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如果崛起的中国复兴了亚洲价值，并且成为另一种选择，西方也会再次围剿。
作者/郑永年
当“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讨论“亚洲价值观”时，尽管有不同定义，他们都从正面来论述。历史地看，“亚洲价值观”是其它各种否定亚洲价值观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义的论题的反论题。
当中最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概念自古希腊时代产生至今，其内核从没发生过大的变化。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去寻求经验证据论证其存在。从规范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变甚至抛弃。
“亚洲价值观”并非亚洲人本身去和西方价值观比较的产物，而是西方人“发现”了亚洲，也是西方人首先界定了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由亚洲人自己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则只是1980年代后的事情，而且是回应西方所界定的“亚洲价值”的被动产物。在宏观文化层面，今天亚洲人所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就是对西方固有的亚洲概念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反应。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走向强大，到了近代西方诸国成为世界强权。所以，近代以来，世界力量格局的基本事实，就是西方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西方的文化宗教、经济、地缘政治等利益向非西方世界扩张，对非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的定义权，也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一直处于被动局面，要不沉默，要不只是少数人发发牢骚而已。对非西方世界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接受的唯一观念就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因此，学习西方文明，改造甚至抛弃自己的文明，就成为非西方世界的“目的”。
对东方认知的三个阶段
从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而言，如果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西方对亚洲（尤其是中国）价值的认知（定义），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漫长的文艺复兴（公元13至17世纪）是第一个阶段。当时欧洲开始走出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时代。为了“复兴”，欧洲人不仅从他们的文明源头古希腊寻找思想和精神的源泉，也到东方（包括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寻找。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强调与宗教相对的科学和人本身的价值。西方在东方寻找到了科学（阿拉伯的数学），也寻找到了理性精神（中国的世俗文化），并把东方因素和古希腊因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西方在东方的寻找，主要是通过东方的古典文献，并且是通过传教士这一群体。在这段时期，西方人关切的东方，其聚焦点在于宗教、文化和信仰层面的东西。同时，传教士这一群体和一些商人，也开始对亚洲社会有了一些亲身的体验。
欧洲的启蒙运动（17至18世纪），是欧洲人对东方和中国认知变化的转折点。启蒙时代一方面承继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包括东方文化，更具有批评精神。如果文艺复兴的主题是挣脱宗教时代的愚昧文化，建立新的理性文化，启蒙运动所关切的不仅是继续这样一种理性文化，而更是要进一步确立理性的制度体系。启蒙时代是批判的时代。启蒙运动者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等因素，另一方面也竭力批评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尽管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到了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对这个概念作比较系统的思考。
对东方和中国价值比较系统的认识，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西方的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了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对19世纪的欧洲作家来说，有关东方和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东方和中国没有发展出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从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则从文化的角度，也就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探讨同一问题。综合两位大家的观点，结论都非常明确：东方和中国，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产方式还是宗教文化层面的精神要素，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缺失，是亚洲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
20世纪仍然是西方的世纪，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二战之后纷纷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能力形成自身的话语。西方因此得以继续主导亚洲和中国的论述。中国在1949年结束内战，但同样没有任何条件建立自己的话语。当时的亚洲处于冷战状态，中国属于前苏联阵营，而其他很多国家属于西方阵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西方的要务。西方的知识界开始转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水利社会”的概念，对西方世界早已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做了系统的探讨。
冷战结束后，民主政治成为西方话语的主流。在1980年代之后，西方式民主扩展到东亚社会，包括韩国和台湾地区。1990年代初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在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西方一片乐观情绪，产生了当时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理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成功地把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话语，扩展到亚洲社会。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西方对东方和中国价值的界定，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经济到政治的演变，但其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那就是亚洲价值是其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西方从亚洲社会经济的落后，寻找亚洲被西方打败的原因，再从文化、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亚洲经济落后的原因。这样，关联点被建立起来，即亚洲价值促成亚洲的落后性。要走出落后和亚洲价值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就要抛弃亚洲价值，接受西方价值及其建立在西方价值之上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自近代以来，亚洲社会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只不过并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在知识层面，而是表现在行为层面，例如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或者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亚洲价值观的围剿与反围剿
就东亚社会来说，西方完全主导亚洲的情况，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跃升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开始得到改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打败西方国家，表明亚洲人也是可以成功的。然而，日本很快就误入歧途，学习西方，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不仅没有帮助亚洲国家“共荣”起来，反而侵略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更多的亚洲国家落到了西方的势力范围内，它们只能接受西方的话语。尽管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例如日本的民主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但为了和西方保持“认同”，它们都拼命地假装成西方民主。面对强大的西方，亚洲国家的共同策略，是强调和西方的一致性而隐藏不一致性。
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口，在于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到1980年代，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跃升为富有的“第一世界”（李光耀语）。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这些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不过，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很快就中断了。
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人们机会来反思西方价值和亚洲价值。不过，这次的战场转移到了中国，亚洲价值变成了中国模式。如果说1980年代的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围绕着中国崛起的亚洲价值则会长期持续下去。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中，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被视为是西方化的产物，只有新加坡的模式被西方视为是偏离了西方价值。李光耀既是“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更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中国则很不一样，不仅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极其庞大，是所有东亚经济体所不可比拟，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国，其文明的主体性不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产生了非常严肃的学术和政策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使亚洲价值成为西方价值的另一个选择吗？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命题。西方并不认为亚洲价值会取代西方价值，因为作为文明的西方价值根深蒂固，没有任何其他价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担忧的是，会出现西方之外的价值选择吗？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一神教”），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政体都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因此，当1980年代出现“亚洲价值观”时，西方群起而攻之，围剿“亚洲价值观”，参与围剿的更是亚洲社会那些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价值观的社会群体。
同样的道理，如果崛起的中国复兴了亚洲价值，并且成为另一种选择，西方也会再次围剿。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互动已经开始。围剿者当然要绞杀中国所体现的亚洲价值观，而反围剿者则力争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存在的合理性，有些甚至开始夸大这种价值的优越性。因为争论的战场在中国，亚洲其它地方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接。不过，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这一战场迟早会延伸到其它亚洲社会，尤其是东亚社会。
本文摘选自郑永年作品《贸易与理性》，更多精彩观点请读者阅读本书
《贸易与理性》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关于未来贸易趋势的一部系统理性思考的著作。本书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本质进行深度思考与分析；并对中国如何应对作出战略性考量，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开放就不可能被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