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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军统特务冒充我军旅长,企图行刺毛主席,幸亏被陈泊识破

1939年10月,正是陕北高原秋麦收割季节,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独臂侦察员,名为陈泊,又叫布鲁。对于陈泊的个人履历和来延安的情况,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

陈泊

不久以后,中央组织部根据陈泊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科长。

那么这个陈泊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刚到延安就能得到重用?

1909年,陈泊出生在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由于从小在海边长大,他不仅练就了健壮的体魄,而且拥有了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心胸。1926年,陈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参加了琼海工农红军。

1928年5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亡海外,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来又转到马来西亚,最终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马来西亚总工会任命他为纠察总队的总队长。在马来西亚期间,陈泊化名为“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当时的马来西亚

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名同志。1932年秋,上级命令陈泊诛杀李锦标,陈泊本来准备用自制的炸弹炸死李锦标,但他在做炸弹时却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被炸飞了一截,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医院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但爆炸声同时也惊动了警方,陈泊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并受到了审讯。审讯中,机智的陈泊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此案拖了将近一年,政府由于没有证据,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将陈泊驱逐出了马来西亚。

此后的4年里,陈泊先后辗转于香港、厦门、上海等地,他先后4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且常常只能靠乞讨度日,但他凭着非凡的意志力一直坚持与敌斗争,且从未放弃使用左臂,并琢磨出专门的训练技巧,强化左臂的力量,巧妙地用左臂克敌或防卫。

1936 年秋天,陈泊从上海来到西安,暂时在中共领导下的“红中社”办事处工作。此后他又被派往延安,进入红军大学读书。毕业以后,组织根据陈泊长期在海外从事地下工作的实践经历,任命他担任侦察科长,负责延安的情报建设工作。

红军大学旧址

陈泊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完全适应了延安的工作。有一次他从内部提供的情报中得知,在西安的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打探情况,其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

陈泊于是亲自布置人员,一举将这个“记者”抓获。经过审讯,他又萌发了一个乔装改扮、孤胆深入敌穴的计划:冒充这个特务,把那些潜伏在边区政府的特务“一锅端”。

第二天,陈泊打扮成这个特务的模样,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大摇大摆地来到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书记长见此人身穿皮夹克、呢大衣、黑皮鞋,戴着金丝眼镜,又拿着《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了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以为他就是自己人,不禁高兴地说:“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陈泊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陈泊

书记长回答说:“共产党盯得很紧,但我们还是在一些地方建立了网络,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然后书记长将肤施县安插在延安的特务全部告诉给了陈泊。陈泊又按图索骥,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搞到了这几个县里在延安安插的特务情况。回延安以后,他将各县的材料进行了整理,然后向各县的公安局下达密令,一举抓获了40多名隐藏的特务,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他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

陈泊于是连夜会见陈兴林,经过长谈,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胁迫当了国民党特务的经历,原来他本来是一名热血青年,1938年他与几个同学相约去延安,但走到临潼时却被军统特务截住,并被强行送到西安一个训练基地学习,3个月以后,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官。

汉中特训班

“汉中特训班”是军统于1939年9月在陕西汉中设立的一个专门培训特务的训练班,在这里受训的特务将潜伏到延安的党政机关、高校和群众团体,范围非常广。但因为潜伏进去的特务都是和上级进行单线联系,彼此都不认识,所以此次中统才会派陈兴林打入延安去联系他们,因为他曾担任过9期的特训班教官,能认识大多数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陈兴林向陈泊坦白了这一切以后,提出想回庆阳老家3天,去探望老母和妻子,并保证3天后一定会回到延安。很多人都担心陈兴林会一去不回,但陈泊坚持让陈兴林回去,他说:“我相信自己的眼力和判断,要充分信任人家,我敢断定他不会跑掉。”

最后陈泊不仅放陈兴林回去,还给了他一些钱,并送给他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非常感动,表示自己一定回来,陈泊则笑着回答:“别讲这些了,我们相信你。”

3天以后,陈兴林果然如约回来了。后来在他的指认下,陈泊带领保卫部门一共抓获了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地方的军统特务共56人,一举捣毁了戴笠精心布局的特务情报网。

陈泊

此案破获以后,在我党情报、保卫部门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感到非常振奋,他专门找到康生,并问他:“此案是谁破获的?”

康生说:“是布鲁(陈泊)同志破获的。”

毛泽东称赞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毛泽东

康生马上表示:“我们马上就研究,准备由布鲁同志担任保卫处的处长。”

不久以后,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他还与中社部治安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副部长钱益民并称为延安三大“侦察专家”。

1943年6月上旬的一天凌晨,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一个警戒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经过围歼,7名武装特务被全部打死。几天以后,富县边境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接连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事件,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马上命令在辖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具有特嫌的人员。

有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日常活动的安排时,看到这么一条信息: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3师第8旅旅长田守尧

田守尧

陈泊马上让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着田守尧是这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中央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越想越觉得不对,为什么田守尧随身携带的华中局开的介绍信会被弄丢?于是他给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发电,查证田守尧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的兵站回电,称田守尧并未从那儿经过。

收到这一情报后,陈泊马上来到了钱益民的办公室,并对他说:“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钱益民问:“哦,你有什么怀疑的证据吗?”

钱益民

陈泊说:“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进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个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却回电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他是特务!”

钱益民当即决定让陈泊审查“田守尧”,经过两昼夜的审查,此人终于招供,他原来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

原来田守尧等赴延安学习的团以上干部,于3月初从山东出发。3月17日,他们在连云港赣榆县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与日军汽艇遭遇,与敌展开激战,最终全部牺牲。

日军并不知道此次海战中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死者中有田守尧。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特务冒充他前来延安,准备行刺毛泽东。此人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却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他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还是没有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

陈泊

6月29日上午,刘少奇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了国民党准备派遣特务进入延安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方面狼狈不堪。

陈泊再次立下奇功,从此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出名了,他也因此被誉为“军统克星”

1949年广州解放以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在城内各地,广州的治安工作压力很大,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于是点名把陈泊调到广州,让他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陈泊到任以后,从地方和部队中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只用了半年时间,便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

陈泊和妻子

在陈泊的带领下,广州公安机关几乎扫清了国民党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广州治安明显趋于好转。

后来叶剑英曾评价说:“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1972年2月25日,陈泊同志病逝,享年63岁。

但人民不会忘记陈泊的功绩,2003年,作家蒋巍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将永远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