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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创科中心,香港有多难

一场社会运动,一场疫情,让香港经济陷入长达两年的萎缩。展望未来,等待香港人的是触底反弹?还是刚刚踏上一条漫长下坡路?

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独特,服务业占比全球最高,超过93%,占比最大的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在贸易物流方面,香港主要在转口贸易中获利,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

转口贸易之所以有利可图,在于各国对于香港和内地的区别对待。但在中美持续对峙的大背景下,这块收入可能说没就没。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业,则在低迷经济中依然稳健增长。但金融业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

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后疫情时代香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从业界到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创新科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但香港要发展创科的官方口号早已喊了多年,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还多次错失先机,症结何在?


人才难留

发展创科最重要的是人才。香港最引以为傲的是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具备国际化制度和环境,似乎是全国当中最具能力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但在急于求成的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并不愿意继续深造,据《2020年世界创新指数》,香港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数目为4026.5位左右,在发达经济体组别中表现弱势,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

香港大多本土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继续深造。


并且,无论教授还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愿意“坐冷板凳”。香港教资会数据显示,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另外,在香港,理工科课程难度较大,但就业前景却远不及金融、医科、教师等专业人士,在2018/19年,香港的工程及科技系的毕业人数也不少,占比超过两成,但毕业后从事工程师的人数仅占7.3%。除了薪酬差距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岗位,理工科的缺少“学以致用”的机会。

即使香港最后培育出来的很多优秀教师和博士生,相当一部分还都去了欧美、新加坡等地发展。

为什么香港留不住这批人才?

首先,是香港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过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GDP比重只有3.3%,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香港的研发开支也只占本地GDP的0.86%,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达2.4%,韩国和以色列均超过4.5%,瑞典、日本也有3%。正因为对研发投资不足,即使香港在高阶的基础研究,即上游部分在区内以至国际也赫赫有名,但始终发展空间有限,研发成果商品化的成功例子并不多。

其次,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大学教授以发表论文为目标,难以静下心来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香港不缺少好的大学,但是没有研究院。


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指出了香港创科目前的痛点:“香港有名牌大学,没有研究院,所以大学产生了科学、理论,但产生不了技术。”他提议香港成立专门的“研究院”,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态。

香港现有的研发中心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

而近年英美等经济体都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以美国博德研究所为例,设立目的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资助约1.5亿美元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成本高企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产业的另一障碍是成本高企,高科技企业不足。

香港在发展制造业上并不是没有机会,电子行业也曾盛极一时,集聚了大批国际高科技企业乃至工厂,例如飞利浦、摩托罗拉等过去电子行业的龙头,都在香港设立过亚太区研发中心和工厂。香港甚至曾经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芯片产业链。摩托罗拉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年成立,是摩托罗拉亚太区半导体部门中心。1990年,大埔“硅港中心”建成,为21世纪初时亚洲第二大的半导体测试装配工厂,每周能测试520万芯片。

不过,这些都是历史了。内地改革开放后,资本开始自然选择,香港轻工业逐渐北移到营商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区域。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布的一份分析称,不仅是新加坡,台湾、韩国都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保留相当可观的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在持续的创科投入中摆脱重资本重人力的传统制造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反观香港,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香港的制造业完全外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报告将这种现象归咎于香港政府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管治哲学,导致产业政策缺位和政府经济功能弱化。也因此,香港过去的产业一直由金融及贸易所主导。新增利润溢出到地产行业,地价不断高企,发展工业的成本变得更加高不可及。

由于土地、人力成本急剧上升,摩托罗拉工厂于2002年宣布关闭,生产线迁往天津、吉隆坡,后来“硅港中心”亦被改建为凤凰卫视的办公楼。

在产业结构大规模洗牌后,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工业”,相伴而来的“去科技化”影响深远。大量富有经验的工程师失业、转行、离港;高校内培育的创科种子因缺乏工业而选择北上落地,本地难造“独角兽”;中层蓝领岗位大减,阻碍了向上流动、加剧了贫富差距;年轻人进入科技行业的意愿亦大减,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事实上,纵观全球,一旦迈入“去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就很难再回去了,人工、土地各项成本太高,不符合经济规律。

在经济学人智库每年公布的生活成本排行榜上,香港常年蝉联第一。很多创业者到香港后,最不适应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食品。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创业过程中会转嫁为创业成本。

这为很多创业者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短视风气严重

从港府到市民,都对发展科技有过太多迟疑。中芯国际、大疆科技和数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发展科技的机会曾摆在香港政府眼前,却没有珍惜。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研究“十年磨一剑”的科技,打造“国际创科中心”,这当中不只需要商界转变对科技投资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顶层设计上有前瞻布局、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以“长远规划”对抗市场中追逐经济效益的“短视风气”。

眼见新加坡厚积薄发实现经济奇迹、深圳GDP反超香港,香港政府似乎已着手转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组建创新及科技局,目的就是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2016年,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施政报告》之中。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


2020年7月,港府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生产商若在香港设立新的智能生产线,可以获得最高1500万港元的资助。

反应在数据上,香港初创企业数由2014年约1100间,增至2020年超过3300间,聘用人数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但“再工业化”很艰难,且目前项目大多集聚在传统工业升级,而非推动先进制造业。据港府统计处2019年的数据,制造业GDP占比还是仅为1.1%,产值在过去5年始终在400-500亿港元间徘徊,2020年还大幅下探到420亿港元。

相比内地,港府政策的资助机制还是显得保守得多。自“十四五”规划定调要发展尖端科技后,针对半导体企业,内地地方政府的态度更大胆,财政补贴力度也更大,还有各种形式的购房补贴和子女教育补贴等等。在本地科研资源不足的深圳,市政府直接发起成立了规模达100亿人民币的“天使母基金”,与深圳本地部分科技创投公司签约,实行1:1的资金配套,战略性投资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创企业。

恒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振韬直言,港府若想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大幅度改革”,长期布局创科生态和制定鼓励政策,“投资都是跟政策来的,如果政策不鼓励,企业、工厂是不会落地过来的。”他解释,创科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回报周期相对长,“若没有一个很强劲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钟死掉。”

毫无疑问,香港有很强的动力使经济更加多元化——拥有雄厚的资金,良好的国际化服务(法律、信息),同时紧邻广东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以及内地的庞大市场。但香港能否转型成功,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尚取决于香港能否真正发挥自身所长及满足国家所需。

今年4月刚被委任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的倪明选直言,如果单打独斗孤军奋战,香港很难在创科上有所建树,全世界都在抢占中国市场,本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香港却一直慢半拍。30年前港科大曾经是全国唯一可以做出芯片的地方,但后来特区政府没继续提供经费升级更新,等于是“自废武功”。20年前深圳非常谦虚跑来香港寻求合作,香港完全不上心,错失了很多机会。如今深圳已是世界创科高地,香港在几年前才开始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香港创科中心的定位,实际上已是香港发展创科的最后机会。香港再不融入内地用好国家资源,很可能“过了这村没这店了”。(编辑:文东方)