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新华社记者 陶明/图）
一
初见查先生，是1993年夏天在新加坡，我随复旦大学辩论队赴狮城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自打得知金庸将担任决赛的五位评委之一，亲睹大师风采也就成了我们冲进决赛的最大动力和福利。当时辩论队里的季翔、严嘉都是超级金粉，对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个个耳熟能详，所以在决赛关于人性本善的那场辩论中，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四大恶人来维护我们作为反方的立场。在当时的电视转播中，导播及时地切出了一个金庸会心一笑的大特写，让这场青年学子们的国际电视辩论，更多了几分游戏和俏皮。
我和队友们从来不曾追星，但是见到金庸本尊却是激情澎湃。
见到查先生，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儒雅、平和、慈爱，眼睛在镜片后总是混合着洞察世事的狡黠和宽容接纳的笑意，说话语速不快，语调也不高，不疾不徐，带着好听的浙江口音，带着不经意之间闪烁出来的幽默；同时总是在认真地、用心地倾听对方，哪怕只是少年人有点敬畏和幼稚的表达敬意。
那时的我，是一个从未踏出过校门的二年级研究生，生平第一次见到景仰的名流大家，羞怯得不好意思讨要一纸签名或者一张合影。
二
读金庸的书，当然是远早于见到大师其人。
毕竟，读金庸是199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的一种时尚，或者说一种文化。无论男生女生、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会对韦小宝津津乐道几句。一本《笑傲江湖》，总是不知流传了多少个寝室。
毕业之后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买的第一件奢侈品，不是包包，不是化妆品，也不是衣服鞋帽，而是金庸的全套小说！至今清晰记得那种如获至宝和爱不释手。当时我住在中央电视台院里的单身宿舍，是既没有电梯、也没有空调的老式的筒子楼，我和同年进台的一个同事住在六楼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寝室。在1994年夏天的酷暑里，把这套书扛上六楼，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么小的屋子，只能摆下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两个简易的折叠衣柜。我们自然没有书架。这套书，就一直原样放在箱子里，放在床底下。只要有空，我就会不惧灰尘，把箱子拉出来，随机抽出一本、随机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读下去。
后来从国际部《正大综艺》组，调到文艺部《文化视点》，随剧组常驻宾馆一两年，我的仅有的收藏，也从宿舍搬到海淀的漳州宾馆。再后来电视台分配给我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是我这辈子的第一套住房，我把小小的客厅三面墙都做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架。我的收藏终于可以从纸箱子里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上书架了——当然是摆在了最醒目、也最方便的位置。每每闲坐在我的小沙发上，目光落在那面墙，从1到15的顺序排列，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一本不少，喜爱和满足就会在小屋里慢慢弥漫开来。
直到今日，我已经客居英伦16年，从北京到剑桥、再到伦敦，中间无数次搬家辗转，常常放下和丢弃那些不是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更不必说笨重的成箱的书籍了。太多心爱之物都不知所终，唯独这套35本的三联版的金庸小说全集一本不少；并且，又随我漂洋过海，如今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伦敦家宅的书房里。山高水长，无论走到哪里，带着金庸的小说，就好像还带着青春的印记。
今天早上，惊悉查先生仙逝，第一反应，就是走到书房里，去看看排列得一丝不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三
再见查先生，则是6年以后，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那时，我作为央视《文化视点》的主持人及制片人，带领摄制组去杭州做专访。
本来，当时的《文化视点》是一档演播室录制为主的访谈节目，常见的形式是请三四位嘉宾就一个话题讨论，并有现场近百位观众的参与。为了金庸这期专访，我们特意改变了节目的样式，算是一期特别节目吧。因为金庸本人已经超越一个话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话题集中在金庸本人，也许好过请他作为嘉宾之一参与讨论。毋庸讳言，这样的安排，也有我作为一个铁杆金粉的私心：我珍惜一个跟查先生面对面坐下来、没有太多打扰地、安安静静地、深入地谈谈的机会。为了最大限度地不打扰谈话的自然流程，我们安排了全程双机拍摄，除了本期节目编导、策划、灯光师、录音师、技术保障，还带了两位摄像师，算是我们当时一对一外地专访的最豪华配置了。
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小时到达査先生下榻的酒店，跟酒店协商了一个窗外有优美风景又很安静的商务休息厅作为拍摄场地，精心地布好了灯光和摄像机。
査先生准时来到现场。
我说：“査先生，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时候，您给我们做评委。我们得了冠军，还是您投了我们一票。”
查先生笑言：“对，是投了一票。实际上也不是我偏心，是你们辩得比较好。现在有机会再撞到你，很高兴，我第一次支持你，第二次希望再支持你，能够帮你一点忙。”
那天我们的话题从查先生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讲起，谈武侠小说、论《明报》江湖，讲长城影业，说世事人生。那期节目后来成了我8年的电视主持人生涯中，最喜欢的一期访谈节目，题目叫“金庸说不完”。
四
从1955年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到1972年《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庸宣布就此封笔。金庸以94岁高龄辞世，17年只占到了他一生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然而这15部武侠小说却奠定了金庸在华语文学世界不可超越的武侠经典地位。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1994年在北京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名列小说家第四名，后来更有倪匡公开呼吁金庸应该获得诺奖。
金庸幼时八九岁就开始读武侠，当年开始写武侠，当然是出于喜欢，但最初的动机确实是为了服务报纸。尤其是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创建《明报》，其武侠小说连载当时是报纸的一个重要支撑。然而，原本是一个商业出发点的写作，结果却写得至情至性，致臻至醇，一如金庸其人。如果说金庸章回体的小说多少是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那么那种顽皮、活泼的赤子之心，某种意义上解构善恶泾渭分明的反英雄主义，却是前无古人。四大恶人在金庸笔下单纯、义气、可爱；而金庸作为反面人物来写的韦小宝，却有着一代有一代的迷弟迷妹。
金庸是喜爱美女的，具体说是带了性情的美女，相貌漂亮、人又聪明活泼，甚至有点顽皮、有点刁蛮、男主角碰到她没有办法的。金庸讲到写作的时候坦承，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有相对固定的审美观念，正如拉斐尔宗教画里的圣母，画来画去，圣母的相貌都差不多，这个圣母和那个圣母也多多少少有点相像；那么自己写黄蓉、香香公主、小龙女、郑莺莺，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一个理想、审美的梦幻，也许正是大师天马行空的写作激情以及无数读者阅读沉迷的终极源泉。金庸认为，艺术到最后，或者说到达一定境界之后，并无雅俗之分，能够描写人性、能够感动读者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
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超越时代与地域，大获成功，他在1972年却断然封笔，哪怕读者多少年来千呼万唤，其作为武侠小说作家却没有重出江湖，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士风范。在杭州那次专访中，我也曾像无数的金庸小说迷一样，为他盛年封刀深感遗憾。金庸当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有很多很多阶段，你还年轻，不知道，你将来慢慢年纪大了，你就会觉得从几岁到几岁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武侠小说写的 时间很久了，写了十几年了，也够了，可以把这时间和精力去做些其他的事情。”
金庸封笔那年，是48岁。巧合的是，当我因为怀念査先生而重看这段将近20年前的专访的时候，也是48岁，终于深深明白了这段话的涵义。十几年前，我放下了心爱的话筒，告别给了我人生高峰体验的电视生涯，远赴英伦，重返校园。因为，我也想人在一生中，应该用有限的时间，去做些不同的事情，追求尽量丰富的人生体验。
五
大师是以两种平行的身份行走江湖的：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和作为报人的查良镛。查先生本人也许是更加认同后一种身份的，或者说那更是他毕生经营的“正业”。在报业江湖，査先生依然是懂得取舍进退、拿得起放得下的高手。
查先生的报业生涯始于21岁在杭州担任外勤记者（1945年），3年后因其当时就职的《大公报》香港版复刊而移居香港；1952年转入《新晚报》编副刊，其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正是1955年开始在《新晚报》副刊连载。1959年5月20日，查先生自立门户，创办《明报》，从此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多年。《明报》很快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报业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可以说跟查良镛多年亲自操刀的社评与武侠小说都有直接的关系。
査先生之后又陆续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新明日报》系列报刊和出版社，明报集团成为一个盈利丰厚并且在香港以及东南亚都影响巨大的媒体集团。但是1991年，查先生却依然选择放手，让明报集团从多年来的私人财产上市成为公众企业。为了减少个人对《明报》的影响，查先生不仅不再担任董事会主席，也一步一步减少持股，淡出企业。“如果《明报》所有权主要还是我的话，我做这个做惯了，还要去干预，一干预就变得不能完全脱手了，所以我要把这份感情斩断。”
于是，就有了1993年査先生通过技术性股份出售，让出明报集团掌门人的位置。当时《明报》股份出售的时候，有11家机构来跟查良镛洽谈，查先生选择了出价并不高的年轻人于品海。对此，査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办报了，但这个报一定要办下去，这个报纸是我创办的，我希望它继续流行，办得内容很好。如果卖给有外国资本的集团的话，如果别人拿当时很有信誉、很有影响的《明报》来攻击香港、攻击我们的祖国的话，我就会痛心的。”基于这样的顾虑，査先生选择了香港本地人于品海，并且和他约定，接手《明报》后不能违反原来的基本信念和基本方针。
只是，后来由于香港金融状况的变动，于品海的商业投资遭受重创，这桩得到査先生很多支持的收购最后没有成功。再问起査先生对当时《明报》的评价，大侠只是笑而不语，固守对易主后的《明报》不干预、不评价的原则。
六
金庸，一代宗师，转身而去，留给江湖一个背影，一段传奇。
他不止是功成名就的武侠泰斗；也不止创办了在东南亚一度影响很大的报业集团，他早年还在长城影业编剧、导演电影，多年前在内地曾经家喻户晓的《王老虎抢亲》就是査先生的手笔；中年开始涉足香港政坛，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晚年从经营一生的《明报》全面退休，从此游历四方，潜心治学，在牛津研读历史，并在81岁高龄正式注册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并在5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其实，这个学位之于拥有世界诸多名校名誉博士学位、客座教授头衔，不缺名不缺利的金庸来说，恰恰证明了大侠的虚怀若谷、一心向学。当时在杭州见到査先生，谈起他受聘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一职，査先生首先就自谦说自己没有正式在大学里教过书，也没有学问，不够格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査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确实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甚至传言一直受到浙大个别院系的抵制；而争议和抵制的焦点不言自明，也就是査先生（当时）没有受过“正规的”的学术训练，履历不符合国内高等院校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审批条件，诸如要当过教授、完整地带过一个硕士生、在国内高校指导过博士生工作等等。
我私下里想，当时力邀査先生出山的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的话还是公允的：“査先生是大学问家，只不过他武侠小说家的名头盖过了学问家。”事实上，学术界的大家不一定非要经过科班训练，自学成才的例子不胜枚举。梁漱溟当年到北大当教授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高级文凭。浙大人文学院时任副院长徐岱曾经表示，査先生带给浙大的财富是无法衡量的，至少在精神面貌上给浙大带来很大的改变。査先生担任院长期间，曾经邀请诸多国内外优秀学者到浙大讲学，举办过跨学科、高层次的大型人文国际会议，在学院的管理与发展上更有国际眼光。而査先生本人一年至少一次的讲座已经成为浙大的品牌之一，连续多年都是盛况空前。一个高等院校学术的繁荣，既需要严谨治学、严格训练，同时也少不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精神。
专访那天，我问查先生，做企业和写小说哪个快乐更多。
査先生说：“肯定写小说快乐更多，做生意要有必要的条件，你这个人本身要对赚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不管什么事情，要千方百计地赚很多钱。每天坐、睡，有空就要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对赚钱不是没有兴趣，但是没强烈到这个程度。”
1993年，金庸在《明报》上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说自己第一个理想是少年时学有所长，第二个理想是青壮年时代能做些于社会有益的事；第三个理想是年老了不必再辛苦工作；第四个理想则是《明报》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当时我问起査先生如今是否有第五个理想，他笑说，写一两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当然，査先生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018年，10月30日，94岁高龄的查良镛先生在成就他的香港驾鹤西去。我想，大侠是带着所有实现了的理想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