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起他们的名字，我都心痛不已。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等他们回家。
1942年5月，惠通桥畔，我看到无数战友，被日军的机关枪射中。他们所开的车以及车中的货物，都被日军侵占。
很多战友无奈之下跳江，日军又对江面扫射，江水都被染红了，江面上飘着好多帽子。
当时，怒江的水流那么急，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李天云、焦谷、李则民，就是那时牺牲的。
一
我叫李民生，原籍河北沧州。
14岁那年，我跟随爸爸来到上海，此前，我在河北的乡下读了4年私塾。
爸爸在上海做起了小生意，卖糕点和酸梅汤。站稳脚跟后，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将我送到了上海南市青心中学读书。
这是一个由法国人办的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学校是寄宿制，我每周都从学校回来去看父亲，但他从不让我帮忙干活，他说，我是读书有文化的人，不要干这些粗活。
爸爸没读过几年书，但在他看来，我是读书人，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不久，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被战争击碎了。
继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上海在经历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后，也沦陷了。
我们的学校不在租界内，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书是没法读了。
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许多青年都积满了强烈的抗日爱国情绪。当时，上海的商界和很多爱国人士为支援抗战筹款筹物，我也加入到救国行列之中。
△李民生
我们把爱国人士捐赠的食品、毛巾等生活用品，搬到上海市区东部的军工路。在军工路的黄浦江边上，我们把东西分发到驻守在那里的抗战士兵手中。
我时常看到，黄浦江上，有一艘兵舰，写着“出云号”，上面挂着日本国旗。
我必须要参军，不反抗，那是要亡国的。
1938年，我加入上海浦东南汇县驻地的忠义救国军第一大队。当时，我在司令部当传令班副班长，参与了除汉奸、偷袭日军的行动。有一次被伪军包围，我们突围后到浙江的奉化县休整。
随后，我被选送到湖南，在参谋训练班学习，我与爸爸失去了联系。
二
1939年，湖南长沙大会战前，我被选派到云南省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担任华侨先锋运输大队九中队上尉队长，驻地在云南边境的遮放镇，任务是运输援华抗战的物资。
华侨先锋大队大多都是从南洋回国抗战的爱国华侨，以新加坡人居多。
我所在的华侨先锋运输大队九中队有100多人，60辆车。每趟运输，都会有两名驾驶兵，共同前往。
△南侨机工
我的工作就是指挥华侨他们装货，并安排他们把货运送到指定位置。尽管我年纪比较小，但他们都很照顾我。
1940年开始，海外援华物资增多，从仰光顺伊洛瓦底江到八莫的东西多了，华侨大队扩充两个大队，我们迁驻八莫。
有一次，我带队到腊戌的仓库取货物，当时，我和仓库管理员发生了口角，那位仓库管理员在我的胸口捶了一拳头。
当时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中队的战友们知道后，集体出马把仓库管理员揍了一顿。
后来上级知道此事后要追究责任，当领导问是谁出手打了人时，九中队的战友都站了出来。
领导看了之后，无奈地挥了挥手说，你们都给我站回去。
有时我和战友一起吃饭或休息时，他们经常拿出妻儿的照片一起看，很开心。
有个战友拿着一张全家福给我看，指着上面的三个胖乎乎的孩子说，“看，这是我家的一窝小猪仔，三个。”
另一位战友，时常讲起了他的女儿，说女儿特别聪明，每天都会把从山上采的野花拿出去卖，卖的时候还会说上一句“谁救国，就买一朵花。”
这些，都是我在滇缅公路上，最温暖的记忆。
三
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腊戌、八莫两处进入抢运。
上级下令，人轮流休息，车不停。有故障车辆立即抢修，当日修不好的，连夜抢修，车要装满吨位。
4月底，我带领五辆空车回八莫，到腊戌和八莫分岔路口时，见到这里由腊戌向边境撤退的很多车辆和人员。
我询问了驻腊戌二大队的人，得知仰光分处已撤到腊戌，处长潘其武正紧急督促撤退工作，他说，腊戌不保，日军很快到达中国边境，劝我不要回八莫。
缅甸各地光靠英国驻军是挡不住日军攻击的，何况腊戌到中缅边境是宽阔的柏油路，日军很快到这里，完全可能。
但考虑到八莫地处偏僻，又无现今通讯设备，前方的消息太重要了，我得将消息送回八莫。
△缅甸撤退
回到八莫，我立即向支队处长、大队汇报了在岔路口的所见所闻。他们已接到仰光等地被日军占领的坏消息，也正在撤退准备。
同时还得知，有一股日军顺伊洛瓦底江北上八莫。
八莫到南坎段是单行道，从八莫开车时间是晚上八点，我准时率十二辆车出发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抢运，也是一次危险的行动。
车队到南坎公路管理站，我看了下表，是夜里三点多，登记时，我问了站上的人员，岔路口的情况，他们说无异常变化。
大家听了都高兴，也就放弃了行车规定，没有停车派人步行到路口侦查。
到达路口后，先头车辆顺利通过，我正在高兴。第十辆车通过时，枪声响了。突来的情况，把坐在旁边的勤务员小刘吓呆了。
我惊慌中，准备超越前面两辆车，阻止他们前进。但为时已晚，最后两车在枪声中勇敢闯了过去。
四
大车闯过岔路口，方向变了，日军不容易追赶。车上的货物挡住了驾驶室，驾驶员还算是安全。但我们的吉普车车厢是一层帆布，中枪人必有伤亡。我觉得没办法通过了。
回去八莫吧，要等天亮后八点，管理站才准通过。在这里要等几个小时，更危险。在既不能过，又不能退的急情下，想到吉普车的加力档能爬过六七十度的山坡，自己也清楚这里的地形。
公路两边是大斜坡，上面是草地，从山坡中闯过去，随时都有危险，可这是唯一的希望。天亮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山坡地形不全是一样，车在半坡上横行有侧翻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一不小心就是车毁人亡。我们冒险走了一会儿，更坏的地形出现了，有一条坡度大的干沟。
直到这时，我才慌了神。
△滇缅公路
恐惧、失望全来了，手脚随着心脏在颤抖。
我叫小刘跟随车后走，避免翻车，使两人都出现伤亡。万一被敌人发现也便于逃走。
几乎每走一步，车都在跳动晃悠。历经艰险，我们才再次回到公路上。
我警惕向岔路口方向看了看。月色蒙蒙，什么也看不清。向东望天空，已微露曙光。
到达遮放时，天已大亮，战友们见我也穿过了日军封锁，都很激动。
他们告诉我，最后通过的三辆车，有两辆车的后车厢上，满是弹痕。
五
我们一路撤退，日军步步紧逼。1942年5月初，我们到了惠通桥边时，日军枪林弹雨，也到了惠通桥畔。
惠通桥，架于怒江之上，位于龙陵和保山之间。桥的东岸是中国守军，而桥的西岸，日军的先锋部队奔袭而来。
炸桥阻敌，已然迫在眉睫。
我过桥时，情况十分混乱，公私车辆和难民争相过桥。枪声、爆炸声、哭喊声乱作一团。
桥两端被停滞的大车堵住。吉普车小，我就不停在大车之间穿梭。
过了惠通桥后，身后的枪炮声让我无法停车。我径直开到了东岸的山上。当我穿过东岸的防线后不久，一声巨响，惠通桥被炸毁。
△惠通桥
我拿起望远镜，想要看看战友的撤退情况，却看到了这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幕。
我们队的李天云、焦谷、李则民，他们三人没能过桥，被日军射杀。
惠通桥炸毁，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我们中队随之解散。
我是罪人，一直有很深的愧疚感，我对不起他们，他们跟着我这个队长出生入死，可我却没带他们撤退回来。
“小猪仔”们，还在等他们的爸爸回家。
那个“卖花救国”的小姑娘，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在哪里长眠?
六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重庆，一位同乡见到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找你找得好辛苦?”
同乡告诉我，我参军后，爸爸也做不成生意了，到处找我，打听到我到了湖南，他就一路找到我原来的部队。
但那时，他已身无分文，没法继续找我，他就地参军，加入了我原来的部队，在部队当文书。
后来，武汉会战爆发，爸爸随军上了战场，在武汉阵亡。
在上海，爸爸卖的酸梅汤，叫天富酸梅汤。不仅卖酸梅汤，也卖糕点，店前面有个日光灯，有个牌子，写着天津产品。
爸爸做的酸梅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渴，但爸爸不让我帮忙做。
酸梅汤的味道，只能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抗战前，我和爸爸在上海过年，爸爸领着我去看大戏，我们一起散步，他一直跟我说，做人要正。
他说，我要敢学坏，就打断我的腿。
△李民生
爸爸是因为找我才参加了抗战，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0岁，他叫李春轩。
别说尽孝了，连尸首都不知道在哪。我是一个不孝子。
70多年过去，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
我希望，有人能记得他们。他们是李春轩、李天云、焦谷、李则民......
口述：李民生
作者：李萍
编辑：普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