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徐统雄出生于粤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汇城村，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因家贫，16岁的他辍学赴新加坡随父经商。不久，便独当一面，独立经营7家商贸公司，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华人富商。因为他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誉为“国叔”。
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大金主
1905年冬，孙中山赴南洋宣传革命，徐统雄认同其思想，积极支持革命。当1906年孙中山再次赴南洋宣传革命而驻新加坡时，徐统雄前往拜访，并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徐统雄原名徐港宜，字洞云，孙中山认为“洞云”有遁世绝俗之意，遂为其改名为统雄。
自从认识徐统雄之后，孙中山每次到新加坡，食宿均在他家中。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徐统雄让母亲帮助照料孙科。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为加强与南洋侨胞的联络，争取支持，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由徐统雄负责。当时，他在新加坡一带根据孙中山指示，协助邓仲元发动华侨为革命募集军饷30万大洋。并典卖了7间店铺及其资产，捐做革命经费。据《星岛日报》报道，他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多次写信给徐统雄，请设法为革命筹款。他在1917年10月15日的一封信中说：“徐统雄先生大鉴：九月十四日来函，并清单一纸，均悉一切。前由台湾银行汇大符兄手贰仟元，及交邓子瑜兄带来壹佰壹拾伍元贰毫，均经收妥，已嘱财政部来单分发收据。段氏以武力力逼西南，风声正紧，刻与唐、陆二公分道出师，以靖国难。弟需款之急，非言可喻，请与同志诸公源源接济，俾竞大功。”
1919年，“国叔”回国省亲，察觉出中国侨胞，每人船票一张，而女子的船费，则需比男子高一半。此不平待遇，形同勒索。遂向洋人船务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几经交涉，终告成功。潮州人士，深感他仗义执言，解除民困，在新加坡八邑会馆门前，立碑记述，以记其功。
徐统雄在韩江治河处卸任时，仍存公款4000大洋，人家劝他设法销账，不必移交。他笑道：“我要赚钱的话，南洋7间商店早发财了！”遂将存款全数移交无误。其祖屋德庆楼是徐统雄手上盖的，房前屋后都是邻居的菜园、厕所，徐统雄有一次返家，地方官吏前往拜访，看见门前道路狭小，建议他出面向邻居割让土地，以扩大道路。他断然回绝说：“我们家乡人多地少，寸土千金。村民仅有一点生产资料赖以谋生，我不能损人利己，我家走走小路不要紧。”
病逝前受到中共地下党密信
1920年，汇城村徐宗族在英雅乡有租谷共300余市担，英雅乡民要求减租，徐姓乡绅不允，引起诉讼。适值徐统雄回乡，族人以为他有声望，请他出面，以达到打赢官司、阻止减租的目的。不料，他反而积极支持英雅乡民的减租要求，并规劝族人说：“祖公已死了几十年，我们子孙后代还可以不劳而获，享受这么久的优待，岂可不知满足！”
原汇城村仅在中山公园设有避水所4间，不敷村民避难容身之用，后来乡人商定在刘家祠背增建避水所。当时，刘姓家人以为祠堂背动土会影响风水，有不同意兴建之议。徐统雄亲自前往劝道：“人家要修桥施路以利大众，而今，眼看村民邻里受浸，自己地势较高的房子也要腾出来让人居住，何况祠堂背一块空地呢？”在他的耐心劝说下，避水所终于顺利建成，村民无不额手称贺。
徐统雄还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1915年，他和陈嘉庚等一起，在新加坡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为发展华侨华文教育竭尽心力。1926年，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今三河镇小前身）和三河中学，致力甚巨。
1925年，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他应邀回国任广东东路公路处兼韩江治河处处长、潮梅财政视察员。在任期间，他先后在三河坝镇集资于黄贡坝渡口兴建拦水石堤，以保护河岸；在三河坝城内增建避水所数间，以备防洪。随后，他担任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委员，为华侨谋福利甚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大埔华侨，集巨资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1928年，徐统雄在新加坡向华侨募集巨款，兴建了全国第一家“中山纪念堂”（含“中山公园”），作为对孙中山1918年5月三河坝之行的纪念。事后，他再次赴新加坡。数年后，才回国定居。1935年，他出山任四川禁烟督查处处长。1937年又调任上海分处主任。抗战爆发后，告老还乡，不再任职。
1947年，已抱病在家的徐统雄收到大埔县中共地下党的一封信，内容是请他协助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他捧读再三，心情无比激动地说：“共产党还是了解我的平生抱负的。”不幸的是，徐统雄随即病逝，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