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戴天文
编辑 | 李芳
第三届平遥国际影展在10月16日举办荣耀之夜，表彰华语电影的奖项费穆荣誉，共有9部影片入围，5个奖项最终都集中在3部影片当中。《热带雨》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海面上漂过的奖杯》获得特别提及和最佳男主角，《日光之下》获得最佳导演。
费穆荣耀的五名评委，分别是导演陈冲、导演张一白、导演霍猛、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总监乔治·戈塞蒂。评奖时，他们5位几乎对这个结果没有发生太多争论，除了获奖影片之外，只有一两部影片曾进入讨论范围。起码在张一白看来，其他的影片分别都有一些亮点，但相对而言，这三部影片非常突出，是他们五人“不约而同”做出的选择。
张一白最欣赏的，是这些青年导演的影片当中体现的“现实性”。它们不仅拥有对现实生活进行反应，还将表达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更多的笔墨集中在从乡村往城市的迁移、变化过程中的故事。”
获奖影片中的两部《日光之下》、《海面上漂过的奖杯》，都符合这一特色，将关注点放在国内的中小城市里的小人物。纵观近期青年导演创作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数都因为生活体验、创作风格和制片预算上的种种因素，而相对趋同这一风格。获得最佳影片的《热带雨》，是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最新作品，聚焦的对象也是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人，相对其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影片，能够带给观众更加不同的体验，用略有出格的男女关系，对新加坡的文化和社会进行了多样化展示。
虽然担任费穆荣誉评委，但并不经常能在平遥电影宫里看到张一白的身影，尤其是夜间酒会这样的社交场合。他基本刚刚结束《我和我的祖国》的工作，但在担任评委的同时，还有不少手头的工作正在同时进行，常常早上9点就起来看片，中间因为其他事情还从平遥回了北京一趟。同时，他还把一名正在进行的另外项目的编剧带来平遥，能够随时对剧本创作进度进行监督和修改。
近两年，张一白分别担任了《后来的我们》和《来电狂响》的监制，《后来的我们》还获得了本届金鸡奖五项提名。两片的导演刘若英与于淼，虽然都有着丰富的电影经验，但都是首次担任导演，张一白全面的监制和丰富的经验，给他们的项目带来巨大帮助。张一白也非常愿意跟前来参加平遥影展的青年导演进行合作，非常欣赏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不论他们之前的作品成绩如何，“我只在乎他对影视有没有激情、有没有热爱、有没有沉下心去做。”
张一白执导的正在制作当中的最新网剧《疯犬少年的天空》，他就找来新导演进行合作，“他只拍过一部片，很失败，好多人问我为什么找他，我说我不在于他的成败，只在乎他的执着。他拍完后我让他一定要把后期从头盯完，半年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工作，这种就是我喜欢的，有定力，有热情，有坚持。”
界面文娱对话张一白：
界面文娱：其实很少看到你担任影展评委，这次是如何决定担任第三届平遥影展费穆奖的评委的？
张一白：大概七、八月，贾导（贾樟柯）给我打电话说的。这两三年一直忙着，拍片子，当导演、做监制，又是电影又是剧的，所以我赶紧算一下时间来不来得及。今年其实上海电影节、FIRST青年影展，都找我做一些创投或者这个那个的，确实是（很忙），但还是希望有机会在这些地方，跟年轻的导演、电影人去接触、认识。参加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展，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由、很放松的，能看到很多有才华的导演和新作品，而且到这里来，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看电影。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很难集中六、七天的时间天天看电影，哪怕现在电影院很火的电影，也是要在日常中挤出时间，或者不吃晚饭什么的，才能去看。这次完完全全就是投入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而且还很愉快，尤其是刚忙完《我和我的祖国》，从另一件事中脱离出来。
一般忙完一个项目，我就会出去旅游或者逃避一下。因为电影不管是拍摄还是宣传，都是高强度沉浸在一个事情里，当你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往往是个急刹车，停下来时候内心有一种失落的，但是我们迅速让这件事（当平遥影展评委）接过来，帮我平复了一种情绪和心情。
界面文娱：这种青年导演的片子，之前你看得多吗？
张一白：多，好多，之前老有人送片子来看，或者请我去他们办公室挑一挑。我也一直关注青年导演的创作，包括我们导协（中国导演协会）的青葱计划，经常要发一些剧本、故事，比如这次《番薯浇米》，在第一个阶段我也参与辅导过。
界面文娱：费穆奖参赛的一共9部影片，哪部给你印象更深？
张一白：那不评奖的评出来了？大家喜欢的都还是比较集中，基本就在（得奖的）那几部片子中间。我喜欢他们中间的这种现实性，在这次影展的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现实，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很多元化，有不同的手段、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手法。每个故事你都看得出来，尤其华语电影，这些故事的发生环境背景，都是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更多的笔墨集中在从乡村往城市的迁移、变化过程中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也感到了一些启发。
界面文娱：最终颁奖其实集中在3部片子上，真的特别集中。
张一白：这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没有什么我们要去平衡的，大家都还是坚持自己的审美，坚持己见。我最喜欢的也是这3部片子。其他片子也有各有喜欢之处。
界面文娱：来平遥之前你提到刚刚忙完的《我和我的祖国》，你除了拍摄了一部短片，还是总策划，主要负责做了哪方面的安排？
张一白：基本是主导了整个电影的宣传和发行，在后期我也协助凯歌导演在电影的连接和包装上做一些工作，安排设计手写镜头的拍摄，电影的片头800格的红旗飘动，我都带团队花了两个月来做这些。
在这方面，我这几年确实积累了一些东西，不能都用在自己电影上。有机会帮其他导演服务，我也是可以花时间去做的。同时对我也是挑战，7部短片和主旋律的属性，如何在国庆档市场上拿到一些地位。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次有意思的创作。我们只能就电影，把每个导演展现的才华、投入的情感提炼出来，让更多观众进去。其实这个电影是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做，在这个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中，我们能让这个电影走到哪一步，是对我们创作的考验，也是对观众的考验。这个时代已经变了，是抖音的时代，是短视频的时代，观众审美会不会变化？审美会不会对大电影的叙事产生影响？都不知道。
界面文娱：你可能是国内导演中最懂宣传的几位之一了。
张一白：这个行业里从事的所有工作都是创作，要带着创作的心态去做。每出一次物料、做一个活动，就像话剧一样，直接面对的就是好不好的反应。这种创作也是对观众的一次次了解。《我和我的祖国》7部片子，7个导演，每两周三部预告片，发出来之后，会知道故事在观众心中会有什么反应，是从小视频把观众引导到大银幕。
界面文娱：这两年当《后来的我们》和《来电狂响》监制的时候，你也算是跟新人导演进行合作。你是怎么跟他们进行沟通的？
张一白：刘若英之前算是明星，于淼之前是很资深的编剧，所以我作为他们的监制的话，是根据他们的需要（进行帮助）。剧本阶段我比较在意，比如《后来的我们》在大纲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会给刘若英提出建议，坚持故事一定要现实，这个爱情要有现实背景，要落地。那个故事原来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两个年轻人身上，要把他们改成内地人北漂。还有原小说里父子的亲情，虽然中间很多挫折，但这条线对电影影响（很大），我一直让导演坚持这条线，包括表现手法用黑白展现现实，回忆是彩色的。
《来电狂响》虽然改编自意大利成功电影，但我也会对剧本提出意见，除了从大方向进行把握，我就提出来一定要中国化，涉及到故事发生环境、现实主义质感、人物的身份和困境，而不是之前的欧洲文化、伦理背景下的故事，这就需要跟导演不断磨合沟通。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来说，结尾要有回归感，做电影不是讲家庭如何分裂，而是如何在面临分裂困境后重新找回家庭存在的意义，无论政策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市场策略上，这个都是必然，这就是中国观众的审美。
其他的，就是有时候我会去现场呆的时间长一点，给导演帮忙出主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监制就像一个健身教练，需要练腹肌就告诉你腹肌怎么练，需要胸肌就告诉你胸肌怎么练，需要练核心就告诉你核心怎么练。
界面文娱：既要帮助他们完成，又要保证这个作品是他们的，还能保持特色，这个应该挺难的。
张一白：对，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导演是在拍他们自己的作品，不是拍张一白的电影。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在大方向、大原则上得一致、统一，如果这个南辕北辙（就没法弄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由，只是看你我能不能磨合碰撞出更好的火花。
而且如果一个导演有了执念的时候，一定要支持，比如刘若英当时找了李屏宾老师，其实我们有别的摄影选择，那我就支持，因为我不能让导演每拍一个镜头就去想如果是李老师拍的会怎么样。所以哪怕我们预算和时间上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要支持。
界面文娱：这次来参加平遥影展，如果这里的年轻电影人想跟你进行合作，会考虑吗？你会更多考量作品本身，还是年轻人体现出的一些素质？
张一白：会考虑，如果我喜欢，这个前提必须是我得喜欢，而不是为了做而做。我不会在乎他之前的成败，我只在乎他对影视有没有激情、有没有热爱、有没有沉下心去做。我刚拍完《疯犬少年的天空》，也找了一位年轻导演跟我一起拍，他只拍过一部剧，很失败，好多人问我为什么找他，我说我不在于他的成败，只在乎他的执着。他拍完后我让他一定要把后期从头盯完，半年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工作，这种就是我喜欢的，有定力，有热情，有坚持。
界面文娱：现在很多人对你的印象都是集中在爱情片上，你是如何一直将兴趣保持在这上面的？
张一白：我觉得不只是爱情，是我对人类情感（的探索）一直是孜孜以求的吧。人类情感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的产生、发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社会、看到人生。在我之前的电影里，这方面都有探讨，只不过大家容易被几部成功的影片吸引，觉得只走这条路线。其实在《好奇害死猫》、《秘岸》阶段，对男女情感中的另一种状态，也关注探讨过。随着近些年的作品，我对情感越来越……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发生在现实环境中间的这种爱情，一定是充满人间烟火的爱情，比如到了《我和我的祖国》里的《相遇》，这种爱情已经是大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情感的分离和组合。所谓匠心，我就专门做这个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里研究、观察、记录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生活，以及感情带给他们的变化。
界面文娱：近些年的作品中讨论的情感还相对主流，有没有考虑进行一些类似今年平遥影展里的作品讨论的更加小众人群的情感？
张一白：我希望能碰到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故事，可能在我下下部电影里会有，因为我也不知道剧本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各种的情感我们都很关注，我觉得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就是这些，当我们谈到所有的情感时，最后归结到底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哪怕是很绝望、很抑郁，最终还是想在这个关系中间解决问题。就像《疯犬少年的天空》，它是一个很青春的片子，按理说可以不拍的，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界面文娱：对，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青春网剧？从市场上和创作上来说可能都不是最好的时候。
张一白：我不在乎别人说一个电影导演来拍网剧了，也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叫《疯犬少年的天空》，我看了，买了版权，就约作者来聊，聊出一个剧。小说的内容已经跟剧没什么关系了，你不知道出门那一瞬间和拐角那一下你碰到的是谁。
这部剧拍的素材可以剪24集、28集，但我坚持严格按照剧本的分集，剪成18集。我为什么要拍网剧？因为时间上它是自由的，不像别的电视剧都是41、42分钟，我也很喜欢我们的编剧，特别有才华，故事从开始，每一集的开始和结束，竟然都有设计，不是随随便便能剪掉的。这一集剧本需要50或者60分钟，它就是这么多，中间不能剪。
其实这些都是经济损失，但我觉得一个剧集作品的完整性（很重要）。而且我这么多年在电影积累的经验资源，可以把剧拍得电影感很强，拥有电影的叙事、电影的表演和电影的美术和制作，不是以前剧的逻辑审美质感。如果为了挣钱，可以剪成24、28集，但我的要求就是这个剧不能用两倍速来看，甚至不希望看这个剧的时候干别的事，这是我们做电影的对影像的尊重，不能说看得时候干点别的事，听就行了。如果你错过这个瞬间，就不知道后面的东西。
界面文娱：18集的网剧并不多，平台方会提意见或进行干涉吗？
张一白：对我来说没有，片子我说了算，都按照我的意志来做。
界面文娱：很多人都会在做网剧的时候提“电影感”，你的电影感是什么？
张一白：没那么啰嗦的，就是它的表演、美术、服化道，都是放在大银幕上也无懈可击的，不能有穿帮的。有的剧就只能两三天拍一集，做不到10天拍一集，我们要对这个剧有审美、有要求，还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