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著作《地狱归来》第四章 救赎之路 第二节 公平正义与自强不息（接上回：现代盗跖的故事）。以下为文章全文：
五类囚犯
我以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与一些囚犯讨论之后，可以将新加坡监狱中的囚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对自己的案件判决感到满意，甚至庆幸捡到了便宜（即认为判得较轻）者。这类人的总数，我相信不到1%。事实上，我只听见一个马来族小伙子说过这类的话。他因一边喝酒一边开车，撞死了正在路边画线的工人，而被判9个月监禁。他是庆幸被判坐牢而不必给死者家属现金赔付，因为他赔不起。
第二类，认为自己完全不应该坐牢而被判坐牢者，即冤判者，大约有10%或者以上。这类人包括因缺乏证据而以所谓的《内安法令》“55条”入狱者。我在A3监狱时，一位被判“蓝领”（即无刑期折扣）的囚犯，多次找我，对我说：“我以前犯过案，也坐过牢，然而，这一次我的确没有犯案。我这次是真真实实地被冤判了。陈先生，请你帮帮我！”后来，我听说他死在狱中，因为什么原因而死，我不太清楚。
我在A3监狱中，还碰到一位波兰人。那一天，我和他一起去监狱医务中心（CMC）看病。因为从A3到CMC有一段较长的路程，我们于是边走边聊起他的案子来。这位金头发的波兰人十分气愤地对我说：“我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抓我进来坐牢。我的确没有干过什么案子！”
原来，这位难友竟然也是在“55条”的名义下入狱的。我原来一直听说“55条”只对新加坡本国人使用，至此才知道还有外国人也因此入狱。
我在A5监狱时，遇上一位洋名叫阿洛的新加坡人，他也是在“五十五条”的名义下入狱的。他私底下告诉我说，他的确参与过小规模的毒品活动，但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一是这项毒品活动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他在新加坡从未进行过与毒品有关的事。他因此对我说：“我在新加坡没有犯法，为什么要以新加坡的‘五十五条’抓我在新加坡坐牢呢？”
二是阿洛被抓之前，已经洗手不干两年多了。
阿洛对我说：“我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甚至很多其他国家，都是不应该坐牢的。在澳大利亚没有抓我，澳大利亚也没有请求新加坡给我判刑的情况下，为什么新加坡还要送我入监呢？”
阿洛还情绪激昂地对我说：“新加坡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我出狱后得赶紧移民。哪怕是移民到周边的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也比在新加坡强！”
有的囚犯告诉我说，有一个艺人在马来西亚度假期间，有朋友请他吃过某种在马来西亚属于灰色地带的所谓的毒品。当他回到新加坡后，经验尿发现，他在马来西亚服用的那种毒品，在新加坡被视为非法，结果，他被投入监狱。但他在新加坡从未吸毒。
我以上举的例子虽然都是毒品的案例，但是并不意味着自己认为被冤判的全是与毒品有关的人。我之所以举了这么多与毒品有关的例子，是因为在新加坡监狱中，与毒有关的囚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这里也丝毫没有认定某一个案子被冤告、冤判的意图，但是，我强烈持有这样的观点：
首先，控告、审判必须完全基于事实。如果事实不足或不清，甚至根本就没有事实时，就不应提控与判刑。像“55条”之类的仅基于几个证人的证言，就把人囚禁长达5~6年的做法，是不能服人的。试想：假设一个真正的犯罪团伙要诬陷一个无辜的人，其数个成员一起捏造证言，或者自己犯罪后把责任推给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司法当局以“五十五条”抓这个无辜的人坐牢，岂不是助纣为虐吗？
其次，新加坡司法当局既然是以新加坡的法律抓人坐牢，那么，就必须以被抓坐牢的人肯定触犯了新加坡法律作为定案的依据，否则，就应由该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国家（或地区）提控或定刑。除非该国另有请求。
上述解释与观点，也适用于本书的其他地方。
第三类，在新加坡监狱坐牢的囚犯，约有85%认为定刑不当或量刑过重。
还是先以毒品类囚犯为例。许多囚犯对我说，他们明明只是自己或与朋友一起吸毒，但在量刑时却被按贩毒处理，受到了比吸毒严重得多的判刑。同样，有些被判贩毒者，实则是自己拥毒消费，而非出售给他人获利。
我在狱中的SDM公司工作时，和新西兰人格拉瀚·搏一起工作了一年多。他告诉我说，他完全是自己拥毒消费，但警方抓他时便用贩毒的名义指控他。由于他是一个国际大公司的总经理，拥有雄厚的实力去对付虚假的指控，再加上他的大使馆给予他强有力的支持，最终他在吸毒的罪名下被判两年监禁；否则，如果按贩毒定刑，他会被判至少五年徒刑。格拉瀚告诉我，按新西兰法律，他是不应该坐牢的，既然违反了新加坡法律，他也认罪，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被滥施刑罚的。有实力的人可以这么说，可是，对于一个连1000新加坡元的律师费都付不起的新加坡普通公民而言，他们能这么说、这么做吗？即使他们能说，又有谁听呢？更别说去改变当局执意要实现的结果了。
有个名叫Micheal的新加坡囚犯，他因偷了75新加坡币，被判15年无刑期折扣徒刑。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因为再怎么说，他的赃物、赃款总共只有不到100新元。我在狱中见到一个祖籍为印尼、后加入新加坡籍的囚犯，他从银行通过转账的办法窃走700多万新元，却只被判5年；我又见到两名伪造信用卡的印尼人，涉及赃款都超过Micheal数万倍，分别只判5年。相比之下，Micheal作为一名小偷，无论从赃款数量还是作案手段上看，都比不上这三名囚犯，可他的刑期却高于他们3~4倍（这三名囚犯的刑期为有折扣刑期，即每年折扣1/3）。须知，新加坡是案例法国家，怎么在量刑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有人可能会说，Micheal是多次犯罪入狱者，他的“案底很臭”（囚犯的行话）。这其实也是我要列举的第三个例子，因为几乎所有的“蓝领囚犯”都抱怨量刑过重。不少这类囚犯告诉我说：“即使以我们的案底量刑，也应该更主要地以本案为准。再说，我们以前犯过的罪，已经受到了处罚。”
我继续以Micheal案子来解释这些囚犯的抱怨。Micheal的小偷行为，如果完全不去考虑赃物、赃款的因素，一次小偷行为的最高刑期为3年，给予他最高刑期——3年的蓝领，已算是对其重犯的加重处理了，因为非蓝领囚犯被判3年罪只需坐牢2年。因此，即使考虑重犯囚人的不良记录，也不应该没有顶限地加重刑期啊！
我还听许多囚犯说，有一个小偷因偷窃了两个易拉罐的食品（或饮料），被判半年左右的时间，在他接近出狱时，因主控官上诉，而将其刑期改判到20年（蓝领）。该囚犯怎么也想不通，结果在狱中自杀身亡。有的囚犯告诉我说，这个小偷被加刑的消息张贴在女皇镇候审监狱，以儆效尤。如果这一事件属实的话，那真是骇人听闻。
我在狱中亲眼见到一个书面材料，讲的是一名新加坡印度族人，名字我记不住，他被指控欺骗，在地方法庭被判坐牢6年。但他不服，于是上诉到高庭。他本指望判他无罪，结果却被加刑到14年，是原判决的2倍多。我在SDM工作时，有几个囚犯曾与那位印度族犯人同住一囚室。他们告诉我，不仅那位被加刑的囚犯常常抱怨没有公平正义，就是光听着，也深感不寒而栗！
在中国，我们在谈起司法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涵盖了定刑与量刑等方面。写到这里，我还想起我国古乐府《鸡鸣》。它写道：“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这首诗后来被引入“ 三十六计”，成为其中的一个计谋，即李代桃僵计。这首乐府被后人取“李代桃僵”为成语，比喻以此代彼或代人受过。
依我看来，无论是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及受害者个体利益出发，还是从惩前毖后、以儆效尤的角度考虑，在给犯罪人定刑时绝对不能张冠李戴、李代桃僵，用本不适合的罪名强加于人。而且，当85%的囚犯抱怨存在不当定刑问题时，那么，所保护的就不一定是社会整体利益，甚至还可能侵犯了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囚犯也是社会大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也会因囚犯的定刑不当而蒙受利益的伤害与损失。除此之外，法不责众。定刑不当、罚不当罪是起不到惩戒作用的。
虽然量刑很难做到十分准确，但宁重勿轻的观念和做法也是违背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的。不少囚犯甚至狱官都告诉我，这种宁可重罚不可轻判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或“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霸道行为有什么两样呢？
第四类，大约有3%左右的囚犯，听天由命，对自己是否应该坐牢或刑期是否恰当等，置之不理。
在这些人中，大约有1/3的囚犯是神经有些问题的，甚至根本上就是精神病人。我听说，对于有暴力倾向并实施暴力的囚犯，有几个处置方法：首先是进行长期囚禁，即不给安排工作。我认识一位暴力囚犯，在4年的时间内被关在囚室内没有出外工作。那些过失较重的、在狱中打斗的暴力囚犯，有的被全身赤裸地锁住四肢，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内，屎尿就躺在地上解决，直到第二天才由别的囚犯替他用水龙头冲洗。这种人即使在吃饭时也只是临时松开一只手。我认识的一位囚犯，曾以这种形式被囚长达9个月。若有的囚犯比这种囚犯更加暴力（包括在狱中殴打狱警者），除了实施鞭刑外，还会被注射镇静剂。我听说，凡被注射镇静剂的囚犯，即使停止注射后，神经也会变得十分迟钝，对周围的人和事变得非常麻木，甚至走路也有点像机械人，有的人则会出现双手发抖的现象。
在第四类囚犯中，另外1/3的人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自我麻痹者。这些人多半是自小入狱、进出监狱多次的囚犯。他们中有的人曾经尝试过改变，但没有成功。这部分人缺乏教育、不懂法律，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公平正义的概念，因此，他们也无法判断自己所受到的惩处是否恰当。
在第四类囚犯中剩下1/3的人是盲目相信政府和司法者。其中，有的人根本不去思考公平正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既然已经被依法判决，那就一定是公平的；也有的人虽然心里有委屈，但是盲目相信判决本身自有其合理性。
有一名囚犯在与我探讨司法公正时，对我说：“谁叫你去犯罪呢？只要你犯了法，就不要去考虑公平正义的事。不管法官怎么判，接受就是了。”
这位与我探讨公平正义的囚犯，是个很聪明的基督徒。他常常跟我谈起《圣经》中记载的约瑟和摩西的故事：约瑟因女主人诬告而被囚禁至少两年，后当上埃及宰相；摩西曾杀人，但因逃离并未受刑，最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被奴役的处境。
我借此问这位名叫少强的囚犯：“通过约瑟和摩西以及现代社会中类似的例子，你难道就没有看出非公平正义的情况存在吗？同是犯法，一个人因偷两罐饮料的小偷行为而被判坐牢20年（无刑期折扣）；而另一个涉及数百万新加坡币的贪污犯被判6年（有刑期折扣）并提前一年出狱（享受监外执行计划）。这两个案子的当事人都是多次犯罪，这公平吗？”
少强还与我就此话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辩论，最后他对我说：“不管怎么说，新加坡的司法就是比其他国家的公正。”
我于是问他：“在与我接触之前，你与多少国家的人进行过较深入的交谈？你去过几个国家？”
他很坦率地告诉我，除了与我谈起司法公正外，他从未与第二人谈及类似话题；他对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他除了去过马来西亚的新山（靠近新加坡）外，从没有去过其他国家。
我于是问他：“你怎么如此肯定新加坡司法比其他国家公正呢？”
他回答我说：“难道你没有看报纸吗？新加坡在国际上不是经常得奖，其他国家不是经常出现这类或那类的丑闻吗？”
少强的这种盲目，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在狱中，一些囚犯见到我时还常常说：“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但老百姓的收入听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啊！”
我于是问他们：“你30年前每月多少工资？”
答曰：“1000新加坡币。”
我又问：“你现在出狱后找工作每月工资多少钱？”
他回答我说：“现在很难找到工作。如果通过‘黄丝带计划 ’找工作，每月工资为800新加坡元。”
我进一步与他确认：“那么说，你的工资水平下降了？”
他说：“是啊！”
我问：“是因为你是囚犯吗？”
他回答：“其他人找工作时也基本是这个水平，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最多为1000新元。”
我于是告诉他，中国一个与他有同等学历和工作技能的工人，30年前找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人民币，现在找工作的起始工资约3000元人民币左右。在此期间，两国的生活成本都在上涨；货币币值都有变动，但总体上新加坡的生活开销会远远高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我比较过一些商品，比如说：一个同等品牌和质量的苹果，在新加坡花一新加坡元买，在北京花一元人民币；同等距离的公共汽车，在新加坡花费一新加坡元，在上海也花费一元人民币。
我虽然没有从购买力等方面去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以上比较也足以让这位囚犯恍然大悟。
其实，对不少新加坡人来讲，尽管今天的资讯如此发达，他们仍然是只知有秦，不知有汉！
至此，我不得不佩服新加坡当局的驭民谋略和新加坡媒体的影响力。2007年，我在狱中读到有关李显龙总理回答韩国媒体提问的新闻，在涉及部长和政府首长加薪的问题时，他谈道，小国比大国更难管，因为小国管不好，老百姓会移民他国。想到他的这个结论，我更加“钦佩”新加坡当局的管理水平和技巧，因为在一个如此难管的小国，他们却管理得那样“好”，管理得竟有1%左右的囚犯虽被判坐牢却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第五类，最后1%左右的囚犯是逃避现实者以及替人顶罪者。我在狱中了解或亲自见到，有的人因为谋生困难而选择入狱，有的人因为躲债而犯罪入狱，有的人因为冤判之外的原因而替人顶罪。
我在狱中听到一位牧师对众人说，一位囚犯出狱后因受不了家人的抱怨又选择犯罪入狱；另一名囚犯因出狱后长期找不到工作，而选择以吸毒的方式再次入狱，以求得生存。
从以上新加坡监狱中的五大类囚犯来看，至少有90%的囚犯抱怨司法的不公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但更可怕的事情是，有相当多的社会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公正。这是因为不公正从来都不是贴着不公正的标签，正相反，它总是打着公平正义的幌子干着罪恶的勾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