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T1航站楼的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按尺寸切割钢管 刘应华摄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由此确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向东、向大海。中国经济随后开启了长达40年的黄金期，GDP年均增速超9%，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东部沿海增长极。
21世纪20年代开局之年，时代的罗盘指向中国西南。
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
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方向从主要的向东向大海，正在转变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前后40年，东西两个圈，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部经济发展压力加大和外部风险挑战增多的背景下，将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打造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对内，成为区域发展新引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外，依托“一带一路”，成为扩大开放的新支点，在支撑内陆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极大拓展我国战略回旋空间。
当前，我国正加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重庆、成都“双星闪耀”，正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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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西部发展的支点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由北向南，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源。而在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却一直缺少国家级经济圈的带动。
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用全国2.8%的土地聚集了约18%的人口，贡献了约38%的GDP，而整个西部地区占据71%的国土面积，GDP仅占全国的20%左右。
广袤的西部地区需要一台动力强劲的增长引擎来拉动前行。
“国家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就是要将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
从地图上看，成渝地区如果能与沿海三大增长极连点成线，将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这有助于梯次实现先进生产力的有效牵引，最大限度覆盖及拉动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效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成渝能否担此重任？
从经济基础看，成渝地区拥有重庆、成都两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前者是直辖市，后者作为西部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是国家高新技术基地。近年来，成渝发展势头强劲：重庆经济增速曾多年领跑全国，成都自2017年以来连续12个季度增速超8%。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25%。
此外，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成渝地区均在西部保持领先地位。例如，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渝地区已形成“芯、屏、器、核、网”世界级产业集群，产能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已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2019年重庆工业增加值突破6600亿元，比广州高出900多亿元，位居中国第四，远高于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如今，重庆已建立起国内领先的工业体系，有利于打造健康经济，并缩小贫富差距。
从区位优势看，成渝地区处于东西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叠加了多项国家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是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抓住了成渝这个关键区域，就能撬动整个西部，进而推动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
从协同发展看，成渝两地已摸索多年，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新特点，中央先后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多个区域发展新战略。在四川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张伟看来，这些战略的一个共同点，是更加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作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西部广袤，城市的整体实力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单个城市往往难以担当起“西部引擎”的角色，更需要多个城市协同发力。在这一方面，成渝最具优势。
自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以来，成渝合作不断推进。2015年，重庆和四川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推动交通、信息和市场三个“一体化”；同年，成渝高铁正式通车，通行时间约1.5小时，成渝“双城生活”成为现实；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川渝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去年，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案》……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成渝之间的行政壁垒明显减弱，要素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明显改善。学界研究表明，2004至2013年间，成渝两地的产业相似系数逐年升高，产业同构导致竞争加剧，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而2019年的数据显示，成渝差异化发展格局逐渐显现，如成都、重庆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分别为0.79和1.03，重庆的第二产业更具优势，集聚度更高；成都的第三产业在全国来说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区位熵达到1.21。
今年4月和7月，重庆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和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先后召开，两地再次强化了“一盘棋”“一家亲”理念，围绕交通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成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西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增长极，已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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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循环的关键点
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近年来，受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国家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特别是少数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速迁移和重构。其中一个颇有象征性的现象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部分沿海外贸型企业选择向国外转移。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虽然疫情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关联的终结，但各国转向国内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
面对环境变化，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是当务之急。这其中，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内需和内陆——刚好对应了成渝所代表的西部地区。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认为，只有按照“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跨越“胡焕庸线”，激活西部地区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才能形成更高质量的内循环体系。
“成渝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以及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让这片区域有能力成为‘双循环’的核心枢纽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王一鸣说。
作为一家已注册6项专利技术的的科技型企业，重庆溢哲渝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主板、电子终端产品远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2017年，公司从福建转移至重庆，落户西永综合保税区。去年实现总产值约20亿元，同比增长近100%。
市场在国外，为何公司在搬迁时没有走出去，反而选择了内陆的重庆？曾多次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考察的公司总经理骆伟波谈到，成渝地区尽管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但成渝地区的工人素质更高，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随着近年来创新要素在成渝地区的集聚，以及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发力，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同时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开通运营，也基本可抵消缺少出海港口的劣势。
“更为关键的是，成渝地区的优质营商环境，是东南亚、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骆伟波说，如重庆在全国首创“3C免办”监管模式，为加工贸易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了便利；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试点，从在线提交资料到成功退税平均用时不超过2个工作日；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成渝地区当仁不让地能成为经济内循环的中心之一。”姚树洁表示，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崛起。
成渝地区大规模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已经持续了多年，并且成果显著。以重庆为例，2014年至2017年，重庆全市累计签约引进亿元以上工业投资项目2152个、协议投资额1.88万亿元，其中东部沿海省市占比超过60%。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开展，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笔记本电脑、手机、汽车、机器人、服装、材料等传统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实现集群发展。
采访中，有专家谈到，从全球范围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这一分工体系将有可能在我国实现“内部化”：中西部地区扮演“资源圈”和“生产圈”的角色，东部沿海地区在扮演“高端生产圈”的同时，更好扮演“消费圈”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推动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地区长期扮演着战略大后方的角色。比如，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庆）以广阔的战略纵深成为国家“三线建设”布局的关键所在。1965年到1978年，全国工业投资的八分之一、国防军工投资的四分之一集中到四川，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汤继强说，在当前形势下，成渝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可以大大拓展我国战略回旋空间，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巩固国家战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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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循环的新起点
每天的凌晨时分，重庆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一列满载电子信息产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德国杜伊斯堡；几乎同一时间，300余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国际陆港，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也迎着朝阳，驶向波兰罗兹。
2011年3月、2013年4月，重庆和成都分别开行的中欧班列，在推动全球物流供应链改造的同时，也极大地缩短了成渝地区与欧洲市场的时空距离，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陆时代”。
截至目前，重庆、成都累计开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万列，占全国中欧班列总开行量的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全球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在运输国际救援物资、疏运积压国际邮件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除了让人津津乐道的中欧班列外，成渝还是连接“一带”与“一路”的陆海新通道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和运营者。2017年9月25日，由重庆联合贵州、广西、甘肃打造的南向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营班列（陆海新通道前身）实现首发，比传统的“重庆－上海－新加坡”线路运输时间缩短15天左右，在解决西部地区出海难问题的同时，还助推中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预示着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成为最大受益者。
具体来看，一方面，规划明确了重庆、成都至北部湾的三条主通道；另外还赋予了重庆、成都枢纽地位。比如，充分发挥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
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已从内陆腹地变身为开放前沿，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从地图上看，多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区形成联结点——向东，中欧班列与长江黄金水道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无缝衔接；向西，中欧班列可从成渝直达欧洲各国；向南，成渝直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陆海新通道已常态化运行，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成渝地区的有机衔接；向北，成渝均已开通直达俄罗斯的国际班列。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向东开放面临风险，未来一段时期面向欧亚大陆的向西和向南开放将凸显出更加重要的地位。深居内陆腹地的成渝地区，已成为我国向西、向南开放的窗口。”李敬说，唱好成渝“双城记”，有利于我国利用欧洲的技术、中亚的能源等优势资源，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市场，推动我国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
“东方不亮西方亮”，成渝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已经得到体现。今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负增长的背景下，重庆和四川进出口总额均实现逆势飘红，其中四川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1%。
“经过本次疫情的挑战，我们认识到成渝地区的开放通道不仅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更重要的是具有安全稳定可靠的竞争优势。”汤继强表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已难以避免，而是否拥有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将会成为全球产业、供应链巨头重新布局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在他看来，成渝地区通过三条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将中亚、南亚、东南亚、欧洲及中国西部、长江经济带等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已经具备了发展泛亚泛欧供应链配置中心的基础，有望成为新一轮外循环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