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艺术家的个性都有独到之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很少能彼此相通。谢添和他的儿子谢钢就是这样。爷俩，一个幽歇诙谐，一个细腻隽秀;一个后面运筹帷握，一个前面冲锋陷阵，一动一静，互补互助。
作者：花荣
谢添：嘻嘻哈哈的老小孩
生活里见到的谢添是个嘻嘻哈哈、随随便便的人。他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所以人称谢添是个快乐的推销员。在笑声中，人们忘了他的年龄，都说他古稀之年稚气未脱，所以又留下个“老小孩”的美称。
生活中，他逗人的话不离口，而且常常是“见景生情”，甚至还来一番即兴表演，逗得大家哈哈一乐了事。可他却一本正经，待你笑过之后，他才放声哈哈大笑。他的突出个性，无论是他本人处在节目之中，还是居于银幕之外，人们都可以随时感受到。有一次记者去采访他，他即席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我喜欢绿色，绿色代表和平、青春。有人问我喜欢什么花，我说，是花就喜欢，尤其喜欢天津的大麻花。有人问我作品的风格？我说：没有固定的风格就是我的风格。
▲ 谢添《林家铺子》剧照
所以，我的作品没有一部是一样的。又有人问我养身之道的秘诀，我说有六个字：心宽、营养、活动。我说，心宽就是不想杂事，不计较琐事；营养不等于成天吃烤鸭。我烟酒都忌了，就是糖和肥肉忌不了；活动就是见缝插针，大家都睡了，我就戴上耳机听音乐跳迪斯科，跳上20分钟，出一身汗，冲一个澡，躺下就睡着了……
生活中，他的喜剧“表演”处处皆是。他的信条就是：要使高贵者显示出其愚蠢；使卑贱者显示出其聪明；在笑声中鞭笞丑恶和虚伪。
可是，当他处于导演位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位十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谢添。
▲《林家铺子》工作照
作为导演，他的造诣很深，已执导了20多部影片。《水上春秋》《洪湖赤卫队》《花儿朵朵》《小铃铛》《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七品芝麻官》《茶馆》等片，脍炙人口，充分显露着他的异常艺术才华。当他步入耄耋之年，又转向执导电视剧。在他导演了电视剧《那五》和《得金牌的亚军》后，去年又自编自导了4集电视连续剧《哀乐江湖》。戏刚拍完，他就赶着和程之、刘琼、舒适等人一块奔到南昌，为中国电影基金会筹资义演，直演到除夕才登车回京。看他那么精神，你绝不相信他已是位78岁的老人了。
▲ 电影《洪湖赤卫队》宣传海报
作为演员，人们称赞他的戏路子宽，可以说文武双全，正反俱佳。“他可把正面人物演得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也可把反派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从五十年代初的两个反角张金龙（《新儿女英雄传》）、马金龙（《六号门》），到五十年代末的林老板（《林家铺子》），地下党员张副官（《洪湖赤卫队》），充分展现了他的表演才华。尤其是林老板形象的素在，连矛盾和夏衍都表示满意。
“宁要真的假，不要假的真；宁要复杂的简单，不要简单的复杂；既是别人作品中农所无，又是千万观众心中所有。”这是谢添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为自己总结的创作三原则。正因如此，在去年四月，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为他颁发了电影表演“特别荣誉奖”。
谢钢：文质彬彬的书生
▲ 谢钢
谢钢看起来与谢添就不同了，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没有爸爸那些“绝活”。可人们都公认他的聪明才智和实实在在的人品。谢添这样说：“我爱动，他好静，我不爱看书，他看起书来没完。”谢添说：“谢钢小时候在天津长大，给他买个玩具他就拆，越拆瘾头越大。长大了，就爱研究机器，没事就捣鼓自行车、无线电、录音机之类的东西，什么都爱玩得‘彻底’。”最后，谢添又补充道：“他与我一样的地方，就是属于‘两栖动物’——演员、导演都干。”
谢钢确实身兼演员、导演两职，平时非常忙，找他采访难得很。“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吧，从小不喜欢文艺，只喜欢数理化，不过，没赶上机会。16岁那年就离开北京去了东北密山建设兵团，一干就是八年，后来被广州军区话剧团招去当了演员。又干了七年，后来就调到了北影厂，就这些。”
▲ 谢钢在电视剧《茶馆》中剧照
言谈中，他对八年的兵团生活似乎极有感触，他说在那里开了两年拖拉机，后来进了宣传队，到宣传队不久，又萌发了考专业的想法，考过几次文工团都宣告失败，因为他的父亲那时还蹲在牛棚里。后来进入广州战士话剧团后，八年的时间里，在舞台上演了《欧阳海之歌》《秋收霹雳》等话剧。
1986年，他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专修班，演了《桑树坪纪事》和《虎符》等话剧。前者在国内轰动，后者轰动新加坡。两个话剧的演出，使他收获最大的是表演上的提高。八一厂拍摄《大决战》，他还被特邀演了蒋纬国一角。之后，还受导演陈家林之邀，在50集电视连续剧《唐明皇》剧组担任了副导演。
▲ 谢钢在电影《风起云涌》中剧照
无论演也好，导也好，谢钢都记住了父亲曾说过的一句齐白石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亡。”他说：“长得一样没关系，但东西不能一样。”谢添也承认：“我们是互不干涉。作为我的儿子，我让他自己去发展，他也确实不按我的路子走。”
这爷俩，一个幽默诙谐，一个细腻隽秀；一个后面运筹帷幄，一个前面冲锋陷阵，实在是天造地设的爷俩。
（本文选自《当代电视》1992年第8期，文章略作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