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指示编写的，这也注定了《现代汉语词典》不仅仅是一本辞书，更是一种国家行为。
参与《现汉》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都参与其中。这些大家不讲名利，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现汉》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大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的普及。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更难以面向世界、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现代汉语词典》被放置在千万家庭的案头，就像一位“无声的老师”。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童，无数人在它的指引下熟识了自己的母语，学习了中华文化。它在我国的全民教育和文化普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使用最广、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语文性词典”，这个称号，它当之无愧。
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正式出版，版权页作第1版，定价4.50元。此后，《现汉》于1983 年和1996年出过两次修订本，1989年出版补编本，2002年出版增补本，2005年出版第5版，2012年出版第6版，2016年出版第7版。
一部久享盛誉的规范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按照国务院指示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
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
一个专业权威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为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成立专门的编写机构，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主持工作。
一家百年历史的出版名社：商务印书馆
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具有悠久的辞书编纂传统，
被指定出版《现代汉语词典》。
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现代汉语词典》是老师们都喜爱的一部权威工具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人民教育家”于漪曾说，我活到80多岁了，可以说没有一天是不查词典的，因为它是陪伴你终身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商务印书馆几十年的老产品，几乎每个老师人手一册，不仅对求学期间的青少年有用，而且影响人们一辈子。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顾之川说，在语文教育工作者眼里，《现代汉语词典》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词典，而更像是一位慈眉善目、亲切和蔼的老师。因为它不仅权威、准确、规范、实用，而且一册在手，就可以常伴左右，诲人不倦。
国家之需 人民之需纪《现代汉语词典》之事，不能不追溯到1956年。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要求：“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被指定为这部词典的出版单位，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及《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和词典计划委员会，词典计划委员会由胡愈之、叶圣陶、黎锦熙、魏建功、王力、林汉达、吕叔湘、黄松龄、潘梓年9人组成。可以说，1956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任务能被国家正式立项，并指定由语言研究所来编写，语言研究所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其核心目标就是服务于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满足国家之需、人民之需。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编纂《现汉》是项开创性的事业。正像吕叔湘先生所说：“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而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就是物质条件，还要有计划和组织”。因此，前期的准备工作便让吕先生费尽心力。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征求意见稿，再次分送有关方面审查。试用本征求意见稿印得较少，送审的单位不多。1965年底到1966年春，大家根据反馈的意见对词典又进行了修改，准备改排一部分，挖改一部分，然后印行，内部发售。《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前，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前后油印了三次，铅印了三次，其中部分难处理的条目，还另外油印了三次，铅印了三次，分送有关方面。这在出版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而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也未见有这样编词典的，可谓后无来者。
险遭灭顶之灾1972年，国家已经陷入小学生上学连一本字典也买不到的困境。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使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没来得及正式出版的《现汉》的修订。那时，词典室的工作人员蜷缩在陋室中重操旧业，从能购置的报刊、书籍中勾乙词语资料，抄写资料卡片，为《现汉》的正式修改、出版做一些资料准备工作。人多而房少，厨房、排字间，甚至是厕所都住进了人。时值盛夏，看稿的屋子门窗少，人在里面像蒸桑拿。大家只好把衣服减至最少，一时间，一群学者为修订《现汉》展开了“赤膊大战”。从孕育、诞生，到一天天长大，《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能成为辞书精品，和主编、编者的奉献是分不开的。但1978年《现汉》出版后，这本书只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除了业内人士，知道主编是吕叔湘、丁声树的人极少，知道吕先生、丁先生以及李荣先生等大师级的语言学家们为这部词典的编写、审读、修改、定稿怎样殚精竭虑、日夜工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杨立新在谈到他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渊源时曾说，他家里现在还有一本1977年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本词典没有留下编纂者们的姓名。一直到后来，他的家里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丁声树先生的名字才被他知道。其实，这个决定是丁声树先生定下来的。
《现汉》首任总设计师 | 主编不虚设担起《现汉》第一任主编担子时，吕叔湘先生52岁。当时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之职。“由吕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组织力强的学术大师负责完成国务院下达的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是时代的正确选择。”韩敬体说。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说，“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这是《现汉》的优秀传统。而这个传统，自吕叔湘先生担任主编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万事开头难，从1958年2月1日到10月底，吕先生煞费苦心，花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拟定体例，编创《编写细则》。1958年2月1日，吕叔湘亲自开始编写。5月5日日记记载：“剩‘释义’一节，最难。”6月13日日记说：“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10月底，整理好的《细则》交付打印。这是怎样的一部《细则》啊，2万多字，180项条款，将8个月前众人心中虚无缥缈的《现汉》编纂之事，出落成一幅可以感受的蓝图。在后来的定稿过程中，凡发现《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他都随时记下来，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随时记录，分类收存，准备把《细则》修订一次，使编写人员遇到各类问题都能有所遵循。只是由于一直赶任务，没有来得及再把《细则》进行全面修订，只做了一些补充规定和改动。这个《细则》，历经一个多甲子，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一代又一代《现汉》编纂者用艰辛的劳动，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先生确定的总则，依然为我们今天提供着指导。”江蓝生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指示编写的，这也注定了《现代汉语词典》不仅仅是一本辞书，更是一种国家行为。参与《现汉》编纂工作的都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家，除了吕叔湘、丁声树、李荣之外，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等都参与其中。这些大家不讲名利，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现汉》。《现汉》是语言所编写的，但实际上凝结了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
人生第一本《现汉》的故事深圳的一位网友“我爱我的小王子”说，在小学参加的一次作文竞赛中，他发现乡里的供销社里居然卖书，而且还有《现代汉语词典》。要知道，那时的他，能拥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便开心不已了，更不要说《现代汉语词典》。《现汉》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亚于“九阳真经之于武林高手”。回家后，他“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几天后，终于鼓起勇气，跟父亲含蓄无比地提出了这个“伟大”的愿望。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在接下来的星期六，这位父亲带着孩子走了15里山路来到乡供销社，花5.4元钱买了那本令孩子魂不守舍的《现代汉语词典》。“我爱我的小王子”形容说：多么美妙的开端！没有课外读物的时光，读词典实在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复杂而美妙的汉字，可以带来许多许多的知识与乐趣。还有一位读者说，自己的第一本《现汉》是母亲做个体户换来的。在她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父亲一个月35元工资只顾得住嘴，不要说买玩具了，连她上小学三年级时想买一本新词典，母亲也实在拿不出钱。她为此还大哭大闹，当时，五岁半的弟弟逞能：“姐，你别哭了，将来我上班挣了钱，花几个我给你几个！”她破涕为笑，母亲却难过得掉泪。穷则生变，母亲放下“奸商滑贾”的顾忌，开了一间小烟酒店，干起了当时比较时髦的“个体户”。糊口之余终于有钱给孩子买“闲书”了。第一本课外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本词典，她和弟弟珍爱备至。20多年过去依然完好无缺。《现汉》伴随着很多人从少年，走过青年，走向中年，一直携手走到晚年……这一路走来，平静、充实、温馨。《现汉》不仅是一本藏书、一段故事，更是一种铭刻在心的难忘的情怀。
以上文字摘自《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125年》，段落文字有调整
《品牌之道（第二版）——商务印书馆125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编写
本书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一系列著名图书品牌的出版实例，以及近年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的机构建设及活动实践，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众多感人至深的品牌故事，深刻揭示出商务印书馆百余年的品牌经营之道，再现商务印书馆面对新的时代所焕发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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