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举世瞩目。前不久，航空摄影家罗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的现场照片，被中国航天新媒体中心“我们的太空”点名刊载，引发广泛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罗韬开始把镜头对准飞机，拍了二十多年。2018年，他的空对空系列摄影作品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被业界认为是我国职业摄影与世界水平接轨的一个标志。
激动人心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点火升空现场，以及今年大热的珠海航展，罗韬都是亲历者。采访罗韬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太忙了，不是在拍飞机，就是在去拍飞机的路上。10月19日，好不容易抓住他从酒泉回京停留的几小时，罗韬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他用镜头追飞机的故事。能够亲眼目睹国家的实力、科技的发展，罗韬直言，“这让我感到自豪，也更加自强、自信”。
“好冷、好饿”，但最难忘还是“包成功”
罗韬在酒泉拍摄的作品有两张被广泛转载。一张是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预备现场，乳白色的火箭体、鲜艳的五星红旗，被大漠的深蓝色星空衬托得非常清晰，极具科技感；另一张是火箭腾空而起升入太空的瞬间，火箭吐出彩色焰尾，喷口处的蓝色光环清晰炫目，很多网友感叹太美了，“光是看图，就让人心潮澎湃”。
能获邀见证中国太空探索的新纪录，罗韬感到特别荣幸，直到现在，一想起发射现场的情景和“包成功”的味道，还是会“很激动”。罗韬回忆，他在酒泉待了不到两天，主要有两个拍摄地点，“一个是10月15日晚9点半三位宇航员出征的地点，另一个是0点23分火箭发射的地点。我们当天下午5点就到现场，去守候出征的航天员。看到航天员出现，特别是敬礼的那一刻，感到神圣而庄严”。
罗韬说话语速不快，在说到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那一刻，言语间变得热切，沉稳的面容再现兴奋。在等待火箭发射的六七个小时过程中，罗韬笑言当时最真切的体会是“好冷，好饿”，“我们就离发射塔架2.5公里距离，刚到的时候还没什么人，大漠的风打在脸上，很硬，即便穿着户外防寒服，也觉得冷”。后来有人送来热水和包子，“发射基地有个传统就是吃包子，哎呀，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他和身边的小伙伴边吃包子边互相击掌，“包成功！祝凯旋！”
越接近发射时间，后面聚拢的人越多，大家都不由自主往前靠，想离火箭近一点，再近一点。罗韬不得不紧紧用身体护住调好数据的相机，时刻紧盯着。当火箭点火升空那一刻，他举着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刹那间，身后人群的欢呼与火箭巨大的轰鸣声响彻耳边，他顾不得呐喊，集中全部精力操控相机，直到火箭加速升空，飞向太空，光点越来越远，若隐若现，消失在视野尽头。顾不上冻僵的手指，罗韬迫不及待地翻看相机，回味刚刚记录下的精彩瞬间，觉得有几张还挺满意。后来很多人看到他朋友圈发的照片，都会惊讶地问，“哇，你怎么照的”？罗韬都很认真地回答：“用相机照的。”
罗韬不止一次拍摄过火箭，对他来说，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技术和经验的拔高。他记得神舟十三号发射升空当晚，很快就有一位摄影师把自己拍的照片发到群里，照片一公布，群里炸了，“因为他拍的尾焰居然有放射状的星芒，这是很难出现的。怎么会有星芒？到底怎么拍的？大家都很好奇，纷纷讨论，当时产生了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做了后期，一个说法是用了星光镜。正好这个摄影师我认识，我马上就去问他。他说没有用星光镜，就是600定拍的。然后我把结果告诉大家，又一起交流分析了半天，像这样，根据现场出来的一张特别的照片交流分析，是我们这些摄影迷、航空迷最喜欢的”。
罗韬说拍飞机的人大多是出于热爱，没什么利益驱动，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分享。他记得有一次去海南文昌拍火箭，听人算过一笔账，说拍火箭的成本“一秒钟1000块钱”，“火箭发射从点火到入云，只有九秒的时间，我们能拍的就是九秒钟。如果成本就是海南往返机票再加上住宿等花费，结果差不多相当于一秒钟1000块。这么一算，大家觉得更应珍惜每次拍片的机会”。罗韬也从不吝啬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觉得分享的氛围很快乐，“像拍火箭的一些参数，是人家经过多少次失败以后才总结出来的”。
“每架飞机都是有生命的，特别想穿越云海追寻它们”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痴迷于航空摄影，他们奔赴各地追拍飞机，在摄影界和行业圈里，这样的人都有个共同的称呼叫“飞友”。飞友中有不少是能近距离接触飞机的人，比如飞行员、乘务员等机场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是学航空航天的大学生，像罗韬这样本职跟航空没有任何联系的，算是“小众里的小众”。
提起最初是怎么对拍飞机感兴趣的，罗韬坦言，男孩子的天性使然，拍飞机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我从小就是一个军事迷，尤其对飞机情有独钟”。罗韬1969年出生在湖北，外婆家旁边有个飞机场，他印象很深，“有一回舅舅骑车带着我，在跑道边看见飞机轰鸣着降落，整个人都被震撼了。后来就一直对飞机很感兴趣”。
从少年起，罗韬就订阅《航空知识》《舰船知识》《兵器知识》几种杂志，特别是《航空知识》，期期不落。偶尔没买到，他就给编辑部写信，请求邮购。从初中开始，他把杂志里的好图都留存下来，整理成档案。直到现在，他也丝毫不受电子化的冲击，一直在订阅《航空知识》杂志，“见到好照片，真是爱不释手，这些资料对提升自己也一直很有帮助”。
罗韬成年后喜欢摄影，正儿八经拍飞机之前，他提着相机到处拍，风光片、人文片都有涉猎，还到非洲去了十几趟，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和坦桑尼亚拍动物。1997年罗韬来到北京工作生活。“那时经常出差，有一次在首都国际机场接机，在等待时忽然发现，这儿特别适合拍飞机。飞机那种高速通过，拔地而起的腾空姿态，每一次都能让我肾上腺飙升”。于是，他一有空就开车到机场附近转悠，寻找适合拍照的地方。
罗韬坦言他拍飞机有个领路人，“他叫魏萌，我们最早在微博上认识，挺能聊到一块儿的。他年龄比我小，可是他拍飞机的资历比我深得多。他是民航学院毕业的，又是一名机械师，对飞机的了解比我要多很多，属于专业型的爱好者”。后来他们就一起去拍，“他教了我很多东西，记得当时767和777我老是分不清楚，他就告诉我，要看飞机的尾巴，尾巴圆锥的是767，尾巴扁尖的是777。他还告诉我怎样研究跑道规律、起落方向，怎样设置拍飞机的参数等等很细节的东西”。
在罗韬看来，“每架飞机都是有生命的，特别想穿越云海追寻它们”。第一次进行“空对空”拍摄时，他搭乘一架运输机在前，被拍机跟在后，“我坐的飞机尾舱打开，系好安全带，升到两千米的高度，最高飞到三四千米”。这架运输机空间非常狭小，而且遇到气流异常颠簸，“但当时并不觉得害怕，因为兴奋大于紧张”。
坐着飞机拍飞机，有一次还闹过一个笑话，“我坐的飞机在前面飞，后面是一架战斗机，为了找顺光点位，我坐的飞机一直绕着英国一个小镇飞圆圈。结果当地有很多村民打电话报警，说一架战斗机追一架运输机追了一上午，不知是什么情况。更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头版还登了这条消息，并且配了照片”。
在罗韬看来，要说“天花板”级别的航展，非莫斯科航展莫属。“如果看过莫斯科航展，就会知道什么叫暴力艺术。他们的机型可能不是最先进的，但可能是飞得最猛、最激烈的，在空中飞行展示时，动作很大，那种落差起伏的激烈度真是过瘾”。
2010年罗韬第一次拍摄珠海航展，兴奋不已。
航空摄影最早在欧洲普及发展，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于是，2012年到2019年，罗韬每年都会有大几个月去国外拍飞机。几年间他走遍了国内国外的几乎所有航展，新加坡航展、莫斯科航展、英国航展、澳大利亚航展……都留下他追飞机的身影。
罗韬觉得最不能错过的是每年7月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纹身会”。在现场不仅能看到英国皇家飞行表演，而且让他惊讶的是，很多家庭拖儿带女早上7点就进去占一块地，圈一个绳子，铺上地垫，一家人躺在里面有吃有喝地看飞机起降。“我在那儿见过小婴儿在妈妈怀里含着奶嘴，头上戴一个遮音罩；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坐着电动车过去。还有人喜欢把自己在场地拍的照片打出来一张一张放在车尾箱里面，关系比较好了，就会把尾箱打开给你看”。
罗韬有个明显的体会，中国人无论是在器材使用或者艺术造诣上，一点不比国外摄影师拍得差，“我们中国人在国外拍飞机，当地人对我们是很敬重的”。他印象特别深，2019年初他在墨尔本航展的媒体区拍摄，“我看到一架美国的c17运输机起飞，因为我想好了要拍它从滑行到抬起那一瞬间的姿势，所以当时用的是连拍，结果就在起飞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瞬间喷火，身边的外国摄影师见状忙按快门，也没来得及拍下这个动态过程。他跑过来看我的片子，发自真心地赞叹。怎么说呢，我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国力增强的好时候，老百姓口袋里面有钱，才能走出来，让世界看见”。
航空迷打配合，记录武汉解禁后的“第一个起飞”
2017年罗韬的航空摄影作品《空中：相机与战斗机的博弈》荣获第26届国展最高奖“评委推荐奖”。2018年他又凭借过硬的作品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连续摘取两个大奖之后，罗韬一直思考“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拍飞机”。有一次，他在国外看到很多小朋友手牵手到机场去看飞机起降，受到很大触动，“日本任何一个飞机场的顶楼都设有观光平台，可以随意参观。我当时就想，何不把国内的飞友组织一下，放在一个平台上，大家都可以资源共享？”
2019年，罗韬在海南主导成立了海南省航空摄影协会，作为一个民间非盈利组织，协会面对全国飞友，采取会员制管理。但入会有个条件：得在中国航空图库里面发表过十张作品。“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真正了解航空，知晓航空，热爱航空”。让他欣慰的是，目前协会已经成为国内相当权威、具备很大影响力的一个航空摄影平台，“我们海南省航空摄影协会的标识，只有会员可以用在片子上。有这个标识，照片拿出去认可度更高”。
罗韬主张不必过分追求器材的贵与新，“我们圈里常说的一句话是，手头的器材就是最好的器材”。他认为拍飞机要在保证清晰度的基础上，加入个人艺术感受的充分表现，比如说，可以用慢门把背景追虚，凸显飞机的动感十足；也可以拍夜晚的天空，把灯光等各种元素叠加，拍出外星的科幻感……“飞机和艺术的结合没有固定模式，可以无限放大、扩展，横有横的好看，竖有竖的好看。有人拿600的长头拍出好片，有人拿普通的27也可以拍出好片”。
有一件事让罗韬特别难忘：2019年疫情暴发，武汉封城。解禁后，这座城的第一个航班是武汉飞三亚。得到消息后，罗韬和小伙伴们便周密安排起来：一定要拍到解禁后第一架飞机离开天河机场、落地三亚的瞬间。经过大家配合，那架飞机完整的起、降被拍得很成功，成为武汉解禁的标志瞬间之一。这张照片成为新华社当日最佳照片，被全球很多媒体转载，“很幸运，这么隆重的一个节点被我们抓住了，那天大家都非常高兴”。
后疫情时期，罗韬和飞友也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他们拍到很多国家难得一见的货机，“前两天群里特别热闹，大家都在欣赏刚在滨海机场落地的安2.5，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而且仅此一架，当时所有人都说，天津人真幸福，在家门口就能拍到大飞机，之前做梦都想不到它也飞来了”。
拍飞机，练体格，镜头一天要举上千次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罗韬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拍飞机不仅仅收获了作品，还收获了友谊，陶冶了情志，而且拍飞机对体能是一个绝对的考验，还特别锻炼身体”。他伸出右手臂比划着，“看看，明显要比左手臂粗，端相机端的。因为拍飞机时，飞机高速转弯的瞬间，用脚架根本追不上，镜头要不断地举起来，一天得举上千次”。
罗韬直言拍飞机是一个很辛苦的爱好，“每一张精美照片背后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前不久他和小伙伴一起去拍摄珠海航展，大家常开玩笑说自己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这一届珠海航展让飞友们特别兴奋，“没有外国的军机、编队过来表演，从静态装备到飞行表演都是国产的，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军机实力的一次充分展示，还有大量的无人机”。珠海航展有一个拍摄机位，大家都把它叫做炮楼，在跑道头的外侧。因为这个机位顺光，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制高点，“开幕时间是9月28号，据我了解，9月27号下午五六点钟就有人到炮楼去占位，等候第二天早上9点的飞行表演”。
罗韬他们不太喜欢上那个炮楼，第一是因为人多，拍的角度几乎是雷同的，第二也是人太多了比较危险。于是，他们实地勘察后，爬上一座山找到一个制高点。踩点时得知早上6点要封路，他们凌晨4点30分就起床出发，大概5点20分顺利到达山顶，还很幸运地发现几个荒废的房子，“等飞机来的空当，还可以休息一下”。每次拍航展也是一次好友的聚会与切磋，但罗韬老觉得有点遗憾，“既然要办航展，能不能让大家彻底参与，设立一个拍摄区卖票，又能创收，又能多出作品，还可以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让它传承……”。
拍了二十多年，罗韬觉得有时候拍的过程比成果更有意思。有件小事让他每次想起来都忍俊不禁。有一次他们去威尔士的音速峡谷，那里因欧洲各国的飞机进行峡谷飞行训练而著称，想要拍到飞机穿越峡谷的画面，需要爬山，从高处往下拍。因为海拔高且负重，那次他们爬得非常吃力。一到上面，大家就把野营炉支上，烤起肉来，接着烧开水，一人煮了一袋方便面，“打个鸡蛋，放肉，吃得特别香”，结果再四下一看，“我们这边吃肉边喝啤酒，旁边的外国摄影人坐个椅子，拿个干面包吃，都眼巴巴地看着这边”。兴趣相投的人聚在一块，干一件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事，“就图一个心情愉悦。”罗韬说。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