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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昇齐楼，由爱国华侨捐资修建于1932年，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社区官新合村。
其正门向南，面宽34米，进深27米，建筑占地面积约674平方米，是一座炮楼拖两横屋的炮楼院式建筑，土木结构，平面呈长方形。走过近90年，新昇齐楼经历过风风雨雨，见证过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也镌刻着可歌可泣的红色印记。
新昇齐楼钟表装饰具有南洋特色。
龙河之滨，满眼苍翠。沿着盛平社区官新合村道拐入一条小巷，穿过一排老屋，直至巷子尽头，新昇齐楼便展现于眼前。自1932年建成以来，直至今日新昇齐楼仍然是片区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乱世枪声早已不在耳畔，但这片红色热土的故事却留于人们心间。89年的岁月流转，新昇齐楼就像一位耄耋长者，饱经风霜，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庇护过屋檐下的人们，留下红色的印记；更是在盛世和谐的今天焕发新颜与活力，将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
新昇齐楼。（李婧摄）
龙河之滨的守望：一座炮楼护佑一方
推开新昇齐楼的门，“咯吱”一声，思绪便回到从前：动乱的年代，印尼华侨心系家乡，一座坚固的炮楼拔地而起，从此，便成了这片热土的守望者。
盛平官新合村，坐落于龙岗河西岸的静谧村庄，新昇齐楼被村中一片民房所包裹，深藏于曲折巷道的尽头，并不显眼。
尽管几年前官新合居民杨春花和家人就已搬离新昇齐楼，但每逢有亲人从印尼回乡探望，她还是要带着他们到这里看看。毕竟，当年是自己的公公官淑佳出资建造了新昇齐楼，这里还留着回忆，藏着乡愁。
推开新昇齐楼横屋的门，伴随着“咯吱”声，杨春花也打开了回忆的那道锁。听闻，清朝末年，官新合村村民官淑佳南下印尼，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功成名就，成了华侨富商。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官淑佳心系家乡，决定建造一座客家炮楼，以此防御土匪强盗，巩固家族地位。于是，他委托亲弟弟用了两年多时间精心修建了这座新昇齐楼。
如今，穿过村道小巷，新昇齐楼已是满墙斑驳。建筑正门向南，面宽34米，进深27米，建筑占地面积约674平方米，是一炮楼拖两横屋的建筑，土木结构，平面呈长方形。新昇齐楼兼具防御与民居的功能，这样的建筑形式在众多岭南炮楼中并不鲜见。东南角外侧附建两排横屋，两横屋之间西向有侧门，前横屋两大门上有灰塑“如日东升”和“门观大道”，明显看得出岁月洗礼的痕迹，但依然苍劲有力。两座横屋至今保留着原有的木质和模样，走进其中，厅堂上方设有图案精美的子孙杆，分别写有“百子千孙”和“长命富贵”，寄托着主人对子孙兴旺、薪火相传的美好愿景。
官新合村。
两座横屋东侧与一座高五层的天台山墙式炮楼相通，站在炮楼院内抬头望去，其四面均有开窗，与其他炮楼并无区别，炮楼顶部装饰则凸显着自己的特点：四周有铳斗，呈现拱形凸起的山墙样式，有莲花图案的装饰；正南方向的铳斗内有灰塑仿印尼样式的摆钟装饰，摆钟两旁则是两个“锦鲤吐珠”样式的排水孔，下方则有“新昇齐楼”字样，两边标注着“民国廿一年（1932年）造”的字样。历经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89岁的新昇齐楼，无论是科学的建筑结构设计还是精美巧妙的装饰，都凝结了客家人修建房屋的智慧。
“从建筑本身来看，新昇齐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客家炮楼和印尼装饰风格的结合。”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秘书长曹伟多年前就曾到访新昇齐楼，在他专业的眼光看来，上世纪30年代初，新昇齐楼建造时使用了当时最好用料。“比如使用了糯米、红土、沙子混合而成的三合土，所用木料则为最好最粗的水杉原木。”曹伟说，整个建筑没有看到一个铁钉，全部是榫卯结构，“这种结构不但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
“公公在印尼生意做得很大，生育了12个孩子，只有我丈夫和三哥留在官新合村。”杨春花说，自从她嫁入官家就一直生活在新昇齐楼，有时回到这里，目光所及皆是以前生活的美好回忆。“原来横屋中还有一口水井，水质清甜，供给全家人的生活。”杨春花说。如今，官氏家族亲友基本都在印尼生活，而这座历经风霜的新昇齐楼则成了他们联结亲情的信物。甚至，每当有亲人从印尼回乡，灰墙黛瓦之下，登上木质楼梯的一刻，一股浓烈的乡愁便从心底溢出。
烽火年代的见证：抗击侵略的红色记忆
新昇齐楼就像是一位耄耋长者，他从历史中走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见证着他们每一次投奔战场。如今，他缓缓向后来者讲述着那段红色的记忆……
“打倒日寇，保卫和平”，新昇齐楼的三楼墙上留有这样的红色字样，这也是官新合村浴血奋战的红色印记。官新合居民小组组长、官氏家族第四代后人官旭东介绍，抗日战争期间，新昇齐楼曾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之一。
1940年底，残暴的日寇烧光了盛平村，唯独剩下这栋最高最牢固的新昇齐楼。“炮楼顶处的射击孔、瞭望口设计得很科学，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防御性。”曹伟赞叹道。因此，官新合全村的妇女儿童躲在这里，躲过一劫。而且在此期间，新昇齐楼更是作为东纵游击队抗日据点之一，游击队员们经常在这里联络、碰头、开会，也有前线伤病员在这里养伤。89年来，新昇齐楼更像是一位从风雨中走来的长者，经历了烽火年代，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官氏族人爱国爱乡、积极投奔抗战的红色情怀。
“在这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爱国侨领官文森。在抗战爆发、关系祖国存亡的危难时刻，他组织马来西亚有志青年成立‘文森队’回国抗日。”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监事长、文物保护专家彭全民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他曾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为祖国建设竭尽全力。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人莱佛士率兵占领马来西亚以后，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特别是华侨移居的政策，于是大批中国人从闽、粤涌人，多数深圳人便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马来西亚的。移居马来西亚的深圳人主要当锡矿工人和割胶工人，因而深圳人去马来西亚俗称“过锡山”。
官文森的父亲就是众多“过锡山”者之一。清朝时，他从盛平家乡南下马来西亚雪兰莪古毛埠，以挖矿为生，家庭并不富裕。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官文森出生于这个贫苦的华侨家庭。官文森自幼学习中文和英文，在雪兰莪州政府担任12年的矿务巡员后，独资经营利成、福利、隆新三家锡矿公司，购置81公顷橡胶园，成为总经理。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广东大亚湾，惠州、广州相继沦陷，官文森等南洋惠属侨胞（其时龙岗属惠州管辖），怀揣赤子之心，纷纷挺身而出救国救乡。当年10月30日，南洋英、荷属地的侨胞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成立南洋惠侨救乡会，推举爱国侨领黄柏才为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在救乡会的带动下，各地很快成立惠侨救乡分会和惠侨救乡支会，他们团结10多万名侨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极大反响。
1939年初，官文森与侨领黄柏才、张育才等人商议，组织队伍回国抗战，并独资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女子救护及宣传队，也就是耳熟能详的“文森队”。回国前，“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到钱物一大批，药品七大箱，官文森还给“文森队”做了一面红底白字的队旗，每个人两套制服、两双胶鞋。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这一歌曲，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九龙东江华侨服务团香港办事处，随后再坐船到宝安沙鱼涌（今大鹏新区沙鱼涌），受到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的热烈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回祖国到东江地区参加人民抗日武装的达1500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祖籍深圳的华裔青年，他们先后成为部队骨干。作战中有33名祖籍深圳的华裔和240名原籍深圳的港澳青年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新昇齐楼向东，是官新合围屋，这座传统的客家围，与鹤湖新居的建筑结构和设计异曲同工，堪称“缩小版”的鹤湖新居。官文森带着家人回到祖国后，在家乡盛平官新合居住过一段时间。
1949年6月15日，官文森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参与起草《共同纲领》。9月21日,官文森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1年，官文森听闻盛平筹资建校，立即捐出巨款，兴办盛平小学。”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盛平小学退休教师官健民对于学校的历史故事仍记忆深刻，久久难忘。“官氏家族向来提倡男女平等，教育方面也是一视同仁，子孙后代皆可在余庆学校念书修身养性，可以看出官氏对教育十分重视。”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原高级工程师孙骞说。多年前，官健民还自发牵头组织修编族谱，他多方搜集资料、图片，修编成册后挨家挨户送到官新合村民手中。
据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官氏祖先文清公从广东五华（长乐）迁至龙岗上墟，其孙子新禄公勤劳致富，事业蒸蒸日上。随后，新禄公便亲手创建了八角大楼——官新合村。嘉庆年间，其移居崇元阁建造一座屋宇命名为“余庆堂”，寓意丰衣足食、人人有余、可喜可庆。
官新合村官氏家族始终以“九叮咛”和“九要九不要”为家训世代相传：崇文尚武、重义厚礼、爱惜廉耻、耕读勿废……这些官氏家训成为官氏后人做人做事遵循的准则。官家家训“九叮咛”：一、勤俭治家，至亲莫舍；二、择师教子，毋以鄙吝废学；三、兄弟贵和气，和气致祥，勿贪婪，贪必败，前车可鉴……如今读来，字字犹如祖辈父辈在耳边谆谆叮嘱。“九要九不要”更是用朴实的语言，规范着官氏族人的行为准则：一要父慈子孝，二要兄友弟恭，三要夫和妻顺，四要讲仁讲义，五要力读勤耕，六要安分守法……这些优良家风传统指引着官氏族人坚守廉、诚、智、信文化。
如今，官氏子孙散落世界各地，主要分布于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2017年底，移居香港的300名族人回到官新合，同族相聚，宴席摆了30余桌。类似这样的族群聚会在官新合越来越多，同祖同根齐聚一堂，讲述先辈开拓创业故事，颂扬祖辈优良家风，共同讨论家乡的建设发展，乡音乡情代代相传。
（来源：龙岗融媒）
编辑 刘思凡 审核 汪新林
（作者：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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