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电影暴露了我的内心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的主角李天然是个不能原谅自己的人。13岁时，李天然眼见师父被杀，吓坏了，像根棍杵在那儿，没能相救。收养他的美国医生亨德勒说这是应激障碍恐惧症，可他一直长到28岁，还是不能原谅自己，开始复仇。
“一个人不原谅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要干成一件大事。”姜文说。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故事有关成长，“复仇”是装载万象的壳。不原谅自己的李天然，同时是个需要父亲的孤儿。
姜文发觉人很奇怪，总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你妈生你，你见过吗？那你干吗相信她是你妈？相信他是你爸？最没见过的事儿你都信了。他俩其实是一样的”。
李天然和杀死师父的孤儿朱潜龙都对父亲与自我身份有天真而固执的认知。《侠隐》的版权拿了10年，一直没拍，因为姜文无法找到所有角色的准确位置。直到帮他们找到归属，确认朱潜龙的杀机成立，姜文才知道该怎么拍。“我对他这个角色（李天然）有多么感动，对他那个角色（朱潜龙）也同样的感动。”姜文说。
李天然一度将蓝青峰视若亲父。后来信任破灭，蓝青峰开着车，李天然躲在后座的阴影中，举枪对准蓝青峰，场面悲壮，他突然感到某种希望，希望中又有破灭，他想干掉蓝青峰，但又纠结。
这场戏，姜文拍得满意。他感动于片中人物对自我和“父亲”的认知。父与子的关系远没人们想的简单，可也没那么复杂，他一直在琢磨这些事儿。
现实世界中，姜文的父亲最近患了脑部疾病，认知出了问题，变回孩子，说话声都变了。这个父亲与姜文50多年前认识的父亲判若两人。姜文困惑，自己究竟该把父亲当成同一人，还是另一人对待。
父亲是姜文现实世界“摆不平”的部分之一。他最近发现自己摆不平很多事，这不多见。至少在外人看来，他在电影中向来呈现出掌控一切的自信。
如今他承认：“我以为我可以成长，可以变得很牛逼，可以控制局面，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这个局面是假的。”
过去两三年，每当脱离电影这个可控的场景，姜文时常感到只剩虚幻的时间。他说人类数千年，不过几个剧本，大剧本中穿插无数小剧本，人类照着剧本生活。一个舞台，剧本多了就要开打，打得一塌糊涂。剧本是人写的，可死的是真的生命，“我有时候也觉得奇怪，我也搞不懂这个，是生命重要，还是剧本重要？确实糊涂。”
可以摆平的是电影《邪不压正》的世界。不过，他倒不是为了用电影摆平什么，而是希望通过电影找到摆平问题所需的东西。比如复杂敏感的女人、阳气的男人、雌雄同体的枭雄。
他的电影中，女人是智慧，男人是孩子。《邪不压正》里，女裁缝关巧红比李天然复杂。她拿李天然当试验品，李天然不觉得被利用，反而帮助她，愿意跟她走天涯。
女人可以隐忍，可以复仇，关键时刻“挺管用”，即便枭雄，也一定沾了女人的思维。“我的电影暴露了我的内心”，他说自己很“女性崇拜”。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米兰、《太阳照常升起》的疯妈、《让子弹飞》的花姐、《一步之遥》的武六，个个充满生气，倒显得他浪漫，毕竟，他是那个讴歌的男性。
浪漫始于“嗅觉”，来源可能是一段音乐或一个短篇。他的好几部作品是从音乐开始的。写剧本时，他常将音乐声放大，在巨大的声响中，细节被一点点擦亮，他清楚地看见人物的衣服、表情和对话。
创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他在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里闻到儿时唐山老家柏油路及用于烧焊金属的乙炔的味道。他在味道中追赶画面，有时追不上，东西变了，他就把音乐倒回来听，追上了，再写下来。
但在他的叙述中，浪漫在他这儿无需发掘。浪漫的是生命本身。生死叠加，人人注定走向死亡，父母对待孩子却如对待不死的希望，人明知要死，却认真生活，“这多浪漫呀，同时也多悲凉啊。你不浪漫你根本没法生，必须要用浪漫来解释这件事”，他说。
姜文一早就明白，人生建立在误读之上，人跟人交流是困难的，沟通只能通过电影，“如果说没有《侠隐》的故事，我们仨也沟通不了”，饰演李天然的彭于晏和朱潜龙的扮演者廖凡在一旁大笑，“你以为我们能沟通？沟通不了。当然，通过共同的酒，或者共同的菜，也许能达到一时的沟通。但是不比通过一个剧本能够达到的持久”。
他的问题和求解都在电影中。他想在故事中寻找答案，在各种信念、价值观和生命的自由性里探索，从不同样貌的人身上多了解点人性。
对真相的追寻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开始了。“我”的记忆不断被“我”的叙述推翻。当夏雨扮演的马小军用破碎的啤酒瓶扎向耿乐扮演的刘忆苦时，笑声突然打断了画面：“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没法还原真实。”
真实无法还原，只能无限接近。接近的方法之一是破除常规。他塑造的角色多数是不寻常的，那些“不正常”的男男女女反而贴近现实。《太阳照常升起》里的疯妈，不教育儿子，甚至打骂儿子。不是理想中的、“正常”的母亲，观众觉得奇怪。
“但在现实生活中仔细去问，哪一个人的妈像一个正常的妈”，在和电影学者焦雄屏的对话中，姜文说，人们生活在不标准的生活里，却在电影中要求标准。
角色是这样，台词也是。当台词的功能性被舍弃后，看起来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其实更符合逻辑和心理。
请客吃饭，当主人的有两种态度。一种叫“主随客便”，有鱼有肉，有荤有素，尽量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礼数周全。还有一种叫“客随主便”，但凡主人觉得好吃的，恨不得全都招呼到桌子上。看起来有点“霸道”，却是实实在在的掏了心窝子，呈上的都是他认为最好的。
姜文显然属于后者。
《一步之遥》有人说看不懂，他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没关系。因为《邪不压正》肯定能懂。问他为什么这么笃定，他伸出一只手，把指头竖起来，“我有五个手指头，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廖凡：也该轮到你了
摄影师艾晓明曾经记录过2014年2月的一次拍摄。当时廖凡凭借电影《白日焰火》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帝，带着银熊奖回国，迅速被密不透风的采访和活动包围。在采访现场等待了一下午，艾晓明被告知不得现场拍照，当即与工作人员争执起来。是廖凡走过去调停，得知情况后，他对摄影师说，没关系，可以拍，公司那边他来沟通。
“那时他征服了我。”提起这段往事，廖凡的眼神产生了片刻的迟疑，似乎正在脑中调取当时的记忆。对廖凡而言，这样的瞬间数不胜数。在朋友的描述中，这个留着一圈小胡子的个性派男演员，有着与外表反差极大的敏感。他习惯处处照顾别人的情绪，也容易被周遭的状况牵引。
当天的采访多少能印证这些说法。与廖凡的交谈中断了两次。一次是因为彭于晏冲进化妆间，一边嘴里叫着“师兄”，一边给了廖凡一个用力的拥抱；另一次则是因为导演姜文到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廖凡的眼神不由随着他们移动。
这是廖凡的工作习惯，“随时保持全场高能”。“每一个细节都在自己脑海里琢磨，想着要把台词、动作配合起来，坐在那儿都是傻呵呵的。”导演刘奋斗曾经对媒体这样评价廖凡。廖凡和他两度合作，电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收获了一个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绿帽子》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奖。《绿帽子》里廖凡演一个女友出轨的男孩，先劫持人质，最后开枪自杀，有股血气方刚的愤怒。电影拍摄时，一个简单的场景，廖凡拍了38条。
话剧导演孟京辉形容廖凡进入表演有种“狠劲”和“敢劲”。1997年，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廖凡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跟着孟京辉排戏。在孟京辉的印象里，当年廖凡外表上还青涩，但在人群中一站，眼神、做派、说话，让人就能一眼看出他和别人不一样。孟京辉拍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临场换角找不到合适的人，是廖凡痛快地接了下来。那是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那会儿也拍过地下电影、小成本电影，后来才慢慢有机会参与商业片。但是好的东西——它之所以是‘好的’，那肯定是不多的。”廖凡说。
姜文筹备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廖凡去和他见过面，但并没有合作。过了三年，副导演打电话给他，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过去，五句话就敲定了合作：“姜文导演问我你干吗呢，我说在休息。干吗不拍戏啊？我说没有好戏。他说那你跟我拍戏吧。我说好啊，能看剧本吗。他说剧本还在修改，再等等，你会骑马吗？我说不会。他说，明天去骑马吧。”
《让子弹飞》里，廖凡饰演麻匪“老三”，和他以往演过的保安、皮条客、歹徒一样，身上有股亦正亦邪的劲。他觉得有意思的角色往往是这样的，并不那么分明。“在某一个层面，你看不出他的好与坏，加在一起才是全部，那样会更深刻一些的。”这样的角色通常不是主角，但廖凡觉得比起主角，这些配角的戏剧性更强，给自己的发挥空间更大。
柏林电影节拿了影帝，很多人觉得一直当绿叶的廖凡终于熬出头了。但是廖凡对“熬”这个词非常有意见。“对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是需要熬的吗？还算是一种享受吧。”而且从出道开始，他从来不缺戏演。别人调侃他“戏红人不红”，他自己也跟着调侃，但这并不是真正引发他焦虑的事情。”不是我吹牛，你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会一样，对工作、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是会有诉求的，但是并不在于红不红。”
他也会回顾自己以往的表演，比如《绿帽子》里的歹徒，“有杂念，缺少控制力”。他觉得自己这些年多拍了几部电影，与不同的导演合作，“也许能够将每一个导演要求的是什么了解得更准确一些，把拍摄过程中的杂念去得更干净一点”。他特别在“也许”上加重了一点，说话留有余地，这是廖凡的习惯。
2016年，姜文导演找到他。“说来聊聊，聊了好几遍，也不知道要演什么。”聊了三、四次，姜文把电影《邪不压正》开头第一场戏拿给廖凡看。“他说怎么样？我说精彩啊。他说，后面每场戏都如这场一般精彩！”
对于姜文的电影，廖凡总是心生期待。“姜文导演把日常的东西屏蔽了，在他的世界中，人物的走向是极具想象力、意料之外的，然而仔细琢磨又是成立的。”他甚至没问电影要拍多久就应允下来，“反正就是拍到结束为止呗。”《邪不压正》从开机到杀青前后五个多月，远超过一般电影拍摄周期，远低于廖凡的预期。电影开拍前，他和在电影里饰演他师弟的彭于晏到山里和武术指导们一起训练，主要是体能训练，也有一些拳路。电影真正开始拍摄，他发现事先准备的拳路根本用不上。“电影里打斗都是死磕型的。”
他在徐浩峰导演的《师父》里演过民国的咏春拳高手。徐浩峰拍戏有个习惯，片中所有的招数和套路都要到了片场，根据地形、兵器、人数，再按照拳理的一招一式和助手们去套出来。换句话说，廖凡要等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
电影《邪不压正》的拍摄过程也类似，只是姜文的工作方式似乎更能激发廖凡的肾上腺素。“台词非常密。第一场戏我感觉已经说完了之前一部电影的台词。新鲜滚烫的词给到你，是在拍摄十分钟之前。台词写得非常精彩，说不到位你会觉得非常遗憾。”
他回想起上次与姜文合作《让子弹飞》。麻匪“老三”在片中没有几句台词，廖凡在拍摄现场看见葛优、姜文和周润发三人言语间你来我往，神采飞扬，心中有一丝羡慕。等到自己上阵，才明白神采飞扬背后是什么。“你跟他拍过一次戏，但是最好还是把其他想法都抛开，当然你也没有机会去预设什么，因为台词到开拍才发到你的手上。怎么准备？”廖凡斜着嘴角笑了，“保持你的状态。”
在《邪不压正》之后，廖凡与贾樟柯导演合作了《江湖儿女》。《江湖儿女》里，他演一个底层的普通人。贾樟柯习惯使用非职业演员，廖凡于是想方设法把自己隐藏在其中。《江湖儿女》入围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外界认为廖凡“戏运”不错，猜想是否四年前柏林的那座银熊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确实得了影帝之后，机会更多了，”廖凡并不否认，“但是反过来想，即便是没得这个奖，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成长，也该是你了。就好比你是一个上班族，到了这个年龄，在部门里也应该是重要的负责人和执行者了。做演员也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也该轮到你了。”
彭于晏：花大时间做一件事
姜文喜欢在片子里涂满热闹的色彩，也喜欢在层叠的涂层下藏起单纯的少年之梦。《邪不压正》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前夜的北平，“华洋混杂，山头林立，每时每刻充满诱惑与杀机”。彭于晏在片中的角色叫李天然。李天然，一字一顿读出来，谜题仿佛解开，这一次，姜文的少年之梦藏在了他的身上。
彭于晏觉得自己在姜文面前像个孩子，但他马上又补充一句，导演自己也像个孩子。彭于晏不掩饰对姜文的崇拜之情，拍日本侵华的年代戏，枪要怎么挂在身上，衣领错开的角度，那个年代特有的石狮子，姜文考究得认真，要一点不错，因为艺术是对历史的记录与重现。“花三四年时间拍一部戏，一定是好奇心在支持”。
为了角色，彭于晏和廖凡一起去训练营进行身体训练。片中的师兄弟在片外也总是以师兄弟的名号互称。在训练营早上一起起床锻炼身体，在片场，两个人会搭伴暖身。打，打，打，无穷尽的打戏，打了几周过去，彭于晏打到脱水，练不下去了，还要练，因为师兄会开玩笑逗他，鼓励他，“师兄自己放松，也会让大家一起都变得放松。”
在云南拍戏，天朗气清，姜文会率先脱掉上衣，然后又“逼迫”彭于晏廖凡他们一起光着膀子，暴晒三天拍打戏。彭于晏回忆说，云南天空特别蓝，拍戏之余他们一起喝普洱茶，生活很值得玩味。
彭于晏习惯于把汗水津津的日子描绘得阳光灿烂。 拍摄《寒战》时，他和梁家辉饰演一对父子，在梁家辉的口中，彭于晏“没有大城市中长大的孩子身上那种过于自信，或者是过于自卑的状态，他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因为他阳光，人反应很快，所以你会觉得他很好亲近。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不管男女都会疼他，都会特别珍惜他。”
阳光的背面是阴影，可彭于晏身上显露一种近乎透明的天真感。出道时演露出虎牙的唐钰小宝，在《匆匆那年》里穿起校服回到香樟树满的中学时代，演《听说》中的黄天阔，头发如青草杂乱无章，可比划着手指做手语动作的样子，一板一眼都踩在青春的频率上。
许鞍华在解释找彭于晏拍《明月几时有》的原因时，用漫画中的人来形容他。任何时候被问起兴趣爱好，彭于晏都会说，喜欢漫画，喜欢篮球。在和体育记者交流时，他对篮球的熟悉程度被对方连连称赞为“老球迷”。
漫画与篮球扣着热血英雄的心结，自嘲是懒惰宅男的彭于晏也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下半句是哭的时候是真正的男人”。
《海贼王》中作者借路飞之口说过，“将过去和羁绊全部丢弃，不要吝惜那为了梦想流下的泪水。”而彭于晏的泪水像是被他太过坚强的自持稀释掉了。《悟空传》和《湄公河行动》两部戏拍摄日程撞车，他不得不在孙悟空和方新武两个角色之间来回奔袭，除去角色上的距离，还有两个相距遥远的片场在等待着他去克服。在北京要演无畏无惧的孙猴子，而几个小时之后，他又不得不在连环转机中深入马来西亚的腹地，去当一个隐姓埋名不露踪迹的卧底。余文乐说，为了演孙悟空，彭于晏每天要化妆八小时。
拍《邪不压正》的时候，彭于晏在几场屋顶戏后突然发现自己几乎不能再做任何大幅度的动作。检查后发现在脊椎的一节上长出了骨刺，“可能以前受伤，长出那个骨刺是对过去伤痕的一种保护”，他觉得这个骨刺在提醒着他注定要有流血流汗的时刻，人生与伤口相类，慢，钝，才会深。
和他合作多次的导演林超贤说，“这个年代很多人都想方设法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没想到还有年轻人肯花大时间做一件事，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中也有这样的演员。”
很多次拍摄，他几乎把“做到极致”当成自己的标准。问及原因，他并不觉得努力到极致是件如此稀缺罕见的事，因为让他追随的演艺界榜样们都是这么做的，他不会多想，只会追随。
例如马龙·白兰度，在拍《码头风云》期间，为了演好搬运工，在码头体验生活甚至和流氓拿酒瓶子打架。演教父为了像牛头犬一样有气势，脸颊里塞满棉花。
另一个榜样是罗伯特·德尼罗，他经常为了拍戏增肥以及减重，拍《愤怒的公牛》时为了演年轻时的杰克减掉7公斤，然后又花了四个月暴饮暴食吃肥了32公斤。他曾为了演戏成为了专业的萨克斯演奏家，也在拳击场上击败过专业的拳击选手。
追随着前辈的脚步，彭于晏也曾拿到过海豚训练师资格证，为了拍电影累计骑行超过11万公里，骑到臀部摩擦着火，也曾用三个月苦练手语，还学会过巴西柔术和综合格斗。
彭于晏从小与外婆和母亲一起长大，在他眼中母亲是勤恳的代名词，一人拉扯姐弟三人长大。后来他因为每拍一部戏就学到一项新技能而出名，而每一项技能也会以伤痕的形式在他的身上被记住，骑自行车留下的“破风疤”，练习体操时留下的“阿信疤”，他觉得都是母亲勤恳精神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烙印。
别人喜欢对彭于晏的努力发问，问他为什么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他会很简单地想到妈妈，妈妈说喜欢就去做，最重要的是你做得开心。他不大喜欢用苦情的口吻来追忆往昔——困难加在身上，站起来去战胜它，所得的甜味远胜于苦。
片场里少不了硬碰硬。姜文对细节要求苛刻，彭于晏却也乐在其中。和主创聚在一起讨论创作是他在拍片时最享受的部分。
“近看鬼打架，远看是幅画。”他学过油画，最开始提笔时会慌，时间久了，开始明白离颜料和线条过近的时候，容易看不到全局。日后成了演员，便懂得了按捺下想要一眼看见结果的迫切，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拍下去，然后和所有观众一起等待剪辑成片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