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峥华
《这个小时属于你——英伦访谈》精选了恺蒂自2013年至今于《上海书评》上发表的18篇采访文章，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作者对英国知名作家的采访，如戴维·洛奇谈前半生，朱利安·巴恩斯谈《时代的噪音》，彼得·阿克罗伊德谈写作，还有麦克尤恩谈作品《儿童法案》和《坚果壳》。
下篇是书画收藏，有伦敦珍本书收藏和市场，有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中国经历，有大都会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席和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的访谈等。
每一篇访谈开始，恺蒂会对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做一个简要介绍。这些细碎的文字很重要，能侧面地把作家的性格凸显出来。
比如她经常遭到经纪人的挡架，打了电话被拒，发了邮件石沉大海。这十八篇成功采访后边，恺蒂没讲的是，该有几十篇最后无功而返。像我们在报社当惯编辑的，做一个选题时，计划采访三个人，那么至少要列出三倍的人数，以便在被拒或临时有变时，得以替补。作家本人比经纪人要好打道，这是恺蒂的心得，也是所有媒体人的共识。有时候你必须打破常规，创造机会越过经纪人去打动作家，以取得采访的机会。所以，当希拉里·曼特尔的《提堂》《狼厅》在伦敦西区上演时，恺蒂现场认出作家本人后，迅速上前签名并提出采访请求，作家欣然应允。
对朱利安·巴恩斯的采访也情形相似，几次联系未果，恺蒂甚至搬出共同认识的朋友代为联络，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写了长信并将《上海书评》的报道附上，才得到作家的首肯。
采访中，很多作家回答了恺蒂关于写作前史料研究方法运用的问题。
曼特尔写托马斯·克伦威尔三部曲，就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她认为史料就像森林，有很多分岔的小道，看起来很相像，但光线又不太够，不大确定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究竟要走哪条道，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走，保持警觉，慢慢地会看到一些能记住的特征，但你永远不会感到安全，也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目的，旅途本身就是意义所在。所以，曼特尔笔下的小说总是以问题始，以问题终。
写《伦敦传》的彼得·阿克罗伊德至今出版了著作六十多种，小说、传记和历史著作三足鼎立，是高产又多面手的作家。在史料研究上，他同样有自己的方法。比如他确立一位研究对象后，就阅读他所有作品以及其他人写他的书。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很痛苦，又充满乐趣。阿克罗伊德会注释他的笔记，比如，关于一个细节，有五十本书提到此事，当所有的资料、解释、发现和证据汇集到一起，就能看到前面的大路通向何方，下笔就活了。写《莎士比亚传》时，他看了几百本书，建立了二十个大的文件夹，每个夹子标一个号码，在每个细节上，他都有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交叉注解。
访谈中很多作家提到记忆。戴维·洛奇就说记忆不可信，所有的自传写作都是一种再解释。有结构，有取舍，自传中写的只是一个版本中的自己。
而巴恩斯正是和哥哥记忆的不同，才开始构思《终结的感觉》这本书的。他哥哥是哲学家，认为一切记忆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都是想象的结果。巴恩斯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也承认有时候记忆太依赖想象了，会有很多失误。
书中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提到作家的住址，很多是我去伦敦时路过的。对比之下有一种失之交臂的感觉。如戴维·洛奇的家在查令十字街南面段旧书商新的聚集地西塞乐街对面。安德鲁·奥黑根住在伦敦摄政公园北面左翼知识分子聚居区。而巴恩斯的采访是在伦敦苏豪区一条小街上的联合代理公司办公室里。麦克尤恩是在格洛斯特郡。写了《指匠》《守夜》《房客》的女作家萨拉·沃特斯则是在伦敦南岸中心。还有英国珍本书界泰斗尼古拉斯·巴克，他的家在剑桥乡下。我们在伦敦时曾到剑桥访问了麦克法兰教授，也走了一些旧书店，但对巴克一无所知。
书中恺蒂提到她工作的老板之一、木版基金会的冯德保先生，冯先生和好友艾思仁创立了中国艺术书店寒山堂，正是他，在2015年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和装订方式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大风》，由北京煮雨山房姜寻工作室承担，按照宋本《草窗韵语》里的字体来集字排版，所有的版子都刻在杜梨木上。限量274本。
更好玩的是，伦敦最古老的珍本书店之一奎文斋几易其主，目前老板是新加坡收藏家许忠如先生，他带奎文斋藏品，如莫里斯档案资料，还有十四世纪拉丁文书页、摇篮本等到上海与草鹭文化公司联合举办草鹭珍本书品鉴会和珍本书论坛。恺蒂的这本英伦访谈，就是草鹭文化策划的。
在这里，这个小时的确属于你，你可以沉浸式地在这个小时中感受到时间的无限长。因为，那是十八个人物的沉甸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