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宇翔
二零二二香港特首选举，现时大热门、盛传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候选人李家超成功当选。
由于香港疫情、内外形势风雨如晦，第六届特首选举破天荒容许李家超一人“入闸”，竞选团队则是横跨建制派各个派系的“全明星阵容”，甚至由香港人大常委谭耀宗辅选，种种特事特办的做法都代表著中央政府对李家超期望甚殷，期盼他能担当“救时特首”，挽救香港自二零一九年以来的衰颓，治标兼治香港的“九大难题”，令香港从低谷反弹。
李家超之所以能雀屏中选，受命于危难之间，成为特首大热，是有四大优势：一，李家超对外部势力有足够战略定力，尤其是他个人面对美国、英国制裁面不改容；二，具有多年管理经验，处理社会动荡事件手法成熟，在中央关于疫情援助香港及港人的措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担当，对香港也有抱负；三，疾风知劲草，李家超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风暴当中这种重大时刻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平定社会骚乱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四，李家超为人有胸襟，能包容、接纳各党派以及来自中国内地的意见，能团结社会各界，也能促进内地与香港的良好沟通，不会阳奉阴违。
因此，李家超具有能力面对未来五年香港的“九大挑战”：一，改变“假清零，真共存”的局面，真正让香港实现“动态清零”，落实内地与香港通关；二，捍卫香港的国际形象，摆脱香港因为反修例与疫情被欧美污名化的态势，主动宣扬香港的正面事迹；三，将港独力量根除，落实国家安全，将已经地下化的港独势力清除；四，保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推进人民币业务在港的发展；五，纾缓香港房屋问题，让香港人住上体面的房屋，解决臭名昭彰的“劏房”问题；六，促使香港产业适度多元化，摆脱只仰赖地产和金融的情形，推进香港创新科技发展；七，整顿香港公务员体系，处理公务员内部“黄丝”问题，以及解决在疫情里暴露的懒政、“程序至上”官僚主义作风；八，推进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融合，打破过去三年受反修例、疫情影响毫无寸进的局面，落实“北部都会区”发展方略；九，落实基本法赋予香港政府的宪制责任，包括《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以及推进香港民主进程，使香港在二零四七年落实“双普选”。
这“九大挑战”是香港未来五年要面对的难题，也是“深层次矛盾”，今年是香港回归的二十五周年，也决定了李家超能否落实其施政方向中的“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奠定香港发展稳固基石”。
1、改变抗疫“假清零，真共存”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以来，染疫人数多达三十万，据政府估算，更可能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多达约一百八十万人，死亡人数更多达八千多人，约千分之一人口死于新冠肺炎，从原来的防疫优等生瞬间变成差等生，是两岸四地当中表现最差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更被批评是奉行“假清零、真共存”的政策，嘴上虽然强调要进行“动态清零”，但全民检测、隔离设施的落实远远滞后，致使错失“动态清零”良机，引发内地各级政府不满，祸延上海、广东。若李家超上台，当务之急就是处理疫情，被视为改变现届政府政策的人选，有望通过全民检测达至真正的“动态清零”，以及与内地通关。
2、捍卫香港的国际形象
香港在过去三年以来，国际形象急剧下跌，从反修例风暴开始，西方媒体针对警察执法以及政府处理手法横加攻击，示威者的“国际线”宣传抹黑香港国际化、繁荣、稳定的形象，尤其是国安法订立后，西方传媒也渲染香港“一国两制已死”，而过去三年香港政府在文宣战上几近没有还击之力，新一届政府需要更努力走出去，主动建立香港的正面形象。
3、根除港独力量
从二零一二年香港“反国教运动”开始，强调香港“本土意识”的本土运动迅速发展，直到二零一六年旺角骚乱更让“港独”由闪烁其词到图穷匕现，到了二零一九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根据各项民调，港独的支持者已达到市民的三成之多，尽管经过了国安法的洗礼，但港独的根仍未除，在去年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就认为要慎防港独的文宣的“地下化”，到了今年也认为港独运动有“本土恐怖主义”的趋向，预料他上台后会更严厉打击港独运动，消除国家安全隐患。
4、保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过去一年，有别于美国股市节节上升，港股则是反方向跌跌不休，受到反修例运动和疫情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受到动摇，相当部分金融机构将位于香港的亚太总部分拆，内地业务迁往上海，亚洲业务则迁往新加坡，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在去年更增加股票印花税，与美国、新加坡减少印花税的潮流反向而行，香港面对外部金融市场剧变的情况下，只能亦步亦趋，例如美国、新加坡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上市模式已大行其道数年，现时香港才有第一间“SPAC”，新一届政府要改变过去挨打的局面，引领金融潮流，尤其是推动人民币业务，例如现在研究已经完成的“人民币购买港股”等等，都需要在下一届政府得到发展。
5.解决房屋深层次矛盾
香港住房问题是“老大难”的深层次矛盾，港澳办与中联办“两办”已多次发声，要求香港政府正视房屋问题，在去年国庆前夕，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更到“笼屋”户进行探访，表示“二十万人居住条件如此的艰苦，绝对让人感到心里面很沉重”，强调中央非常关心相关问题，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研讨会上，表明期盼“告别㓥房”，但特区政府却会错意，以为只要在二零四九年以前解决即可，忽视了问题的紧逼性，没有在现届政府大刀阔斧改善市民居住环境，预料李家超任内也需要把“告别㓥房”提上议事程。
6、促使产业多元化，推动创科
香港产业结构是偏重地产与金融界，尤其是地产相关收入占港府收入近半，超贵地租也使香港创业环境恶劣，更使香港产业单一化，青、中年缺乏社会流动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以来，中央已多次强调香港需要做好“创新科技产业”，让香港有更多的创新，带动新产业，也能创造新的中产阶级，现届政府已推出“北部都会区”，奠定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大局，只是规划时间太长，要二十年方可见功，未来香港政府在李家超领导下，也需要加速“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推动高增值的“再工业化”，为香港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
7、整顿公务员体系
在回归之初，香港公务员体系被视为亚洲最佳的公务员体系之一，廉洁、高效，但在近年来形象却悄悄被扭转，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风暴最艰难的时刻，公务员团队内部就出现“窝里反”的情形，劳工处担任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颜武周更在当时带头参与反修例中的反政府示威，直到国安法颁布后，仍有相当部分公务员拒绝宣誓效忠，足证公务员体系仍未能与政府高层同心同德。“黄丝”势力盘根错节，以“程序第一”的名义，实为懒政。这波疫情期间，食环署甚至与在前线派发抗疫用品的社区组织、义工多次发生冲突，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亟待整顿，焕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
8、推进与大湾区融合
从二零一五年中央首次抛出“大湾区”概念，到二零一九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已有三至七年光景，但自二零一九年以来，先是受制于反修例之乱，后则是疫情困扰，致使内地与香港长期无法通关，香港对大湾区发展的参与、配合仍是停留于概念的多，落到实处的少，现届政府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中已开始尝试提出与大湾区城市，尤其是与深圳的合作，逐步开放沙头角禁区，“双城三圈”的规划都需要两地政府合作，更是必须建立在通关的前提之下，展望下届政府在达成与内地通关的前提下，将与内地各级政府更紧密地合作推进“大湾区”发展。
9、落实二十三条与双普选
香港回归二十五年以来，“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历程走了一半，要求香港进行的《基本法廿三条》至今仍毫无寸进，与此同时，“双普选”的权利也屡遭折戟沉沙，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恰好处于“一国两制”事业的一半之境，无疑，正如李家超多次提及，下届政府必定要完成“廿三条”立法，但与此同时，也需要为未来“双普选”打下基础，香港才有机会在二零四七年“五十年不变”之前达成“双普选”，完成基本法赋予香港政府的宪制责任，也落实基本法对香港入庄严承诺。
今年是香港处于低谷的一年，“九大挑战”有先有后，但都是下届特区政府必须取得进展的领域，过去三年香港已受到很深的创伤，如在未来五年仍无法在这“九大领域”取得长足发展，香港恐怕就要面对沦为“二流城市”的命运，新任特首大热李家超被视为胸襟广阔、“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物，香港也恰恰在低谷之中需要“恢宏志士之气”的历史机运，“九”在中国传统是阳尽之数，代表了登上特首大位的机会，但中国人也相信“亢龙有悔”，在建制派空前大团结、众星拱月之下，若新政府仍未能做出成绩，将会令香港人更加失望，也令香港政府管治威信步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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