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2013年，刚刚过完90岁生日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他的新书中回忆起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的场景，有这样一段描述。
1978年11月，邓小平先后到访泰国、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跟三国领导人会面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谈到了一个主题——如何团结起来，面对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70年代末期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还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当时的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足以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这种对中国合围的做法，美国在新中国50年代就曾做过。当时，美国先后拉东南亚国家成立“马尼拉条约组织”，及西亚国家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试图在中国西面跟南面形成一条锁链。最后，在毛主席的敏锐洞察下，中国利用发展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将这条“锁链”当中斩断。20年过去了，对中国采取合围战略的，变成了昔日的老大哥苏联。
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派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支援越南，中国人民还勒紧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无私援助。1975年越南完成统一后，越南政府却忘恩负义，疯狂反华排华。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裕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
越南北部的难民潮从1977年就开始了，在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关闭。在越南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在访问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已经访问了泰国跟马来西亚。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在曼谷热切接待，并明确表示站在中国一边。但在马来西亚，邓小平得到的反馈却是模棱两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到访新加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邓小平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时，曾经经过新加坡。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新加坡一直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在邓小平出山后，选择了出访新加坡。对于那一天的场景，李光耀记忆犹新：
“这位74岁高龄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也了解到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因此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
晚餐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邓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想办法少抽。整个晚上邓小平没有抽烟，也不用痰盂。因为邓小平看过报道，知道李光耀对香烟敏感。
在晚宴上，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邓小平对李光耀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座花园城市感到非常惊奇，但李光耀却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有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有艺术家。”
邓小平看着李光耀，没有回答，然后继续吃饭。中国后来的发展或许可以解释，邓小平当时在想着什么。李光耀从1980年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末，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
当然，邓小平跟李光耀说得最多的，还是越南跟苏联。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当时大家都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是积极拉拢越南，而是选择切断对越南的援助，把它推向苏联。而这其中最关键的疑惑是，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
对此，邓小平解释道：“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李光耀仍是满脸疑惑，邓小平进一步作出解释，“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
正是这一番话，让李光耀发出感叹：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邓小平表示，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不等李光耀回答，邓小平自己便给出了答案，“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从头到尾，邓小平都没有说会对越南进行反击，即便是被问到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邓小平也只是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
但在李光耀看来，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因为在谈到柬埔寨的问题时，邓小平曾向他保证：
“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因为，李光耀相信邓小平说的，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
事实上，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前几个星期，越南总理范文同也曾到过这里，就坐在邓小平坐的位子上，向李光耀讲述“东南亚为何要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他很不客气地对李光耀说：“你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也去了马来西亚，说着同样的话。
范文同
对于范文同的话，李光耀不以为然，但他却担心马来西亚领导人听了这番话后，可能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就在不久前，越南驻联合国代表曾经跟印尼、菲律宾、泰国及新加坡的代表大肆抨击华裔。而印尼代表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李光耀借此告诉邓小平，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希望新加坡跟他们联合起来，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因为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这些国家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
让李光耀没想到的是，邓小平接下来的反应，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邓小平出山以后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活力。就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这期间，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中国舆论界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在结束访问回国后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李光耀的话让邓小平感到有些错愕，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于是，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向李光耀“请教”解决的方法。李光耀也直言不讳，“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当被问及对越政策时，他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当时已有22.5万解放军集结在中越边境，只等一声令下。
当时，李光耀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李光耀笑了，他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
77岁的老帅徐向前于1978年10月就任国防部长，当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打响时，他每天都要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统帅部指挥作战室，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
战争分别由云南和广西两个作战方向。云南前线作战由临时调任的熟悉越军战法的昆明战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广西前线作战则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当时，许世友已经73岁高龄，杨得志也已经是68岁了。
两位都是开国上将，曾经为国内革命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虽然年岁已大，但在面对国家的召唤时，两位老将军都毫无怨言。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杨得志的老胃病和高血压都急剧恶化，期间好几次因身体扛不住晕厥过去，最终不得不住进医院进行治疗。
面对中国解放军的来势汹汹，苏联国防部一个20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赶到河内。涂着苏联民航总局标志的伊尔-76和安-12运输机共为越南运去20架战斗机、400多辆坦克装甲车、400门身管大炮、50门BM-21火箭炮、100多门高射炮、数千枚SA-7防空导弹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一个安-12运输航空兵大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向谅山转运了一个步兵师。一支由68人组成的苏联通信兵部队接管了从河内到越北前线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
为了给中国制造更大压力，苏联调集大军在苏联及蒙古境内搞大规模演习，投掷和发射了超过1000枚航空炸弹和导弹。甚至还演习了从蒙古机场起飞，飞行一个半小后到北京上空，然后空降的场景。苏联海军的巡洋舰跟驱逐舰也接连出现在南海，目的都是为了将武力恫吓的效果传到北京。
但中国显然是不会被吓倒的。最终，我军从东西两线突进敌纵深20至40公里，攻占了高平、谅山等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越北个重镇被我军控制，威逼河内的态势已经形成，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西线部队于3月13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东线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对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
战争结束后，徐向前元帅回到家，夫人黄杰开玩笑地对秘书说：“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后没有那么多的仗打呢。”徐帅听了，哈哈一笑：“失业好嘛，军队失业。可以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徐帅的想法，也正是当时全国上下的想法，是邓小平的想法。自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一路发展，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