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广大的国统区、沦陷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一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寻求国格独立、人格自由，以宝塔山为指引，开启了“朝圣”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安。他们主要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后形成高潮，因此后来也被称为“三八式”干部。“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喊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余人，他们大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70%左右，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
希望之光
知识青年是通过对国共政治主张以及实际行动的对比，最后选择了共产党。当时，国民党曾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但是由于人心向背，没能争取到青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红色书刊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了共产党。恰在此时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其中抗大的招生广告就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各地青年踊跃报名。此外，延安还有“来去自由”政策，进一步打消了知识青年来延安的疑虑。他们认为选择了延安就等于选择了光明，“到延安去”就由心灵呼唤变为实际行动。有一位新加坡华侨青年叫吴醒柏，家境富裕，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决心回国抗战。可是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专机追到香港劝他返回，可是他毅然拒绝了父亲的请求，先是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和五六十个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到延安地界时，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黄土，紧紧贴在胸口上，无限动情地说：“祖国啊，就剩下这一块干净土了!”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过程中，起到桥梁和堡垒作用。仅1937年到1938年，它就向延安输送了2万青年。办事处的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经常亲自坐在门口接待。从西安到延安，总共八百里路程，大部分人需要徒步大约14天才能到达。旅途中除了国民党设置的重重政治关卡外，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成极大障碍。这里很难找到水源，还有野狼出没，时常伤人。但是，即便如此，爱国青年甘愿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来铸就这条理想之路、信仰之路。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直接匍匐在地上，亲吻着这片黄土地。
革命熔炉
在延安，负责接待爱国青年的机构是延安交际处，由这里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大多数人进入各类院校和培训班，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同志”。知识青年的到来不仅为党储备了宝贵人才，而且为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用陈云的话来说：“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
青年们虽然满怀革命热情，但是理论高度和实际斗争经验不足，思想状况也比较复杂，不够成熟。因此，党中央对这些青年给予高度重视，并决心把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干部。1938年5月，中央青委在杨家岭成立，陈云兼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中央青委在延安9年间，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在培训青年干部，组织青年抗战，参与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整座山城俨然成为一所窑洞大学。知识青年纷纷进入学校学习。领导干部十分关心学员，经常应邀讲话或讲课。例如，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指出，学员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等文章中，都号召青年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
成才之地
这些爱国青年到达延安后，发现这里与他们以前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这对他们是一个严峻挑战。他们自愿脱下西装皮鞋，扔掉口红、高跟鞋，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决心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挖窑洞建宿舍，露天上课。没有纸张，就在石板或沙盘上写字，桦树皮就是免费的纸张，剥下来一层就能写字。没有钟表，就用石日晷计时。总之，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依然能够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一位印尼朋友称赞道：“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知识青年从延安获得革命的思想武器，然后纷纷走上救国救民的战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走上抗日前线，参与对敌斗争，这是他们的初心所在。仅抗大，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办学期间共培养了10万政治和军事人才，他们分别充实到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惜贡献出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有些人留在边区。本来，当时很多青年都想去前线抗战，不愿意留在边区。毛泽东亲自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老母鸡，是抱鸡娃的，你们留在边区作的贡献不比上前线小。因此，留在边区的青年，直接参与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有的当了学校的专职教员，培育了更多青年，有的走向了敌后，到群众中访贫问苦，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动员，在党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当中还有些人被打入国民党内部，在隐蔽战线工作。张露萍，1939年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南方局军事组，其间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她的身份暴露被捕，国民党特务对她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她口中得到我党的任何机密。1945年，年仅24岁的她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5月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