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热带雨》剧照 （IC photo/图）
《热带雨》扎实饱和的情节结构（不只是那缺爱女教师与冲动男学生的禁恋剧情），一下子把我带回我的新马记忆里。其实“新马”连说很不正确，新加坡华人和马来西亚华人对待华文传统的态度几乎是天壤之别，就像电影所暗示的一模一样。
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受邀去新加坡，参加新加坡作家节。与会作家只有我和阿乙是纯华语写作的，而除了邀请我的策划人，其他作家节员工几乎都不会说华语，即使会说，也会先说英语。大街上华语痕迹已经很浅，残存的多是作为一种旅游区的异国情调，只有新加坡华语作家英培安创办的草根书屋和一群年轻人组织的诗社，在勉力维持着华语文学和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尊严。
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死于新加坡的几种方式》，恰巧以热带的暴雨和失落的汉字贯穿：
“新加坡的暴雨总在我的身侧骤下
当我睡着时它在梦以外泛滥
让一个个汉字在雨林中长出真菌
它们比我爷爷还老，拒绝我的拥抱
一如那些灰鸽拒绝飞向苦难。
暴雨说着愤懑的闽南话
把自己包围，在放逐的岛上放逐着我
……”
马来西亚则不然，我也曾受邀参加槟城的阅读节，发现此间的华语环境依然生机勃勃，无论是杂志和新闻传媒这样的文化层面，还是街头巷尾商户的次文化层面，华语依然毫不违和地在热带浓艳的色彩当中显示自己的美与活力。
两者的对比，就像《热带雨》里新加坡场景永不停息的雨天，到最后马来西亚的场景就豁然放晴，回到马来西亚故乡的女主角华文老师阿玲也一洗阴霾，重展笑颜。因为她到底把漠视她存在的新加坡学校、不爱她的前夫、歧视她的前夫家庭甚至那个莽撞的恋母情结学生，都抛诸脑后了。
困于新加坡的不只是阿玲和她代表的华语文化，还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困于瘫痪躯壳的武侠片迷阿公。相声演员杨世斌饰演的阿玲的家公，是高难度角色，因为他最擅长的“说”被设定的脑溢血革除掉了，他也基本不能动弹，他三次动，都跟华文化有关——
第一次，伟伦在阿玲家做功课，不会写一个字，打算用拼音代替，阿公努力抬起手，斩截有力地用手指在伟伦的手臂上写了这个字：“帮”——他手指那几下的力度，差点让我以为他就是他天天在床上看的胡金铨《侠女》里出走的角色。第二次，是他观看伟伦的长拳比赛之后的鼓掌。第三次，是他目睹阿玲不堪生活之惨淡而落泪时，他转头示意，让阿玲看到墙上挂着的书法：一个“笑”字。
许多影评都强调这里面的传承意味，不可否认导演有此用意。但事实上，在新加坡，这深陷困境的三人谁也帮不了谁，而伟伦的长拳源自他对成龙的崇拜——不，对Jackie Chan的崇拜，这跟全世界的男孩喜欢的又有什么不同？至于“笑”字，电影自己已经给出答案，它后来被瓢泼大雨淋得湿透，简直就像在哭。
阿公就相当于老舍的断魂枪，说着“不传，不传”，在风雨的骚动里魂断南洋。
也许只有那个梦是真正的传承。阿公的灵魂幻化的婴孩，除了传宗接代的表层意味，也可以看做那一代人（相对于他麻木的儿子、阿玲的丈夫）旺盛、魔幻的生命力，就像在黄锦树、张贵兴等马华作家笔下的丛林鬼魅，又像胡金铨的侠客，有自己的能力穿越肉体的桎梏、穿越生死。
某种程度上，阿公与伟伦是一个人的两重生命，两者压抑的欲望都通过功夫的意淫发泄。而当阿公逝去，伟伦便成为阿玲身边唯一的有情男子，两人的情愫在雨水浸淫中渐渐发酵，超越师生的禁断，一切水到渠成般自然可喜。那些说情欲戏是强奸的人，应该也是完全不晓得自由滋味的人，在电影的死胡同困境里，伟伦是阿玲唯一的自由，如果不是伟伦太莽撞太急于进入分手的戏剧性，说不定阿玲还会考虑与他有所继续。
为什么不呢？当周围的男人尽皆虚伪，好男人随着她曾捍卫的那个文化死去，真诚的小鲜肉为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选项？
雨水在阿玲确知自己怀孕的时刻停下来，就好像终于完成播种的使命。接下来是阳光的事了，阿玲回到马来西亚的故里，母亲恍然不知那一段是遥遥向《悲情城市》的致敬，最终生育／传承与否的决定权在阿玲手里，在她和她母亲那样强悍地在彼邦说着乡音，直到彼邦成为此乡的女人身上。
廖伟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