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1978-1988那十年”的第五篇来了。继续书接上文，聊聊1982年发生的一些人与事。乍一看，这年发生的一些事儿的确有些平平无奇，但又的确有些不太一样。
1982年2月，央视《西游记》剧组成立，5个月后，杨洁与王崇秋夫妻凭着一台摄像机，拍出了《除妖乌鸡国》这一集，并赶在十月一日，在央视成功试播，引起了一波小轰动。
几乎是同时，山东电视台也对四大名著上了心，开始边拍边播山东人最引以为豪的《水浒传》。
不过，山东电视台的拍摄手法有些奇特——并不是直接拍摄《水浒传》，而是通过宋江、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人物为主的水浒人物传，来展现水浒故事（有点费脑子）。
但这一年国内最热的电视剧……其实不能叫电视剧吧，是霓虹在1965年制作的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森林大帝》，是1981年被央视正式引进国内的——这部52集的动画长片在国内官方媒介其实只播了26集就被腰斩债见，成为了无数70后的白月光，也让中国人见识到了美影厂之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森林大帝》并不是中国引入的第一部霓虹动漫作品。
早在1979年，央视就播出了动画电影《龙子太郎》，并在一年后继续播出黑白版的动画长片《铁臂阿童木》。但真正引发轰动的，是《森林大帝》。
原因非常简单，电视开始大面积普及。有数据显示：1982年，沿海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的电视家庭普及率已达70%。
1960-1970年代结婚必备三大件套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正式在1982年升级为“电视、冰箱、洗衣机”。
婚恋市场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要感谢天津无线电厂、上海电视机厂为代表的卖方市场开始爆发。
尤其是上海电视机厂，虽然其彩电生产线比天津晚两年建成投产，却后来居上，生产的金星牌彩电成为了全国大大小小白电生产厂家的山寨首选目标，加速推动中国白电产业的发展与普及，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无数城镇待嫁女青年的第一根准绳，让无数中国家庭跑步进入父慈子更孝，夫妻大和谐的小康社会。
孩子们终于终于不用特地跑去电影院看动画片！终于终于可以看彩色动画片了！
只要家里有电视机，守着饭点就能看到动画片。而且吃什么并不重要，还有比小白狮子雷欧更下饭的菜吗？
双职工爹妈看着平时恨不得上房揭瓦的娃，居然为看一只白毛狮子，安静地坐在餐桌前半个小时，让他吃啥就吃啥，内心简直盛放出一朵大莲花。
最重要的是，这个对角线距离只有35厘米的小荧幕，开始疯狂拉拔着国人眼界与马斯洛层级——大家不仅看到了非洲自然风光，小雷欧成长所需的友谊、责任与爱，以及当时还不在国人思考范围内的环保意识与人文关怀。
不得不说央视1980年代的选片眼光与投喂水准，真是芜湖起飞的档次：《铁臂阿童木》彩色TV版、《小飞龙》、《聪明的一休》、《花仙子》、《圣斗士星矢》以及特摄剧《恐龙特急克塞号》……以手冢治虫作品为首的各类经典，对70和80后的影响，不能说是差强人意，也可谓是空前绝后。
大家不可救药地迷上了霓虹的动漫作品与产业，成为了国内二次元的初代传人——原来自己踏着的现实世界是如此的无趣枯燥。没有草原与海洋，没有神殿与小宇宙，没有机器人和外星空间……电视机与动画片，成为了解世界的最快捷径，丈量宇宙的最佳工具。
通过电视，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并审视这个隔海相望上千年，动手动脚近百年的复杂老邻居，并开始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多年的某些常态，生出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和模仿欲。
于是，在市场经济未被普遍认可的大环境下，有人超前越轨了。
比如著名的快乐水公司。
在被允许内销的第一时间，快乐水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各大商场开搞诸如送餐具送气球等推广活动——也是中国当代市场的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可这些如今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营销策略，让北京各大媒体反弹强烈，甚至引得外经贸部做出了停止快乐水内销的决定。
还有大把比快乐水撤柜还要惨的事件与人，比如温州乐清柳市的“八大王”。
这八人之所以可以成功发家，其实与改革开放初期，白电飞速发展密不可分。
当时的柳市，通过柳市通用电器厂旗下门市部或车间的不断发展壮大——全国闻名专门制作、销售低压电器等相关产业链的柳市镇五金电器市场，由此诞生。
就是这个镇级市场，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八大王”。
小小的柳市五金市场在40年前是如此牛叉，一口气出现了八个能文能武的“王者”，提前冲到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浪。
以五金大王胡金林为首，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这八个当时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上下的年轻手艺人，凭借着灵活且超前的头脑与双手，在1980年代初脱颖而出，成为了温岭乃至全国个体经营的带头大哥。
以柳市首富、“八王之首”胡金林为例，前一年的年销售额达到120万元。当时，大米均价0.14元，肉0.95元的时代，这个数字不仅能轻松拿下土地，建厂房盖高楼与大别墅，更能轻松让无数人眼红得只想让他们迅速毁灭。
1982年8月，“八大王”刚刚尝到市场经济甜头没多久，就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泡沫之夏”——唯有胡金林嗅到了危机，带着500斤粮票和2000元钱提前“畏罪”潜逃，什么浙南山区、吉林夹皮沟……整整东躲西藏了2年。全国许多深山老林，都曾留下过他不甘的泪与汗。
他绝想象不到，仅仅过了3个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条文及修正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
1982年，遭遇曲折前路的不仅仅是个体经济，还有举全国之力的轿车合资项目。
一年前，大众公司刚来华商定了年产2万辆轿车、10万台发动机的小项目。一年后，就有人对这个小项目提出了质疑，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认为“轿车是高档消费品，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求撤销项目。
幸好老将饶斌斗争经验丰富，一边请上海方面和项目组对“小项目”进行详细汇报与综合评估，另一边写信向中央澄清事实，使得小项目幸免于难，终于在几年后成功变身成让全国车企眼红得不要不要的大项目。
是啦，小项目的核心就是“大众桑塔纳”。
自1978年底开始，中德双方就这款车从车型开发到生产方式，从法律问题到专利保护，已battle了整整4年——终于在1982年有了质的飞跃。
一方面是中方最终敲定合资车型，即还在开发中的大众B级轿车桑塔纳。看中它的原因很简单：尺寸正好，结实耐用，结构简单，生产方便——虽然后座空间有些小，官车还差点意思，但做公务用车和出租车已是绰绰有余还有找零。
另一方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正式出台。
是的，由于德国大众第一次与社会主义国家谈合作，毫无经验可循。中方也对此充满了顾虑，因此整整四年，双方的每一场谈判，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上海大众公司首任董事长仇克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光汇报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北京需要汇报的部级单位就有10个，一个单位还要汇报好几次，只要一个单位不同意，那就得完全推翻重来……”
虽然当时中国首部合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已经出台，但它实在过于惜字如金。德方曾不止一次指出：合资不是请客吃饭，会遇到各种问题，许多都无法在这部法律中找到解决方案。
比如“如果双方在合资执行中发生了矛盾，到底依据哪国法律进行裁判？能否采用德国法律呢？”就这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这部法律并未有任何解释与答案。上海大众方面唯一能做的，就是果断拒绝——合情合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直到1982年下半年，《合资法》实施条例在大众的不断“鞭策”下终于出台，各种细则与条条框框也落实到位，上海大众可算是直起了腰杆，理直气壮地要求德国人依据本土法律了。
这项中德合作催生出的新产物，不仅为中国汽车工业体系带来了换头式升级变化，更对此后中外合资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比如上海大众50对50的合资配比，成为了后来合资企业的黄金标杆。
此外，专利保护也是双方谈判互动中不可绕过的硬茬儿。
据原德国大众第一任驻京首席代表李文波回忆：当时大众给了16个专利，但是等了好几个月硬是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就在他和身后的狼堡快发飙的关头，中方羞答答地告诉他：不好意思，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专利保护，所以你们给的这些专利根本就没地儿去登记保护，更不用说什么专利法了。
李在知道真相后泪目了，才明白自己要背负的任务要多艰巨有多艰巨——不仅仅合资造车，还必须要顺便帮助中国合作建立专利保护体系。
最终，大众方面找到了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德国对外经济合作部。后者将成立专利保护系统，当做是1980年代德国与中国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算是买一送一吧。
也因此，大众内部高层对这个海外“小项目”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一方认为：中国不仅经济基础差，法律等其它硬件也不行。且这批合作生产的量不大，不能说是无利可图，也称得上是人道援助，还是别搞了。
时任董事长多克尔·哈恩为首的另一方认为：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与他们合作是大势所趋，虽然眼前吃小亏但将来一定赚大钱。
为了增强双方合作的信心，充分了解引进车型的性能与结构，中德采取了一种“技贸结合”的新方式：即一边谈判，一边购买部分桑塔纳轿车的散件进行试组装。
于是，1982年6月，上海大众与德国大众先签订了试生产100辆桑塔纳协议。这100辆桑车不仅用来给国内用户试用，听取意见，也成为大众专家在国内试车，了解情况的试装车。
正是这100辆桑塔纳试装车的相关组装协议和购货合同，促使国内零部件产业逐渐成体系化、规模化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粗放制造的旧时代正式落幕。
试装车一亮相，就彻底颠覆了中国老一辈汽车人，尤其是一线老工人的造车理念，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
当时，参与第一批试装车生产的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工人周惠忠回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最漂亮的轿车是上海牌，直到那个前脸上有VW车标的德国轿车出现在我眼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车，上面的塑料件看起来都像是真皮的！”
当然，1982年的中国也反向做了一笔“出口大单”。
这笔大买卖，就是将电影《少林寺》的拷贝，成功卖给了港澳台及海外院线。
1982年1月21日，距离过年还有4天，《少林寺》首先在香港公映，成为了第一部在香港上映的内地功夫片，一个半月内成功创下了1616万港币的超高记录，打破了当时香港功夫电影的历史最高票房纪录，也是当年香港票房的第四名——与第三名《难兄难弟》只差了50万港币，且后者连续放映了近4个月，是当年放映时间最长的新片。
见惯了电影大场面的香港观众，之所以喜欢《少林寺》，是因为这部内地功夫片和之前邵氏、嘉禾等公司曾力捧的张彻师徒、袁家班、“两条龙”等截然不同，彻底打破了旧式武打片中那种纯表演的花架子与镜头与特技的卖弄。
李连杰一招一式刚柔相济，于海螳螂拳出神入化，胡坚强地趟拳腾落舒展，于承惠醉剑游龙似凤……他们真实淳朴的一招一式，让观众明白了什么是真·硬功夫电影，经得起反复推敲与琢磨。马老师与他们相比，就是癞蛤蟆硬装小青蛙，长得丑还玩得花。
之后是日本，创下了近40亿日元票房纪录，还有新加坡，当时的票房纪录达到170万新加坡元；而波兰的观看人次达到了1278万。
次年在韩国上映，单首尔一地的观看人次就达到了55.79万人，最后创造了51亿韩元的票房纪录。
《少林寺》成为了第一部轰动国际影坛的国产商业片。
当然，最大的收益还得是国内。
这部在功夫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内地上映后，直接创下了1.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新纪录——相当于卖出了16亿张票，是长津湖的10倍，而当时国内的人口总数是10亿。
这个数据如今看来简直让人细思极恐，因为如果按如今50元一张的电影票价计算……放现在，这部电影的票房将直逼800亿票房！
“以前都没放过武打片儿，《少林寺》一上映，人都是争着抢着看。一天播了11场，平均一场俩小时，就这样在县城连着播了3天，还是有好多人没能看上这部电影。”当年曾是豫北某县城放映员的王小花如此回忆，“放了9个多月，人们不吃饭也要排队买票，但就是这样，也时常有人抢不到票。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二三十块钱，光替别人买票就垫了十几块钱！”
尤其是农村地区，《少林寺》的火爆程度可以用“烈火烹油”来形容——电影放映机无论路过哪个村子，都有人问去哪儿，然后就是十里八乡的人都往那儿赶。经常是放映机还没支起来，占座的凳子已摆了好几排，最后赶来的人大多不是上房就是上树，就差摸电线杆了。
许多地方还留有“1块砖换1张电影票”的光荣传统，直接导致村内厕所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直接扒平。
当然，如今看来最大赢家还得是少林寺本寺。当年藏在嵩山腹地少室山密林中的千年古刹，随着电影的热力放送，成为了河南乃至中国的旅游及文化名片，更引燃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学习中国功夫的新热潮——为其带来了绵延不绝近40年，估值破千亿的经济效益。
持续时间与辐射范围，已经超过了电影本身。
1982年，国家正式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新政策。
新市场新时代的浪潮向中国席卷过来，不少人试着开始乘风破浪，还有不少人依旧站在原处，被大大小小的浪花冲得无所适从，无法适应。
收音机时不时飘出汪明荃自信甜美的歌声，唱的必然是“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时髦青年比照着皮尔·卡丹和他的时装表演队，纷纷给自己的衬衫和连衣裙塞进厚厚的垫肩；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果然如美国人所预料的那般，夺得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
李宁则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拿下了单杠、自由体操、跳马、鞍马、吊环，和全能6项冠军，创造了世界体操史神话；
邓公会见撒切尔夫人，强硬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国两制”原则。后者走出人民大会堂跨下台阶时，被自己的高跟鞋绊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