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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轮马达加斯加被俘:15人入狱2人逃跑;挣辛苦钱成替罪羊,与传染病、死亡、暴乱为伴,盼早日回国

《飞来横祸:非洲监狱里的中国船员系列报道之一》

记者|陈龙 编辑|覃旭

原标题:中国船员的马达加斯加无妄灾狱

南部非洲,马达加斯加的监狱,高温炙烤,破败如难民营。没有好莱坞动画里的美丽和浪漫,只有无法预料的危险。

一名吸食大麻的罪犯被拉出去受罚时,把狱警袭倒,跑回监狱后纠集了100多个犯人,与警方对峙。警方两次增兵,鸣枪把犯人驱赶回牢,在混乱中把这个捣乱分子抓住。

如此惊险的场面,把监狱里的几名中国船员吓得半死。这些船员属于FLYING号中国货轮,自从遭遇无妄之灾,囚禁非洲之后,终日提心吊胆。

"我们吓坏了!"船员们向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叫苦,"我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好在经过大使馆交涉,监狱方安慰他们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在这座离中国8300多公里的监狱,包括9名中国人在内的15名船员已经被囚禁了1年,接下来,还有4年难熬的刑期。

从周一到周五,15个人可以通过一部二手小米手机,与外界保持联系。一名狱警专门为他们保管手机,使用时间为上午2小时,下午1.5小时,限于"电话房"内。

一切的灾祸,来源于一次行踪诡异的印度洋航行。这次航行让中国货轮FLYING号遭到马达加斯加海军几次侦查。经过深夜数小时的追击和枪炮袭击,FLYING被俘。17名船员被拘押于港口城市图阿马西纳(Toamasina)的监狱。除了2名关键船员趁治疗枪伤之机逃回国内,剩下15人均被判刑5年。

这艘隶属于福建船东的普通货轮,涉嫌在2015年多次前往马达加斯加走私珍稀红木,其后更改船名,2018年10月企图再次前往。他们在印度洋上谨慎窥伺,逡巡不前。殊不知,马达加斯加军方已经布好了一张逮捕大网。

走私背后的多个集团老板深藏不露,15名临时上船的中国、缅甸、孟加拉籍船员,却成了替罪羊。他们身处环境恶劣的非洲监狱,与传染病、死亡、暴乱为伴。


FLYING货轮被囚禁在马达加斯加的15名船员合影,含9名中国人,4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摄于2019年7月

这是一场既魔幻又冤屈的牢狱之灾。船员们原本只是海上昼夜辛劳,搏命换个辛苦钱,突然之间成了万里之外的替罪羊。至今,他们在狱中通过"电话时间"向外界诉冤、求助,"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要公正审判。"

诡异航行:灾祸先兆多次来临

最初接到船东指令,前往印度洋的时候,大副申文波并未觉得异常。此时FLYING货轮刚在新加坡加完油。"跑一个长航次,三四个月就能回来。"申文波想,这很正常。

申文波2018年8月初从香港登船。他毕业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做海员9年,在台湾四维、中国外运长航、上海维马等大公司服务过。上一家大公司答应给他升职大副,但需要先到外面丰富一下资历。于是他在航运在线船员招聘网投了简历,经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联系上FLYING,8月3日签了上船协议,担任大副。

FLYING的船东是福州民丰船务有限公司,老板叫杨建丰。但这艘船的体系文件属于香港海凌船务有限公司,背后控制者则是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此,上船协议上,盖着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章,而杨建丰,只是承运商。国际航运中,船舶背后的利益主体通常都如此复杂,船员们对此也习以为常。

FLYING,IMO号:9163051,不算一艘大船,长97米,宽17米,载重6223吨,挂巴拿马国旗。在申文波的从业经验中,商船注册背景复杂,多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挂巴拿马国旗,主要是为了少缴税,"这都正常,都不影响正常航运。"

前两个月,FLYING往返于一条小东南亚航线——在香港装废弃家电等废铁(steelscrap),到越南富美卸货,再去越南岘港装木薯运往中国东莞,卸完货后放空回香港,再从香港装废铁……有人告诉他,他上船前,这条船还从越南装白沙,运到台湾,接着去了厦门修船。

一切看起来都太正常了,以至于让后面的印度洋之旅显得那么诡异。

2018年10月3日,FLYING停靠越南岘港。船东下达指令,前往新加坡加油。10月6日,FLYING载着17名船员离开新加坡,往印度洋驶去。指令的大概意思,是去装一批木材。申文波说,"我跑了10年航运了,临时改变航线,这在航运界没有任何问题和可疑。"

FLYING是一艘老船。三管轮符伟刚常常在高温、高分贝、满是油污的机舱里工作。行驶途中,主机时常冒黑烟,几乎要拉缸,不得不停在公海上修船。

10月26日,FLYING在马达加斯加(以下简称"马国")附近海域抛锚。那是一片空旷、没有管控的海域,在马国12海里以外的公海上。抛锚的原因,船长于天财说,在等航次指令、货物信息、代理信息等。


FLYING货轮近景,约摄于2016年。图片来自公共船舶数据网船讯网。


一周之后的11月初,附近突然驶来一艘马达加斯加执法船。于天财报告船东杨建丰后,得到的指令是立刻起锚航行。船东代表,也是船东的姐夫胡敬运,通知轮机长蔡拥军立即去机舱备车(航海术语,启动主机)。

符伟刚听说"有条船在追我们",询问原因,胡敬运说是海盗船。他跑出去看,觉得不像海盗,船上还插着国旗。于天财解释,可能那片水域不允许抛锚,"马国人比较腐败,一上来就会问你要钱。"

接下来,他们在印度洋上漂航了一个半月。本来已经远离马达加斯加,身处100多海里外的印度洋深处,但11月底的一个白天,在甲板上工作的船员发现,一架灰绿色的小军机低空驶来,围着货轮盘旋了几圈,还带着闪光,船员们觉得应该是在拍照。

这次,船员们开始警觉,大家议论纷纷,怀疑这次航行有问题。"在开阔的海域已经有过一次执法船来查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接受检查,要逃?这次又有军机来拍我们,为什么?"大家要求船长问船东,"是不是这次航行有什么问题?"

杨建丰回复,第一次逃走,是因为航次指令还没定,抛锚不合法,"马国很腐败,一旦被抓,可能会被扣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接受检查了"。对于军机侦查,他说可能是有军演。杨建丰让大家别太担心,"如果手续不全,我们就不会再进入马国海域,再进去就是合法的了。"

这样,FLYING一直无头无脑地漂航在印度洋上,百无聊赖。2018年12月15日,船长接到指令:航次取消,立刻返航回国。大家欢呼雀跃。船上淡水和燃油已经所剩不多,再这样耗下去,恐怕连中国、新加坡都到不了。

在海上枪炮声中惊醒

货轮往新加坡方向行驶了一天。但16日晚上,船长接到指令:掉头返回马达加斯加。申文波不满了。他凭直觉,认为这次航行有问题,返回马国有危险。

"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都不明,为什么要回去?"前两次与执法船、军机的遭遇,已经让全体船员产生了质疑。但船长于天财坚决执行船东指令。"我是船长,我就执行公司指令,合不合法我不知道,船东让我开过来,我就开过来。"事后于天财如此回应指责。

但申文波不认同。"船长是船舶第一责任人,你有权力拒绝船东的指令。指令不必公示给大家,但你有义务甄别航次合不合法。船东让你去做违法的事情,你就带着全体船员去做吗?"

16日夜间突然调转船头时,未值班的许多船员都在睡觉,他们并不知道船又开往马国。17日,申文波组织开了一个会,带领全体船员写了一纸声明,要求船长出示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等书面材料,以证明航次的合法,否则当场辞职。大家纷纷签字按手印,申文波一同交上去的还有解职报告。船长于天财上报后,船东杨建丰立即同意了申文波的解职。

符伟刚说,于天财不是那种正规船长,他本只有一个水手的资历。"可能他心虚,怕得罪了船东,以后在这儿没法干船长。"当天的声明书上,符伟刚第三个签名。

12月18日凌晨,FLYING航行在平静的印度洋海面。17名船员各司其职,机工和水手三班倒,许多船员沉沉入睡。

早上五六点,在二层房间睡觉的符伟刚被枪声惊醒了。子弹打在铁板上,让大家胆战心惊。"都开枪了,这很危险啊。"符伟刚有点发抖,不时问"在哪边",有人回答,"在右舷。"

"叭—叭—叭,"子弹打穿了船体铁板。符伟刚提议躲一躲,大家就赶紧缩着身子,跑到船中间的洗澡间里。"他们的子弹威力很大,水密门有一公分厚,都能打透。我们船员哪经历过这种事情,当时大家都吓傻了。"申文波说,生活区的洗澡间有好几层钢板,相对安全。


大副申文波,是15名船员中经验较丰富、懂航运规则的船员。符伟刚弟弟于2019年4月赴马探监期间拍摄。


实际上,当天凌晨两三点时,一艘马国执法船就迎头而来了。船长于天财和船东姐夫胡敬运立刻上了驾驶台,联系杨建丰后,调转船头逃跑。到对方开枪时,追击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

深夜两船相遇时,相隔三四海里。"我们的船航速10节,既是平时正常航速,也是最大航速;马国执法船也是10节左右,它的参数比我们略高一点。"申文波说,这个距离,要追上得三四个小时。

到两船相距不到100米时,对方才密集开枪。子弹不断射来,符伟刚在洗澡间觉得"就像放鞭炮的声音"。枪击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曾当过兵的水手耿键估计,子弹打了100发以上。到后来,对方又发射了火箭炮,像很大的炮仗,"一下打到船上,感觉整个船都震动起来了,许多人吓蒙了。"符伟刚现在仍心有余悸。

火箭炮震坏了机舱的电力系统,胡敬运让符伟刚赶紧去修。符伟刚想,如果这次被海盗抓住,大家可能就完蛋了。他冒着子弹,硬着头皮往下走。船上满地狼藉,全是碎玻璃,各种警报声大作。下到机舱后,电力已经恢复了,他就躲在机舱内。

在此期间,于天财和胡敬运一直在驾驶台。子弹打进来,他们也不管不顾,拼命地逃。正在通过卫星电话向大使馆求救的胡敬运,遭到子弹密集袭击,三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肚皮,还有一粒子弹击中左大腿。二副刘延忠走过过道时,穿透水密门的一颗子弹的弹片飞入他的屁股……

受伤后,胡敬运跑下来,对瑟缩如鸡的船员说,"打枪打这么厉害,肯定不是马国政府,肯定是海盗。政府军也不可能说这样打我们。"符伟刚觉得,可能真是海盗。

两船几乎并行了,对方开始喷射水枪。水枪压力很大,能打十几米高,整个驾驶台全湿了。遭到灌水后,驾驶台电路短路失控,主机也停了。符伟刚怕海盗,准备再去启动主机。这时,船长于天财喊道,"停车吧,我们投降!"

示意投降后,17名船员走出生活区,到甲板上列队,举起双手,等待对方登船。

涉嫌走私却被判非法入境罪

对方从舷梯登上甲板,船员们看到约15名穿迷彩、手持枪的士兵。他们说,"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马达加斯加海军。"

符伟刚反倒不像先前那么害怕了,"觉得军人应该不会对我们作出过分举动,最起码不会像海盗一样把你们绑在一块,不给饭吃。"

除了两名看守,其他士兵都走进了船员生活区,其中一些士兵光着脚。随后,FLYING被押送驶往马达加斯加。晚上,船员们被集体押到餐厅睡觉,有人去上厕所或拿被子,才发现所有房间都被搜刮一空。"房间里的个人物品,电脑、手机、现金、项链、手表,都被拿走了。"

马国士兵很穷,他们连剃须刀、拖鞋都要。"53岁的厨师陈旭东说,这些东西,士兵们都据为私有,靠岸后并没上交。"走的时候把我们的运动鞋,一人一双全部穿上了。"

2018年12月20日,被俘的FLYING船停靠马国图阿马西港。这是该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除首都以外的第二大城市。


被马国政府俘获并没收后,停泊在Toamasina港的FLYING货轮。在当地比较显眼。


第二天,一批海军和政府官员上船,让船长带领着检查了船舶。17名船员的海员证、护照一律被没收,他们还被采集了照片。随后两三天,船员们被逐一审问,然后又被送回船上。接下来的20多天,船员们就在船上自由活动,只有两名士兵在船下站岗。

受伤的胡敬运和刘延忠,先于FLYING被送上岸救治。10天后,他们也被送回船上。2019年1月17日,有律师、警察和海关人员等4个人上船,将2人带走。"不是保外就医,说是继续治疗,做手术,因为之前枪伤子弹还没取出来,X光片子上看得到。"从那以后,船东姐夫、二副两人就和其他15名船员失去了联系。

2019年2月6日,剩下的15名船员突然被警察带下船,没有任何解释。他们以为是审问,没想到被一辆车直接拉到监狱。

初期审讯期间,马国警方询问的无非是"来干什么"。大家回答不出来,因为船东一直没告知。借着简单的英语,加上一名当地的中文翻译,船员们投诉士兵抢走了大家的财物,"我们中国船员怎么能没有手机呢?"但警方装作听不懂。

警方问,"海上追你们的时候,我们一直用VTF(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喊话,让你们停下来,为什么不停?"船员们蒙了,"你喊话是给驾驶台喊的,只有船长和船东姐夫听得到。我们躲在洗澡间里。我们也很无辜,都吓傻了,觉得没命了,怎么听得见?"

无论如何,船员们也很想知道,FLYING到底因为什么事遭到马国追击,又为何逮捕船员。审讯时,马国警察说,"你们这条船2015年、2016年来我国走私红木,""这次来也是来走私红木的",并指控船员涉嫌犯罪。从此之后,船员们陆续听闻了一些信息,才对FLYING的"前科"有所了解。可是,这跟船员有什么关系?

2019年3月27日,马国法庭对15名船员做了一审判决。判决书显示,除指控船员拒绝服从和逃走,更严重的是"无害通过"(Le passage de non 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他们被判有罪,除每人5250万马达加斯加法郎的罚款、没收船舶及货物,15名船员均被判刑5年。

判决书上,还有专门针对胡敬运、刘延忠的判决。他们的刑期分别多了6个月。这时,15名船员才知道,在外手术期间,因为马国医疗条件有限,胡敬运和刘延忠在律师的操作下办了保外就医,前往第三国治疗,之后趁机逃回了中国。

船舶被扣后,船员们立刻就联系了船东杨建丰。杨建丰说,会全力解救船员,让大家安全回国。他出钱为大家聘请了律师。后来大家判断,1月17日离船后大家尚且自由,2月6日突然无理由被捕入狱,可能就是胡、刘二人假借"保外就医"偷渡回国而激怒马国警方的后果。"船东姐夫是最关键的人物,他和船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他一逃走,马国警方就把我们抓捕入狱,判刑。"申文波说。

直到大半年后,他们才通过电话联系上刘延忠。从他那里得知,外交部门和外事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了,每个船员家属也都被打过招呼了。刘延忠被限制出行,离开老家烟台必须报备,"大概意思是说,你已经回来了,在家好好养伤就行了。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

刘延忠则表示自己很担心其他船员,他说自己3月坐飞机回的国,"正常入境",回来后也"损失严重",没得到船东的补偿,还被船东拉黑了。但对于1月17日离船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出境回国的,他不肯说。

2019年10月13日,该案在马国被二审维持原判,并且对胡、刘二人追加了"国际通缉令"。

垃圾场般的监狱:皮肤病、传染病盛行

2019年2月6日那天,船员们被从船上送进监狱时,还以为是个难民营。"里面有生火做饭的,有一个大操场,操场上有球门。来回走动的都是衣衫褴褛的人。"直到晚上,看到房里的情景,他们才知道这是监狱。

第二天他们呐喊,抗议马国警方没有说明、手续和审判就把他们抓捕入狱,狱警鸣枪震慑,监狱领导出面解释。

后来大使馆曾派人来,称完全了解情况,劝他们不要闹事,会跟马国交涉,要求公正审判。而船东杨建丰、巫秀青夫妇也一再承诺,"不惜倾家荡产",会全力营救。

中国驻马大使馆保证了受困船员的基本人道主义待遇,除了敦促救治胡敬运、刘延忠,要求杨建丰提供基本的伙食,还保证了15名船员在狱中的通讯。船员们花1000块钱,托一位华人餐馆老板帮忙买了一部二手小米手机,用他的护照办了电话卡。他们注册了一个微信。

一年来,15个人就用这一部手机与外界联系。监狱里有一个"电话房",手机由一名狱警专门保管和充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下午,他们有三个半小时的使用权限。打电话期间,狱警就在外面打牌。

之前FLYING被马国海军押送到图阿马西纳港后,15名船员一直被限制在船上。直到船长姐夫胡敬运、二副刘延忠疑似被船东"偷渡"回国,大家才被莫名其妙送入监狱。其间,大家的境况相对还可以,以为调查清楚后就能回国,所以一直瞒着没告诉家里人,怕他们担心。


Toamasina监狱白天放风场景,放风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4点半,近处铁板为厕所门。

2月,正月初七这天,大管轮徐进泽的妻子收到一条"英文短信",拿给20岁的女儿徐丽丽看,发现是拼音。联系上轮机长蔡拥军的女儿蔡晓琳,她们才知道出了事。许多家属都是通过蔡晓琳知道消息的,包括水手长孟范义之子孟朝生。

孟范义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人,十几年前在老家开厂子生意失败,欠下巨债。孟朝生说,十几年来,父亲独自一人挣钱还债,几乎打过所有的临工。

年龄大了,在国内不好找活干,2015年,孟范义找中介关系出国劳务,去了马来西亚做建筑工。2016年,因为出国劳务的年龄限制,他开始考虑当海员。2017年,51岁的孟范义在山东一个学校考了海员证,随后通过大连华商劳务公司上了FLYING。因为吃苦耐劳、脑筋灵活,一年后,他当上了水手长。其间,他回家休假一次。2018年10月7日,他坐飞机赶到新加坡,登上了FLYING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航次。

符伟刚2011年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轮机工专业毕业,实习期间跑中日韩航线,见识到了海员工作的辛苦,他曾在韩国海域一下午晕船呕吐四次,吐出了血丝。2013年10月,他的一个大学同学所在的货轮在印度洋遭遇气旋而沉没,17名中国船员在救生筏上漂泊24小时,才遇岛得救。央视《朝闻天下》报道后,此事让符伟刚更怕出海。

但2014年,母亲得重病要花钱,他不得不上船,干到2017年10月。之后过完年,他通过大连华商劳务公司派遣,上了FLYING。

"航海就是这样,船不会来找人,是人去找船。"孟朝生说,"比如这个船在新加坡靠港5天,人正好休假结束,就飞到那里去上船。"10月7日,正好是FLYING离开新加坡前的最后一天。

直到过年,孟范义的家人才发现他失联了。"打电话、微信,找船长,找劳务公司,所有的方式都联系不上他。"孟朝生还查了航线数据,显示船停在一个地方。直到春节后,15名船员入狱,境况恶化,蔡拥军率先联系家人,并让女儿蔡晓琳通知有联系方式的家属。

2019年4月,孟朝生和符伟刚的弟弟符瑞峰作为家属代表,飞到马达加斯加探监。"那个关押、生活条件,很难用语言形容。"孟朝生说,"就像是中国的垃圾场。"

这是一个关押着1000多人的监狱,此前从没有中国犯人。每天早上8点开牢门,犯人们获准在院子里待着,大家尽量找阴凉;下午4点半再进闷热的牢房,度过长夜。

牢房里三四十度的高温,100多个人住在60多平米的阴暗屋子里,一盏15瓦的白炽灯24小时亮着,每人只有1米×2米的水泥地面,在上面铺上床垫和凉席。"晚上睡觉,人都是紧贴着的,翻个身都会压到别人。"申文波说,刚来时,大家都起了热痱子,周围人普遍患有湿疹等各种皮肤病。

探访室相见那一刻,大家都哭了,包括4名孟加拉船员和2名缅甸船员。"他们没有经受过这种生活条件。而且他们觉得没有犯任何错误。如果本身犯了法,心理上也没有那么大的落差。"孟朝生说,他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可见对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有的甚至有些崩溃了。"

孟加拉和缅甸在马达加斯加都没有大使馆。孟加拉驻毛里求斯的使馆人员曾来探望,缅甸只能与北京联系。"他们肯定没有什么办法,"一名船员说,"因为是中国的货轮、中国的老板,他们也只能向中国求助。"

那次探监,孟朝生和符瑞峰给大家买了价值人民币1000多元的物资。好在当地物价便宜,船东杨建丰通过一家当地的华人餐馆,为每人提供一天两顿饭,以及一瓶矿泉水。

监狱里没有任何个人储物空间,家人送去的钱,要随时揣在身上。孟朝生看到,狱警凶狠地惩罚犯人,当地人犯了错,就会被打到跪下认错。即使洗澡、上厕所,狱警也随时都会找到理由惩罚犯人,通常有抽手背、敲后脚背、抽后背等处罚。但他们很乐意收中国人的小费,"只要给几块钱人民币,什么都好说。"

"衣服都没有,一件衣服要穿几个月。"孟朝生感叹,监狱里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一缸水要洗澡、洗毛巾、刷牙、洗脸,循环利用。"那一瓶矿泉水,白天在院子放风时,船员们都要随手拿着。

陷入绝望:"赎金"谈判失败

从2019年3月到7月,船员家属三次前往福州寻找船东杨建丰、巫秀青夫妇,催促他们拯救船员。

见到杨建丰、巫秀青夫妇时,家属们询问"2015年走私红木"一事,杨建丰夫妇称,那是马国政府想要钱,胡乱扣的罪名。他称自己有能力,会花钱把船员们救回来。但问及这一次去拉什么货,他不回答。

杨建丰看起来信誓旦旦、态度诚恳,招待女家属住在家中,报销来回车票,还给船员补发了1月、2月的工资,让家属们放心回家等消息。

孟朝生和符瑞峰去探监时,巫秀青还让他们给船员捎去一批药物。符瑞峰说,"那时看起来她态度很好,内心也有自责。"另一方面,杨建丰夫妇也打算与马国方面谈判,两名家属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

原来,大使馆联系了马国当地的一位华商侨领,希望他作为中间人,为杨建丰和马国政府牵线谈判。五、六月间,巫秀青与申文波通话时,曾责怪马国政府"不开价","现在就是赎金的问题。他们如果开价的话,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赶紧把你们赎回来。"

使馆人员也曾到监狱看望船员,表示船员们都是普通打工的,船东是第一责任人。大使馆非常重视,也已和马国政府交涉。

船员徐进泽说,如果只是杨建丰一面之词,他们不一定相信,但使馆人员的话让他们安心了许多,大家就耐心等待。

但是,7月份开始,巫秀青彻底隐身,杨建丰则表示"谈判失败","对方开出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出不起。"符瑞峰说,杨建丰曾经告诉他,华商侨领转告了一个价钱,但却不能保证成功放人,但杨建丰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打包方案",对方办不到。谈判失败。

"之前说的可好了,后来知道都是骗我们。人家开了价,他到现在一分钱都没出。"申文波生气地说,"他们是说人话不干人事的那种。"现在,杨建丰常常不接电话,近乎失联。

船员们每次只能打电话给大使馆,让大使馆通知杨建丰,才能和杨建丰说上两三分钟的话。"船东不负责任,不管我们了。马国的司法也不公正。近几个月大使馆对我们的事也没什么动作了。"水手李以印说,因为被骗,现在他们谁的话也不相信了。

2019年10月13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后,15名船员绝望了。那所监狱让他们感到崩溃和恐怖。一天只有早餐和中餐,每顿提供一小勺,种类为木薯、白米、玉米粒、小绿豆中的一种。"只有20%的犯人有人送饭,其他人都骨瘦如柴。我们牢里有个男人,正常身高,体重不到60斤……"好在华人餐老板让服务员帮忙送饭买药,从不多收钱。

监狱里卫生状况奇差,犯人普遍有皮肤病,传染病人也没有隔离,生病者只能得到少量药物。常有犯人死去,"等医生开个死亡证明,就用铺盖一卷,抬出去埋掉。"船员们很少与马国犯人交流,除了语言障碍,还担心传染病。"实在不是我们不可怜他们,只是怕被传染。"

监狱管理也很混乱,7月间,一名颇有势力的罪犯在狱中吸食大麻,受罚时他袭击了警察,跑回牢房后纠集100多人与狱警对峙,引发了一次暴乱。警方反击两次,朝天鸣枪,驱赶分流人群,才将其抓住。

船员们在监狱中度日如年,还焦心地记挂着家人。申文波的妻子李芳芳独自在潍坊临朐老家照顾4岁和8岁的两个儿子,她在一家超市工作,月工资只有2000,却要还3000的房贷。原本每月都有丈夫1万3的工资,现在他还要问家里要钱,每月在监狱花销1000多元。


大副申文波8岁的大儿子常因想念爸爸而哭。他常在纸上给爸爸“写信”。


李芳芳感慨地说,杨建丰的女儿在加拿大留学,儿子上重点中学,"没有人出面去让他们负起责任。这世道,都是有能力的人护着有钱人,是不是?无辜的船员当替罪羊,在那边顶罪、吃苦,谁管他们死活?"

申文波说,"我们已经问过国内律师,模糊之处太多,取证很难。我们白坐了5年牢,船东省了一大笔钱,什么惩罚都没有!"他们想过在国内起诉船东,4月份赴马国时,孟朝生曾带去一份委托代理书,希望获得原告们的授权,但监狱长看不懂中文,不允许把委托书带进去。

申文波4岁的小儿子对爸爸还没概念,8岁的大儿子经常在纸上给爸爸"写信","我想你了,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我们想得都快哭了。我们不想哭,我们有勇气。你什么时候才来?"

他们还有4年刑期。"除了接受身体上的折磨,精神压力非常大,非常想念家人。我们没有希望了,但还是要自救。"申文波说,他变得脾气暴躁,烦躁不安,"如果再这样待下去,谁知道精神会不会崩溃,回去还是不是正常人?"

(文中孟朝生、符瑞峰、徐丽丽、蔡晓琳、李芳芳均为化名。)


FLYING号货船上原有17名船员,船东代表胡敬运、二副刘延忠趁受伤救治期间逃回国。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