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七章 觉醒-工人的力量
@文/陈斓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集体创作《五一纪念歌》，1921年
“五一”
除了山东问题之外，巴黎和会形成的另一个决议，无形中再对中国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个决议就是召开世界劳工大会。
根据巴黎和会的提议，1919年10月，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共有39国参会，各国代表团均由三人组成：工会代表、资方代表、政府代表，而中国却只派出一人代表中国政府参会，那就是驻美公使顾维钧。
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再次受到了侮辱。
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的最大特点，是把世界劳工分成了三个阶层，并以世界劳工大会决议的方式公布于世，决议表示：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争取6小时工作制，欧洲其他国家劳工要争取8小时工作制，但中国、印度和日本劳工除外，会议更特别对中国租界里的劳工工作制度作出规定，每周休息一天，每周工作60小时，而15岁以下童工，则每天工作8小时。
这当然就是明确地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分化，根据这样的分类，中国劳工，在世界工人阶级中也属于最下等的地位。
《少年世界》杂志报道了这次大会，报道悲愤地说，不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视为三流国家，在第一届世界劳工大会上，中国的劳工，竟然也被世界视为三流劳工——这真是奇耻大辱。
中国工人处于劳工阶级的最底层，是最被歧视、被压迫的阶层。这种对中国劳工阶级的歧视，进一步刺伤了中国的良知。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百余名北大师生和校役参加。
当天，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一文，他痛彻地介绍了世界劳工大会的情况，他这样感慨说：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1]
正是李大钊的文章，第一次向中国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而且专门介绍了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李大钊这样写到了三位工人领袖上绞刑架的时刻：
Spies、Parsons 、Fischer、Engel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2]
李大钊说，英美劳工阶级的地位，是靠流血斗争换来的，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中国劳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通过流血与斗争。
今天读来，上面的段落，几乎是对李大钊自己命运的预言。
李大钊继续说，然而，如今中国的劳工不但不知道流血斗争才能挣得地位与权力，他们甚至连八小时工作制，连“五一”劳动节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可见，五四运动的所谓觉醒，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的觉醒，而中国最被压迫、被歧视、被侮辱的劳工们，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远远没有觉醒——劳工的不觉醒，这正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的“五一”充其量不过是报纸上的“五一”，这样的“五一”，与劳动者没有丝毫的关系。
于是，他大声疾呼说：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3]
李大钊说，我们要为中国争权力，那么首先要为中国的劳工争权利，如果说中国要觉醒，那就要唤起劳工，只有劳工觉醒了，中国才能真正的觉醒，而中国劳工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他呼吁北大的平民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到劳工那里去，去开启那个真正的“觉醒年代”。
在李大钊的呼吁下，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过后，夏日的清晨，沙滩红楼的校园里传来一声声清脆的蝉鸣声，邓中夏、高君宇等人整装待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长辛店。
长辛店位于古老而寂静的永定河畔，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是北京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区域。
邓中夏他们一边打背包，一边讨论着：“君宇，守常先生说得对，要改变中国面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这次在长辛店可要待得时间长一点才行。你说呢？”
邓中夏笑着问高君宇。高君宇说：“这正合我意，以前在平民讲演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一天的讲演都不过瘾呢！不过仲澥，这次你可别带那么多本线装书了，太重了。我们轻装上阵啊！”
“放心吧！我们五四游行的人，这次要从五一再出发啦！”邓中夏笑着自言自语地说，“咱们这些人，终于从五四走到五一啦！”
时间转眼来到了初冬。1920年12月19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9人来到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他们筹划在那里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早在五四运动中，长辛店工人积极分子、长辛店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史文彬、陶喜琮等曾凑钱办过一个夜班通俗学校，因无人指导，又缺少经费，正准备停办，恰逢邓中夏、张国焘到来，于是决定以夜班通俗学校为基础，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正式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起初同学们都是以学生身份前往工人区访问的。那时，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工人是排斥的，他们常常怀疑这些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读书，来工人区瞎溜达，到底是有啥动机？因为摸不清学生的思想，所以他们对其敬而远之，不愿接近。
为往工人里面钻，青年学生们多次分析讨论，最后找到症结和答案：要打破工学界限，学生们一定要与他们一起吃苦耐劳、聊天谈心、打成一片，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工人心间。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所以算是有与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他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同学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词不吃；张国焘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地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张国焘的这种做法，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在大家努力下，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工人们有时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或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在这里大都得到了合适的处理，逐渐地，这间学校也就成为工人们生活最需要的地方了。
高君宇是从称呼入手。他们开始拜工人为师，每到工人中走访时，学生们称工人为师傅，工人则称学生为先生，后来渐渐亲近起来，称呼就相应有了变化，双方都用“老”互称，如工人称高君宇为老高，高君宇称姓史的工人为老史等。时间一长，工人看高君宇他们生活自律，不近女色、不嗜烟酒，就称他们为清教徒，再后来工人根据学生们的特征给他们起绰号，如高君宇举止斯文，就称他是“老夫子”，邓中夏耿直豪爽，工人就叫他“邓大炮”。
就这样，工人们同高君宇等人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邓中夏、高君宇等换上工服走进工人中间谈心，渐渐地，工人们都愿意说出心里话，纷纷诉说自己受工头欺压、被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的不幸遭遇。经过邓中夏等人的耐心解释，工人们对参加补习学校有了热情。
史文彬等工人四处募捐筹集经费，李大钊每月拿出部分工资作为补助，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在北大资助下开办的。它的经费主要是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的。捐助者有李大钊、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北大俄文系讲师柏立伟等。
在大家的努力下，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筹备会之后，邓中夏、杨人杞、朱务善等又多次来往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
邓中夏负责起草的学校简章如下：
(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4]
邓中夏还帮助制定了《劳动补习学校预算案》和修改了《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筹备会议决定，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召开成立大会，1月1日正式开学。
这个学校向所有热爱学习的工人们敞开，不收学费，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还会补贴学习用品。
学校开始有学生二十多人，到了四、五月间发展到四十来人。劳动补习学校由邓中夏主持校务，并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先后派去吴雨铭、贾祝年和王铮三名北大学生作为常驻教员。
除了上课以外，他们还结合工人的处境为工人编歌。有一首这样的歌，很受工人欢迎。歌词全文是：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多年之后，这首歌，经周恩来指定，被编入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
除常驻教员外，邓中夏也每周去讲课两次，杨人杞则每星期都去。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他成员如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也都轮流去讲过课。李大钊也曾亲自去察看过。
1921年春节前，李大钊来到补习学校授课。他充满激情地对工人们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能更好地启发工人们，他还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
“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念天字！”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
李大钊说，如果没有工人起来，五四运动就不能胜利，所以，是工人帮助了我们。
“工人是天”，这个既通俗易懂又意义非凡的理念，就这样播种到了铁路工人心里。
李大钊问工人们：“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工人们摇摇头，李大钊接着说：“俄语中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派的意思。什么是多数？就是农民、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
张太雷也经常到那里讲课。张太雷问工人：“我们工人每天做工，资本家不做工，为什么他们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呢？”工人答道：“他们是靠剥削我们才过得好的。”张太雷又问：“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工人们说：“我们做的产品，卖了大钱，可他们只给我们小钱。”张太雷听了说道：“你们说的没错，但还不够全面，我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你们。我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就能得到钱，这就是产品的价值，这个产品的价值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其中除了购买原料、机器磨损、厂房折旧、管理费用外，其余的钱照理应该全部分给工人，资本家只能拿投资的消耗和管理费用，可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工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剥削。”工人们听了，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劳动被资本家剥削的事实。
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由此成长起来，工人运动也进一步开展。同时，与工人结合、为工人服务的过程中，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走出书斋，真正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工人阶级的伟大。
2. 地火
1920年11月22日，夜的大幕降临后，从长沙出发，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身着蓝色的长袍，拿着把雨伞，提着一只木制的行李箱，出了位于湘东赣西边界的萍乡火车站，步履沉重地走在飘着雨的山路上，他的身后，山峦层叠。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其时，正当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准备再下长辛店，去筹备劳动补习学校的时候。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地是萍乡，那里就是张国焘的家乡，这里有安源煤矿，煤矿离张国焘的老家只有16公里。
那一晚，毛泽东在萍乡城郊的一间私人小旅馆写了几封重要的信。特别是在25日这天，他便分别给远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北京的罗章龙，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张国基写了回信，谈得最多的是时局，特别是湖南对“自治”运动的失望。
在他看来，驱张运动赶走了张敬尧，但却迎来了赵恒惕，而赵恒惕则是一个更坏的军阀。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很少采用“绝望”“看透了”这样的词句。但是，那时的他确实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以前所进行的改造中国的运动——互助运动、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使他陷入了“绝望”，他愤慨地说，他已经“看透了”。
在给向警予写信时，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在静夜里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绝望、看透了，不意味着消极和放弃，而是意味着要推倒重来，从根本上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20年11月25日和26日两天，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来信者。
运动军阀，借助军阀倒军阀——这条路是不行的。
于是，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
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旗帜立起”，具体所指是什么？
后来，他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在萍乡期间，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八封回信和一篇按语。
毛泽东曾说过，他参加共产党是被赵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说，本想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这时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帜了。
萍乡与安源，这是毛泽东的新的起点。后来，他举行秋收暴动的基础，就是安源煤矿的武装工人。
在安源，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到大地的底层，他第一次下井，就是在安源。
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参加革命之前，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连吃水都要别人挑来，那时，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是干净的，而工农很脏；参加革命了，与工人农民在一起了，才知道，工人农民虽然脚上有牛屎，但心是干净的。
安源老矿工们后来的回忆，记述了毛泽东第一次下矿井的情况：
那天，毛泽东换上短装，手提一盏油灯，来到巷口，决定到工作面去看看。
有工友看到毛泽东书生的样子，急忙劝说：“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干活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工友只好带路前行。
也许，当时脱下了长衫的毛泽东，他的内心有一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他迫不及待地想去井下看个究竟，工人们在黑暗的井下是怎么劳作的？
就这样，毛泽东身着短衣，腰间的绳子勒得紧紧的，手里举着一个外罩几乎是落满了煤尘的煤油灯。他朝着空旷的幽深的通向井口的小路，摸索前行，刚开始他还能透过模糊的窗户看见外面的阳光，阳光下的一棵棵挺拔的向日葵，它们金黄色的圆盘倔强地迎着太阳的方向绽放。过了一会，就剩下巨大的阴影，像是行走在皎洁的月亮的背面。他的手心紧紧地提着那盏黑色的油灯，眼前闪现一道惨白的光。
地底的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那一瞬间，他定然感到自己浑身被禁锢在一片厚重之中，被拖进深深的黑暗洞口，潮湿的岩壁，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朦胧的黑暗中，他听见水滴滴落在岩石的声音，清脆，绵长。
一股潮湿阴冷的风卷来煤尘的特殊味道，像是松林间飘落的松子混合着泥土的味道。长长的巷道铺展开来，跟地面的丛林一样的宽阔。清冷幽暗的油灯在每个人的头顶处闪烁着。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这自然和人类血肉凝成的历史——巨大的能量，最后凝成的只是一小块，诗人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想象着。脚下踩着的硬邦邦的黑色煤田，几千年以前，是一片森林，茂密的森林。
一万年太久，一亿年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的春天必定是蓝色的。湖面如镜，映着天空的蔚蓝，令人心动。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冻土已经苏醒，笔直高大的树枝上舒展着嫩叶，阳光照在分叉的小径上，随着光线的移动，伸向不知名的远方。鸟儿开始叽叽喳喳，一只小鹿在奔跑。有几只动物的尸体横躺在草丛之中，它们大概是没有挨过这个寒冷的冬季。
一亿年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改变了。震动、翻转、覆盖、掩埋、发酵。然后，蓝色是怎样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在的黑色，凝固的，可以燃烧的黑色。
井下的土地更加坚硬，那是被放逐的黑色，却激起他极度的兴奋。窒息的闷热让这种兴奋更加猛烈，使它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感觉到极限。那也是垂死的大地，它那火热的张力，它的烦躁，还有它的气馁和消极的闷热，仿佛在热烈的火焰之中，无情地映射出几千年以前的小鹿，死亡，映射出爱、人生以及时光的终结。
无边的黑暗笼罩他的全身，无论哪个方向，触手所及的都是黑色、黑色。
他走在一堆人的后面，大步地跨过井下的倾斜的台阶，从一个入口穿过另一个入口，像迷宫，又像一个黑色的魔幻世界，变换着不同的空间和方向，潮湿阴冷或闷热如盛夏。
毛泽东惊叹于井下变换的空气，而工友对一切似乎都已习以为常。覆着厚厚一层煤灰的管道，衔接处露出光滑油腻的黝黑。然而始终保持不变的，依旧是黑色。
湿热的工作面，几个如原始人一样只遮盖私处的工友，默默地干着活，遮羞的白色已被浸染成黑灰。毛泽东看到有的汗流浃背的工友在用力地铲煤，还有的工友黝黑的肩上扛着沉重的三角铁，长长的、圆粗的铁棒，被用来支撑井下的顶板。汗水流过的地方，渗出一道道雪白的皮肤。它们在矿灯的闪耀下显得那样白，像是黑压压的森林里一条条蜿蜒流动的、被太阳照耀着的亮晶晶的小河，这些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流向大海的方向。
浓热的空气充斥着巷道。干活的矿工像动物一样，气喘吁吁地伸出又厚又干的舌头。眼睛被不断流淌下来的混着煤灰的汗水遮住，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不断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去擦拭。吃饭的哨子吹过，一个个浑身汗水，紧闭着嘴唇，唯有眼球是发白的黑色身躯，停下手中的活，靠着洞壁或者随便什么工具上坐下，打开白色的袋子，爬到稍微凉快的洞口，吃那雪白的有些冰冷的米。尽管手上的煤灰在米饭上留下一道道黑印子，他们却全然不顾，依旧狼吞虎咽。
他们在沉闷、潮湿的井下喘息，让人忘记地面上摇曳的花朵、清凉的雨水和夏日的绿荫。好像这世界从来就是有着这样一张黑色的大口，在布满黑色煤尘的巷道之中，这些滴着汗水的男人，目光呆滞地缓缓挪动着黝黑的身躯。
他的面前又浮现出那些矿工们的身影，每天天不亮，他们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哈着白气，摇摇晃晃地进入井口。那扬起的层层煤尘，那光着膀子、吃力地扛着三角铁的煤矿工们，流出的汗水都是黑色的污浊。
在井下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木然，全然不知反抗。被煤灰覆盖的褶皱的皮肤，在闪烁的矿灯的照耀下，依稀还能分辨出大致的轮廓。他们木然地钻着、铲着、扛着，无声无息。像黑暗中的舞者，更像伏尔加河畔上的纤夫。或瘦弱或强健的臂膀，被勒紧，脚步艰难地向前挪着。
夜幕降临的时刻，他们满脸乌黑，缩成一团，从井口涌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一大半醒着的时间，都在地下的深洞里度过。有时，身子弯曲成一团，扒拉着角落处的煤块。有时，肩膀上压着沉重的三角铁，额前的汗珠滚落在黝黑的身体上。还有的三三两两推着装满废弃工具的手推车，一脸的茫然。这些矿井里黑色的身影，像是蚁穴里进进出出的蚂蚁，为了食物和水，爬进洞穴，又涌出洞穴。
一直到下午3点多，毛泽东才从井下出来。
一群结束了早班的工人，木然地走在长长的巷道中。衣服上的煤灰成了颗粒状，紧紧地依附在衣服上，也许皮肤上也落满了。他们簇拥着往前走着，那些背影依然那样亲切。巷道里的风凉飕飕的，像是傍晚从海面吹来的风。他们明亮的眼白，在全身的乌黑之中，总显得那样突兀，像猫的眼睛。
到达矿工的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毛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不用擦，没关系。”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生活真苦哇！”有的工人在一旁说：“没法子，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
毛泽东说：“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
说到这里，他顺手拣起一个小石头打着比方说：“一个小石头，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小石头堆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起来，就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
此前，毛泽东一直在寻求火种，现在，他看到了光明的源头。
毛泽东这次在安源住了一个星期，走遍了安源矿区。
日后，一些安源工人回忆起毛泽东到井下考察的场景时，仍然历历在目。毛泽东询问工人的生活情况，有的工人说“命苦，没有饭吃，老婆孩子顾不上”，毛泽东告诉工人们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
毛泽东去的那个巷道叫总平巷，是安源煤矿的主井口，矿工由此出入矿井，煤炭也由此运出。总平巷口有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把斧头与一把铁锤相交，斧头代表井下工人，铁锤代表机械工人。
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才离开萍乡，那时，距离他的28岁生日，只有不到一个月。
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毛泽东先后10次到安源。
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这是今天的人们需要深思的。
安源，就是日后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的地方，党在安源的革命实践创造了党史上的许多第一，安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诞生，标志着党的组织第一次建立在产业工人之中。
这一切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6页。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0页。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245页。
[4]《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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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第四章 五四-觉醒与确立
第五章 互助第五章 互助-分道扬镳
第五章 互助-少年中国与互助试验第五章 工读互助团第六章 初心-走出书斋第六章 初心-问题与“主义”
第六章 初心- 亢慕义斋的课堂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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