资供给没问题，医疗资源有限，如果疫情恶化，医院只能接受重症，轻症居家接受家庭医生治疗。
这看似政府在卸责，其实是把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告示民众，每个国民都应该在有限政府面前，在现实的国情面前做好自己。
至于新加坡元宵节万人宴的事，他们与武汉百步亭万家宴不一样，并非在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举行。活动婉拒刚从中国回来的民众参加，其他人都经过体温检测，进场有严格的程序。
新加坡官方告诫国人，没有发病可以不戴口罩，听说该国国民每人只发三个口罩，国家将主要保障医护人员的口罩供给。
我注意到新加坡在防控疫情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秩序稳定如常，注意把防控疫情和国家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既要注意防控疫情，又要防止过度恐慌。希望这个度把握得是准的。
政府负有限责任，它的深意在于，国人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应该是可能予以期待的。
说这么多，我的落脚点，不过是祈祷远在海外的亲人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