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果刀
最近菜价、药价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不少人感觉有点不安。菜价、药价的上涨不是小问题，不能简单的用市场自行调节的思维来认识。关系到我们普通人衣、食、住、行的都是大问题。尤其是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任何一点波动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短期或长期影响。近期人们对菜价、药价上涨的不安，只是对整体物价长期维持“小而稳”上涨趋势的最新反映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财富更加丰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明显提高。过去我们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了，人们自然会对社会和生活满意。但近十几年来，经济的繁荣并未让人们“安居乐业”，反而出现“三增”现象，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增大了，不满增多了，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稳定感增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混淆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概念，以经济发展代替或至少部分代替了社会发展。新加坡学者在观察中国现象时，曾总结说，“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普通民众感觉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越是层出不穷”。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水平、物质条件等方面的进步，通常体现为一组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社会发展一般包括民生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经济发展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社会发展的情况则决定着人们的心态。经济发展只是支撑社会的几根重要支柱之一，但不是唯一支柱。社会的稳定并不完全只依靠经济繁荣，而且也维护不出来。
社会稳定的根本在于人心的稳定，而人心的稳定来源于社会发展的建设。
社会发展建设包括两大领域：一是住房、医疗、教育问题；二是物价问题。这两大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古语所说的“安居乐业”。不能安居则人心不安，人心不安，焉能乐业？
社会发展如何定位？社会发展的领域很多，核心包括公共住房、教育、医疗三个方面，这三项事关百姓的生存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定海针。怎么给这三个方面定位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否。我们过去受西方表面社会现象影响巨大，简单地认为住房、教育、医疗应当产业化或部分产业化，这等于将这三大行业视为消费性的支出建设。这种思路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利，因为它会给了民众的社会心理造成严重冲击。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新加坡当年就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这三个方面，把它们看作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被当作消费性的社会支出。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恰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理念偏差和严重不足。新加坡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力量进行社会发展的投资，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反过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和服务，安定了民心，促进了社会稳定。
人们通常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但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却比较大，基尼系数近几年一直在0.450以上，前几年曾达到了0.478，然而它的社会稳定程度很高，人们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在族群方面的意见），但并未因此而产生严重的对立、不满情绪。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为何新加坡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程度？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
第一，新加坡人基本能够在没有过大经济压力的前提下，真正拥有自己的安身之所，这就大大化解了社会可能产生的戾气。新加坡人在总结自身的成功经验时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在于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信奉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把它作为基本国策贯彻始终。”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功在于政府经常的积极干预和控制，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目的。
新加坡在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目的在于为民众建造廉价、经济适用的房屋。公共住房政策不仅是政治政策，里面含有明确的经济目的，即通过低价格的组屋以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成本，创造有利于吸引外资的环境，同时，使更多的资金流向科技创新等行业，而不是被集中到对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并无实际裨益的房地产行业。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功稳定了民众的内心，新加坡人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当一个人或家庭每天要为住房而承担不可忍受的压力时，通常会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往往导致个人、群体对社会产生悲观以至负面的看法。再加上如果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教育、医疗问题同样存在较大压力时，这势必对人的社会心理产生更多不良影响。
新加坡也有市场化的住房，那是针对有相应经济能力的居民为了更高的住房要求而提供的，市场化住房的价格远高于公共住房，新加坡政府从中收税用于补贴公共住房建设。
第二，物价相对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工资与物价之比相对合理，这一点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特点。保持物价稳定并不是说物价没有变动，而是变动的幅度不大。如果不能保持物价的长期稳定，而简单的以涨工资来应对物价上涨，从经济角度分析并无缺陷，但实际上等于饮鸩止渴，会对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未来预期产生严重影响。没有这两条，即使定位合理、综合机制设计完善，也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虽然贫富差距较大，但如果物价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民众的生活相对得到较为稳定的保障（如居住、教育、医疗等基本方面），即使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缓解社会稳定的压力。
业已形成的价格长期上涨趋势对人们信心的影响比贪污腐败的影响可能还要大。每月、每年的价格上涨指数可能并不高，但数十年来积累下来，价格实际上维持了大幅上升趋势。虽然民众的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种同步增长实际上给民众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会削减对本国货币币值的信心。这种心理暗示导致整个社会愈发功利，破坏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物价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心理问题。
“安居乐业”这个成语实际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经过多少代人的反复验证，否则它也不会流传下来，早已被社会所淘汰。违反这条规律，社会就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小问题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演化成大问题，进而影响整个国家前进的脚步。把一些一知半解的西方市场理念生吞活剥地拿来运用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上，已经给中国长远战略发展带来了隐忧。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做好社会发展方面的工作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否稳定，更进一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大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14年3月发生的“太阳花”运动虽然背后是“台独”原因作祟，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台湾近年来社会发展建设方面有所失衡，岛内过高的物价和持续上涨的房价让许多年轻人的生活、生存成为问题，不满情绪日益激烈，再加上各种势力的推波助澜，一个本来很“小众”的运动有不可控制之势。
同样的道理，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香港。近年来香港部分青年反陆客，不断滋事，与香港社会发展呈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也有同样密切的关系。回归后，香港经济继续发展和繁荣，但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总是惠及大部分民众。有的人把经济繁荣与工资上涨、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等划等号，认为经济既然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方面的价格上涨，因此可以通过涨工资解决。这种想法和做法短期来看有一定道理，但长期如此，则效果难测。尤其是香港这些年来房价上涨过快，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一有机会这种不满会以政治方式表达出来，如果再被政治势力利用，便会产生长期的政治影响。
“安居乐业”这个经验在新加坡得到了深刻体现，有人认为新加坡国小人少，便于治理，易于稳定，起始条件好，因此它的经验难以被其他大国借鉴。但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新加坡当年起步时的艰难历史条件，那时它连基本的国家安全保障都没有，面临很大生存危机，国内贫民窟遍地都是，种族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经济发展没有前景，物价动荡，几乎没有外国投资。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新加坡会成功，但是它成功了。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社会没有问题，它的问题一样很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仍然很大，社会的怨气也不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和怨气的严重程度都远不及国内。我们还需注意到，新加坡人并不是要建设一个西方概念上的福利国家，它的成功在于较好的设计和处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经验在全世界是独特的，也是能够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